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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杨一丹
天津卫本就是水陆码头，居民五方杂处，独特的地理位置成就了天津“戏曲码头”“曲艺窝子”的地位，梨园行也素有“北京学艺，天津走红”的说法。天津也是“中国现代话剧的摇篮”，不仅是现代戏剧大师李叔同、张彭春、曹禺的故乡，还以南开系列学校为中心形成了中国北方话剧运动的重镇，曹禺的代表作《雷雨》《日出》《原野》都与天津文化的滋养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从古至今浓厚的戏剧氛围和丰富的曲艺种类，使津门百姓有着“爱看戏、看好戏”的文化传统，也使得天津的戏剧文化和风尚氛围在全国独树一帜。
今年9月，“天津戏剧节”拉开帷幕，80余部剧作在津门轮番上演；4月开幕的“蹦豆儿喜剧节”从2020年亮相津门到今年已是第四届。经由戏剧节的整合作用，天津作为“戏剧之城”的文化名片更加亮眼。作为戏剧之城，自然承载着传承发展中国戏剧传统的更多期待，天津围绕戏剧文化作出的努力是否能够打造出独属天津的鲜明文化标志，能否做到“有特色、留住人、成体系、记得住”，这是摆在天津戏剧文化建设和戏剧节打造面前的重大课题，也决定着津派戏剧到底能够走多远、走向何方。
到底什么是“津派戏剧”？这一概念尚有很多理论问题需要回答。在戏剧史上，并没有“津派”这一明确提法，并不像京派、海派、关东作家群和川剧作家群那样有代表性的剧作家群和派系传承，也不像港澳台地区的戏剧因特殊的历史和地域而自成体系。天津更像是一个异彩纷呈的大舞台，多元包容令不同的艺术门类在此落地生根。1907年，天津建成了用于各种剧目展演的“慰亭堂”；1936年，中国最高水平的演出场所——中国大戏院落成，戏剧名角纷纷来津献艺，京剧四大名旦、四小名旦、四大须生，以及评剧、梆子、越剧、川剧、吕剧名家都曾在此留下经典演出剧目，京剧名家孟小冬、刘秀荣，评剧大家筱白玉霜、新凤霞都是在天津唱红后才名震全国，当时流传着一句话“不在天津唱红就不算红”。清末民初，天津也因特殊的政治地理位置而成为有着强烈思想启蒙意味的“戏曲改良运动”殊为活跃的地区之一，夏月润、田际云等长期在此演出。到了中国话剧萌发时期，天津是西方话剧输入中国的桥头堡和集散地，现代话剧艺术进入中国的两条路径都与天津直接相关，一条是经由张伯苓、张彭春自欧美直接引入中国，一条是经由李叔同和“春柳社”由日本带回天津，再扩展到全国。无论是戏曲还是话剧，天津独特的政治地理位置和文化底蕴，注定了她的戏剧不局限于地域性，更是具有普遍情感和共同价值、立足天津而走向大众的。可以这样说，天津的戏剧艺术历来是面向世界、多元发展、百花齐放的，因此，开放包容、多元并蓄注定是津派戏剧的核心要素之一。
按照通常的理解，某一地域戏剧派别的基本定义应当是本地人用本地语言写本地事，然而天津戏剧却没有这种明显的地域性。以出生在天津的戏剧大师曹禺为例，《雷雨》剧中鲁贵家，据曹禺讲述是取材于“老龙头车站（今天津站），一道铁栅栏门以外的地方”，“周公馆”的原型则融合了曹禺自家的“万公馆”和位于今泰安道13号的周学煇旧居；《日出》一剧的创作，灵感和蓝本也完全在天津，“地点也可以说基本是在天津惠中饭店，另外是南市三不管一带的地方，那里有很多妓院。翠喜、小东西是确有其人的”。另一部经典作品《原野》的写作缘由，与曹禺亲历的1917年海河流域罕见的特大洪水直接相关。可以说，《雷雨》《日出》《原野》都有天津人、天津事的原型，但却没有明显的“天津味儿”，以至于很多人至今认为《日出》是发生在上海“十里洋场”中的故事，更多的人认为这些作品都是超越于具体时代背景而深入人性本身的。另一位戏剧大师焦菊隐也是一样，同样的还有著名剧作家黄佐临、演员石挥——他们都成长于天津，但他们的作品却不是地域性的，而是与一些大都市、与世界、与人性接轨的。天津人艺1956版《雷雨》剧照
这或许又要回到天津独特的政治地理环境寻找原因。天津自古为九河下梢、拱卫京畿之地，近代天津更成为“九国租界”，中西荟萃、工商汇聚。天津的戏剧艺术历来是面向世界、面向人性本身的，超越地域性的普遍性和现代性成就了津派戏剧的核心要素之二。因此，定义和理解津派戏剧，或许并不只是在“津味儿”上下功夫，而是要回到天津历史文化和戏剧渊源本身的独特性，从人类精神世界的普遍性出发，在开放包容、多元并蓄、面向世界的现代性范畴内寻找津派戏剧的定义和发展方向。当然，谈到津派戏剧的特点，还有一个绕不开的关键词，那就是“哏”。近代天津形成了多元包容的城市文化，燕赵强人的豪爽义气、京畿遗老的随性豁达、市井小贩的精明算计、三条石工人的负重自强，最终都凝练成天津人乐观幽默的性格；这座城市的商业性质也使得天津市民普遍能说会道，“卫嘴子”由此而来。能说会道、诙谐逗笑不仅是天津市民文化的突出特点，也成了天津老百姓对各种艺术门类的基本要求，使得天津喜剧艺术门类极其丰富。话剧《日出》沉浸式演出剧照
