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垮台后第一个公开否定“文革”的名人是谁？

1976年，“四人帮”垮台，在“两个凡是”笼罩的气氛中，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一针见血地说：“文革”搞糟了，“文革”的祸因是治国不靠法治而靠人治。此时，真理标准大讨论还没有开始，梁漱溟的话可谓先声夺人。

梁漱溟与毛泽东同岁。1918年，两人在杨怀中（杨开慧的父亲）先生的家里初识，当时梁漱溟是北大哲学系讲师，毛泽东则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20年后，梁漱溟到延安，在16天里与毛泽东有过多次交谈，有两次是通宵达旦，梁漱溟回忆说：“彼此交谈都很有兴趣。”

1950年1月，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再三邀请下，梁漱溟由重庆来到北京，毛泽东请他到自己家里做客，还专门派车接他，招待吃饭，由于梁漱溟吃素，毛泽东大声嘱咐：“我们也统统吃素，因为今天是统一战线嘛！”当毛泽东得知他还借住在亲戚家里时，马上派人安排，让他住进颐和园内的一处小院里。

1938年1月，毛泽东在延安会见来访的梁漱溟

在这段时间里，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关系十分融洽，经常来往，两人之间有时谈得兴高采烈，有时又不欢而散。也许正是不分上下的朋友关系，使梁漱溟一时忘乎所以，才惹出1953年的那段公案。

在1953年9月召开的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后来转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周恩来总理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在小组讨论的时候，梁漱溟的发言掀起了一场巨大的风波。

梁漱溟说道：过去中国将近30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很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

对于梁漱溟的发言，毛泽东很不以为然，他在讲话中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以仁政的意思吧？但须知仁政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此后几天，会议对梁漱溟的言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梁漱溟震惊不已。他的牛脾气又犯了，不顾一切地要求发言，并与毛泽东激烈争吵，直到有人在会场上大喊“梁漱溟滚下台来！”这场惊心动魄的争吵才匆匆结束。

随后，毛泽东给梁漱溟的问题定下了基调：虽“反动”，但不算反革命；要批判，但也要给“出路”。

30年后，90岁高龄的梁漱溟谈及此事，意味深长地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指毛泽东）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他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与毛泽东争吵之后，梁漱溟开始深居简出，很少开口。1956年11月，在“大鸣大放”的高潮中，许多朋友认为梁漱溟应当出来说说话，出出气，但梁漱溟沉住气，决定旁观一段时间，结果，在随之而来的“反右”斗争中，那些朋友当中的许多人被戴上了“右派”帽子，而梁漱溟却侥幸躲过一劫。

1966年，“文革”浪潮席卷全国，梁漱溟也在劫难逃，他的家被抄，不得不栖身于北京鼓楼铸钟厂两间小破屋中，政治上更是莫名其妙地被补戴了一顶“右派”帽子。

1972年底，全国掀起“批林批孔运动”。梁漱溟参加政协学习组织学习近一个月，却一言不发。于是，有人说梁漱溟与孔子有着割不断的“阶级感情”。梁漱溟终于开口了，他花了两个半天时间，讲自己对“批林批孔”的意见。他说，我只批林，不批孔。批孔是从批林引起的，我看不出林彪与孔子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不批孔，至于批林，我认为林彪谈不上有什么政治路线，不过一心要搞政变夺权而已。

梁漱溟这番话一出口，政协学习组立即开始批判梁漱溟。从1974年2月到9月，先后6个月地分小组批判，然后是两个月的批判大会。然而，当组织者询问梁漱溟有何感想时，他却一字一句地回答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1976年，“四人帮”垮台，在“两个凡是”笼罩的气氛中，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一针见血地说：“文革”搞糟了，“文革”的祸因是治国不靠法治而靠人治。此时，真理标准大讨论还没有开始，梁漱溟的话可谓先声夺人。

1979年初，全国第五届政协会议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当选全国政协主席，梁漱溟当选为政协常委。升了“官”的梁漱溟在这次会议上再次向“文革”开了火，时年他已85岁。

当时，尽管一批老干部在私下场合对“文革”已经开始否定，对“两个凡是”也表示了不同意见，但公开讲话否定“文革”的还没有，梁漱溟是第一个。

10个月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梁漱溟担任了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

1988年6月23日，95岁高龄的梁先生坦然告别人世。有人慨叹，一个入世的知识分子是很难保持自己的心境平和的，他会呐喊、激愤、忧伤、痛苦，而这常常不免伤及他们的身心，影响他们的个人生活，甚至使他们短寿。像梁漱溟这样，一辈子都直道而行，却又能活到95岁的高龄，不能不说是一个生存的奇迹。

