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2024诺奖经济学奖得主达龙·阿西莫格鲁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达龙·阿西莫格鲁：

“包容性”制度有利于释放创新潜能

本报记者 |杨逸淇

早在1817年，英国人口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在给其好友、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信中就说过：“探寻国富国穷的原因是政治经济学一切研究的重中之重。”

近200年后的今天，这一研究依然热度不减。去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与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詹姆斯·鲁宾逊（James Robinson）推出新著《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繁荣和贫穷的起源》（Why Nations Fail:The Origins of Power，Prosperity，and Poverty），结果一纸风行，很快登上畅销书榜单。

阿西莫格鲁是当今世界负有盛名的经济学家，早在2005年他就获得了素有“小诺贝尔奖”之称的“克拉克奖”（John Bates Clark Medal）。经济学家吴敬琏在向“FT中文网2012年度荐书”榜单推荐此书时写道：该书给出了一个非常简明扼要的分析框架，用来分析各国走向繁荣和导致失败的制度原因，切中我们当下问题的关键。

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西方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制度困境”，这恐怕正是阿西莫格鲁这本书引起高度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

阿西莫格鲁的理论有两个关键词：“包容性”制度和“萃取性”制度。简而言之，“包容性”制度为大多数公民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和一个安全的制度结构。相反，“萃取性”制度则通过榨取大多数人的资源，把它们集中到少数政治精英身上。在他看来，不同的制度制造了富国和穷国的差别。

在阿西莫格鲁眼中，当代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是“包容性”制度发展得最好的，而美国经济不平等现象的大幅增长正在损害其制度的“包容性”。他认为，中国的“赶超型增长”缺乏可持续性。但他同时指出，经济增长本身可能会改变社会，这在历史上不乏成功实例。中国只有继续改革，鼓励“创造性破坏”，才能实现持续性增长。

尽管阿西莫格鲁的理论乃一家之言，但他在书中所描绘的一些情况在现实世界并不鲜见，诸如：富人移民，国家财富外流；一些人热衷于靠裙带关系发财……这也正是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忧虑之所在。

中国要实现“包容性增长”，真正进入世界富国之列，面临诸多挑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全球视野审视世界各国的“致富马拉松赛”，对于我们探索发展道路相信不无裨益。为此，本报记者日前专访了阿西莫格鲁。　　

【财富的倒转颠覆了“地理决定论”的传统主张】

文汇报：您在新书《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指出，只有那些拥有“适宜的经济制度”的国家才能够避免贫困。我们如何理解所谓“适宜的经济制度”？瑞士的经济制度对埃及是否“适宜”，或者说，新加坡的经济制度对中国是否适宜呢？

阿西莫格鲁：事实上，我们不大这样说。我们不大使用“适宜的”这个词。我们更多使用的术语是“包容性”的经济制度。《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的主要论点是，具有“包容性”经济制度的国家更容易摆脱贫困。“包容性”经济制度本身无所谓“适宜”或“不适宜”。在经济上，“适宜”于瑞典的经济制度同时也可能“适宜”于埃及和中国。问题是，在政治上达到这样的“包容性”制度是不容易的，通向这种制度的路径在不同的国家是不同的，而且，一种在瑞典取得成功的制度可能在埃及和中国并不有效。

文汇报：自从亚当·斯密以降，经济学家们一直在试图解答为何一些国家如此富裕而另一些国家却如此贫困。许多人将之归因于国家的地理位置。比如，哈佛大学的戴维·兰德斯（David S.Landes）在《国富国穷》一书中就指出：从关于产值和人均收入的世界地图上可以看出，富国位于温带，特别是北半球的温带；穷国则位于热带和亚热带。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阿西莫格鲁：那只是一个伪命题。诚然，就今天的情况看，温带地区的国家比热带地区的国家要富裕。但是我们要明白，解开这个谜团不仅仅涉及地理因素，而且与历史上出现的殖民主义及其演变有关。早期的殖民主义不仅直接影响了世界，而且它带来的制度变革也间接地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欧洲殖民主义者对热带地区国家和温带地区国家采取的是不同的制度，他们对非洲并没有长远打算，只是想捞到黄金或象牙一走了之，因此采取的是“萃取性”制度。比较肯尼亚、牙买加或秘鲁的殖民化与美国的殖民化，就会发现，制度才是肯尼亚、牙买加或秘鲁之所以比美国穷得多的主要原因。