确实，喜剧在天津有着很强的代表性，有着最深厚的审美土壤和消费需求。当下一些剧团创作的戏剧，动辄定位为“爆笑”，仿佛没有爆笑就撑不起“津味”二字，这种理解是片面的。如果一味追求笑，那么难免会丢弃戏剧背后更为厚重的精神内核。幽默乐天、民淳俗厚确实是天津戏剧文化的主要特点，但并不是天津城市精神和津派戏剧的全部。
除了喜剧，津派戏剧还需要什么？笔者认为，津派戏剧还有厚重的戏剧传统需要挖掘和弘扬。以话剧为例，新中国成立后，有一段时间，中国话剧史研究领域存在着“重南轻北”的倾向，这个“北”，指的是以天津南开系列学校为中心的北方话剧运动。天津不仅是话剧进入中国的桥头堡，更是20世纪上半叶戏剧革命的先锋城市。早在1908年，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便提倡开展课余演剧活动，用以贯彻戏剧教育思想，“藉演剧以练习演说，改良社会”；1916年，周恩来在南开《校风》周刊上发表文章《吾校新剧观》，阐明南开新剧的使命与功能，即对民众实现“开民智，进民德”的教育。从1909年到1937年，在张伯苓和张彭春的主持下，南开话剧演出剧目达到108部，周恩来、曹禺都曾是南开新剧团的主力演员，《一元钱》《新少年》《新村正》《争强》《娜拉》《财狂》等剧，不仅在当时的华北引起轰动，至今仍有着深远的戏剧史和社会意义。津派戏剧曾真正开启了中国戏剧的现实主义传统。王国维曾说过，中国人天生具有“乐天精神”，中国文学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悲剧，都是讲究“因果报应”和“大团圆”，而曹禺的《雷雨》则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命运悲剧，呈现了人性底色最深处的弱点与无奈……由此可见，津派戏剧有着光荣的传统，有鲜明的革命进步色彩、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和悲天悯人的深刻哲思，因此，当下津派戏剧的发展方向要勇于走出喜剧的舒适区，向着更广袤的生活和更深邃的人性进发，开掘更内向化的情感和共鸣，在追问人与社会最根本的价值中寻求戏剧表现力和生命力。历史上，“津派戏剧”虽无定义，但确实为中国戏剧史作出不可替代的卓越贡献；在当下，如何继续弘扬津派戏剧开放包容、多元并蓄、立足天津、面向世界的精神内核，同时进一步丰富新时代津派艺术气质，树立新的文化品牌，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首先，要丰富津派戏剧的文艺要素，就要持续输出原创好作品，在题材上要跳出市井文化和喜剧题材的舒适圈，对现代与传统、中国与外国、雅与俗等多元文化进行整合，深度发掘天津在近现代历史上的辉煌成就和在革命建设、改革中的先锋作用，接续传承天津文脉、突出天津的现代性精神，提升天津城市文化在全国版图中的战略定位。天津人艺近些年推出了不少具有天津特色的原创作品，《蛐蛐四爷》《相士无非子》《海河人家》《俗世奇人》等偏重于天津市民文化的“全景展览”，而今年10月上演的大型原创话剧《赶大营》，展现了津商的家国情怀，“在天津之外寻找天津”，这也对津派戏剧的题材拓宽和创新有所启发。天津人艺2024年《赶大营》剧照
其次，津派戏剧是多元包容成就的戏剧，要敢于成为百花齐放的大舞台。2023“海河戏剧节”和2024“天津戏剧节”都呈现出一种开门办戏剧节、资源整合、形成合力的思路，但美中不足的是，其中鲜有首演剧目和世界顶级剧目。2014年至2017年，天津曾连续举办“曹禺国际戏剧节”，大胆引进了代表当时世界戏剧舞台极高水准的《朱莉小姐》《耶德曼》《蘑菇沙皇》《在底层》《阿波隆尼亚》《查理三世》等剧目，俄罗斯话剧《兄弟姐妹》、中国国家话剧院《伏生》《朝天门》《金锁记》等剧目争相在戏剧节首演，由此，“来天津看戏”一时成为时尚。今天的津派戏剧要发展，更要大胆引入顶级剧目，敢于站在世界戏剧的最前沿，重回文化荟萃的桥头堡。最后，讲好“戏剧之城”故事，实现津派戏剧与城市历史文化的良性互动，推动戏剧走出剧场、走向生活。天津近年来根据小洋楼的历史文化渊源，推出了一系列沉浸式演出，成为引领全国风尚的文化现象。由此，进一步盘活天津的文化资源和文化地标，经由戏剧讲述城市历史文化底蕴，以文润城，以戏惠民，打造新的文化看点和消费增长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