历次政治运动中，梁培恕看到的父亲都“不记仇”，梁漱溟说：“正己再正人，而不是抱怨。这就是儒家功夫。” 一个红卫兵头头后来向梁漱溟承认了错误，很恭敬。他调动工作前，还交代过接替者，不要为难梁漱溟。

86岁的梁培恕和哥哥梁培宽在退休以后，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收集、整理父亲梁漱溟的精神遗产，这套由他们整理的《梁漱溟日记》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工作，两卷本的《梁漱溟日记》刚刚由世纪文景在上海书展上首发。8月14日，梁漱溟次子梁培恕来到上海长宁图书馆参加了文景艺文季活动，精神抖擞地做了20分钟的讲演。

8月15日，澎湃新闻记者按照约定的时间去跟梁培恕先生见面时，梁先生首先抱歉地说，能否把见面的时间缩短一点，“昨天演讲有点累，晚上见了民盟的老朋友有点兴奋，回来休息得太晚，吃得又太油腻，现在精神不是太好。”梁培恕在过去的20多年和今后的时间里，都要整理父亲梁漱溟的资料，“事情一直很多。”

在聊天中，澎湃新闻记者只提了一个问题，“以前只知道，您父亲梁漱溟先生在‘文革’中扫大街、扫厕所，结果翻开日记，真的是如此。他还很细致地把每天扫大街的情况都写下来了。”

“其实扫大街的事情，我们也只是知道而已，但不知其详。因为当时本单位的运动也很紧张，当时家兄在北大，我在建国门，爸爸在新街口，骑车都得一个小时，挺远的。‘请假去看看父亲’这个理由就不好，这是不积极参加革命。所以尽量避免去看他。‘文革’刚开始的三四个月很少见他。”

梁漱溟经历红卫兵第一次抄家是在1966年8月24日，他在日记里这样记录：“约八时红卫兵来抄家。两儿曾应其电话来家一次即去。政协来人两批，对我夫妇有斗争，书籍文稿及衣物均被拉去，用具多被打碎。是夜开始宿南屋中间一间，因灯光太强，睡不好，然心境尚平。”

抄家被斗细节，梁漱溟在日记里没有详细记载。“日记里，父亲都是记账式的，不太细谈别人和事情。偶然特别注意的时候，多说几句，通常就是某某人来了。他的很多事情，就是备忘形式记录，很少写感想。”

“第一次红卫兵到我家破四旧，父亲被斗，我在场。那天，我正在机关开会，正好有电话过来说，我们是太平庄123中学的红卫兵，我们在斗梁漱溟，你回来一下。我就告诉我们那的‘文革’小组领导人，然后骑车回家，有一个多小时路程。到家时是下午两点，批斗我父亲是从上午9、10点开始的。我到的时候，政协的十几个造反派也来了，他们开着卡车来，是来拉东西的。”

梁培恕后来知道，其实是政协造反派通报了太平庄123中学，告诉他们一个线索，谁谁住哪。所以红卫兵去斗梁漱溟，也就几句话，“因为不知道他是谁，干什么的。那个时候，红卫兵也很忙。一天要走好几场。”

梁培恕到的时候，院子很乱，都没有下脚的地，被褥、衣服、书籍、报纸、家具、碎瓶子撒满了院子，根本没地方走路。“这是红卫兵最放肆的时候，好好一个家具、收音机跟‘四旧’有什么关系，要以砸碎为快。那时，几十个红卫兵正在斗他，向他喊：‘你知道你有什么样的错误吗？’”“我父亲的态度就是几乎不回答。我觉得他有聪明应付的地方。比如红卫兵不许他戴眼镜，把他眼镜没收了。后来红卫兵找出个东西要他念，他就说：‘我看不清！’其实他还不至于看不见。这样就把眼镜还给他了。总之，他对付红卫兵的办法就是少说话，不采取对抗的态度。”

梁培恕在队伍里，看着别人喊口号，“我想的事情是他们（父亲和继母）晚上怎么吃饭怎么睡觉，因为厨房的东西全被砸烂了，床也被砸了，被褥也全扔在外面了。”因为在想这些问题，居然忘记和红卫兵一起举手喊口号了。有一个政协工作人员看到了，就问：“你怎么不喊口号？”然后梁培恕才意识到，坏了！只好说实话，对他们说，“我在想他们俩晚上的吃睡问题。”最后没有被揭发。

哥哥梁培宽比梁培恕晚到几十分钟，他们商量了策略，觉得还是用诚恳的态度跟红卫兵谈。“我还提了意见，‘你看所有的书都被扔在院子里乱踩，这里有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不要踩。还有政协发的预算文件，是保密文件，别流传外去。’他们不甘心，但也没办法不接受。最后我问，‘我们可以走了哇？’他们说，‘可以！’。”

在抄家后的头两个礼拜里，梁培恕没有去找父亲，也没通电话。当时没人照顾梁漱溟，挨斗的那天，梁培恕的继母还被人打得流血了，“可能她与邻居有些纠纷，有人乘机报复揭发了她。但我父亲没有挨打。”

后来时间够长了，梁培恕才写了一封信给父亲。“他被斗后禁止出门，连柴米油盐都不能去买，报纸当然也不能看，他没有任何获得信息的渠道。所以他不知道，红卫兵的行为是遍及全北京全国的。在信里，我首先让他知道，这是普遍现象，别紧张。”写完信，梁培恕不敢直接寄给父亲，晚上带到继母的妹妹家去，让她带过去。“她有点为难，因为刚去过，所以我让她过几天送。送信的时候让她带了一罐六必居酱菜。父亲看了信后，就好多了。”

梁培恕说，父亲梁漱溟的应付方法是，采取合作诚恳的态度，让红卫兵知道，他不坏。“这就缓和了关系。第一次抄家过了六七天，两个女红卫兵还进屋问老太太，你背上的伤怎么样了。”红卫兵也很想知道，这两人被斗后有什么想法，结果发现，他们没有抱怨也没有反对文化大革命，“我父亲还劝我母亲，这是反修防修风刮得大才这样的。他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解释红卫兵的狂躁。”

一个红卫兵头头后来几乎向梁漱溟先生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跟梁漱溟谈话时很恭敬，到后来甚至带有请教的性质。“他离开的时候，还对父亲说他调工作了，以后这里由某某负责。意思是，他已经交代过了，不会为难你。过了一段时间，他又来了，一直坐到半夜，一直想说，但又好像欲言又止。”

即便被抄家了，周围的邻居也知道梁漱溟是好人，所以尽可能少骚扰他。“比如有个王大姐，一起劳动抬土，抬了两筐后，大声说，您歇着吧，岁数够大的！邻居们也都知道，这是给个机会让他走。虽然只是一句话半句话的保护。但说明红卫兵能改变，邻居更容易改变。”

后来梁漱溟不被允许住在新街口的院子，就搬到鼓楼的小杂院，都是平民居住的地方，房子矮小，很热不通气。但时间一长，大家还是觉得这是好人。“那个时候‘深挖洞广积粮’，他们还排队去远处去挖洞。有一次两点钟集合，但没有赶上大家的队伍。结果回来日记里写：‘怅然而返’。他不是庆幸没去，而是怅然。”

这些细节都是梁培恕从《梁漱溟日记》里看出来的，“看日记要耐心看，不要觉得这篇没意思，那篇没意思。我一直说，要研究我父亲就一定要看日记，看多了，就知道了。”

在《梁漱溟日记》里，提到毛泽东的次数很少，而且也仅仅是提到名字而已。“他不太谈毛泽东，即便谈也是称赞。”

梁培恕还记得中共八大（1956年）的时候，梁培恕告诉父亲，“我们机关已经传达，八大不要铺张，只要写经验总结就可以了”。梁漱溟听了很高兴。“那时候，中国正跟着苏联反对个人崇拜。他听到这个情况，在日记里记下这么句话：毛公可谓贤矣。但是他其实并不知道内情。”

梁漱溟1956年在北戴河的时候曾打算写一本书叫《中共何以拯救中国》，但他后来没有写。“这是他从他的角度拯救中国，他写，一定是跟中国文化连着，跟中共后来的历史连着，跟毛周的成功连起来，还要把群众写进去，主要写自己要写的东西，不是（为党）宣传。”梁培恕说。

从历次政治运动中，梁培恕看到的父亲都“不记仇”，“但他还说，‘我认识阶级斗争的道理，但我要说句老实话，仇恨心在我心里起不来。”

梁培恕说，在他父亲看来，人是互通的，感情是可以交流的，“用儒家的话说，正己再正人。在这种特殊状态下，要知道如何先正己，我的反应如何，我如何用好的影响改变他们，而不是抱怨。这就是儒家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