那些“地理决定论者”既没有认真研究过历史，也没有发现到新的证据。如果今天有一些地方由于地理因素导致了贫困，我们应该从历史的维度上来考察地理位置与贫困之间的关系。

事实恐怕会让“地理决定论者”大跌眼镜的。看看那些被欧洲殖民过的地方：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印度次大陆，它们曾经也非常富裕，那里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要比北美或澳大利亚先进得多。从历史的角度对经济发展与殖民主义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就会发现，1500年前相对较为富裕的国家今天恰好成了相对较穷的国家。

同样的地理位置，古今贫富程度却不同，财富的倒转颠覆了“地理决定论”的传统主张。于是，答案就非常清楚了：国富国穷的决定性因素是制度，地理因素其实是次要的。根据我们的研究，若国家发展出“包容性”（inclusive）的政治及经济制度，国家便会兴盛。若制度是“萃取性”的（extractive），权力与机会都只会集中于很少一部分人身上，那么国家便会衰落。墨西哥、秘鲁和印度今天之所以贫穷，根源在于它们在被殖民过程中被植入了“萃取性”制度。

文汇报：在你们构建的理论框架中，“包容性”以及“萃取性”的政治经济制度模式是两个关键因素。能否为我们的读者简单阐述一下这两个概念？

阿西莫格鲁：“包容性”制度为大多数公民提供一个公平的（近似相等的机会）竞争环境和一个安全的制度结构，如保障财产权，鼓励对新技术的投资，这样的制度有利于经济的增长。相反，“萃取性”制度则通过榨取大多数人的资源，把它们集中到少数政治精英身上。这种制度不保障大众的财产权利，也不鼓励创新，因为提供这样的权利不符合精英的利益。

“包容性”制度与“萃取性”制度并非存在于真空之中。“包容性”经济制度与“包容性”政治制度互相支持。“包容性”政治制度平等地分配政治权力，从而确保“包容性”经济制度的生存。在“包容性”政治制度中，政治权力通过多样的方式进行广泛的分配，只是为了建立法治和秩序作为保障私有财产、市场经济的基础，才会实现一定程度上的政治集权。“萃取性”政治制度则将政治权力集中到少数精英手中，进一步加强了对经济体系的控制性，从而使其成为一个专为精英利益服务的制度。

当国家建立起“包容性”政治经济制度，就会释放每个公民进行创新、投资和发展的一切潜能，给予他们以力量，保护他们，国家便会兴盛。而一些国家之所以衰败，是因为它们被“萃取性”政治经济制度所统治，它破坏激励机制，阻碍创新，通过建立一个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和剥夺民众的机会来削弱民众的才智。

【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包容性”制度值得借鉴】

文汇报：历史从来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显然，在历史解释中，任何简单化的“函数关系”都会有失偏颇。因此，一个对繁荣和贫困进行解释的理论还应该把文化纳入阐释框架之中。美国学者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他最著名的作品《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中指出：欧洲正是通过征服、流行病和灭绝种族的大屠杀才建立起现代世界的。您是如何看这个问题的？

阿西莫格鲁：如果一定要我从下述两种解释中做一个取舍：一种是极为简单的解释，另一种解释则网罗了比如说25种重要因素，那么，我宁可选择前者。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和对我们的认识来说，将事情搞得过于复杂和琐细是无益的。当然，世界是复杂的。但除非你关注最重要的因素，将其从其他因素中提炼出来，否则，对你理解复杂的事物毫无帮助。在寻找繁荣和贫困的起源时，如果你要关注最重要的因素，你应该研究制度：探究影响经济发展的根本因素——制度——的作用，并追溯制度的形成过程，解释它在一国长期经济增长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理论的核心就是揭示“包容性”政治经济制度与繁荣之间的联系。

我认为，一种理论无法解释一切问题，但是它能够使我们聚焦于事物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有时需要从许多有趣的细节中提炼总结出来。因此，一种好的理论不是去如实地再现细节，而是为一系列进程提供一种有帮助的、有充足证据的经验主义解释，同时，阐明其中起作用的主要因素。

文汇报：如今，专事研究发展的专家们已经把成功的现代化称为“到达丹麦”。在法国左派的眼中，他们的梦想是“斯堪的纳维亚式的社会主义”；而美国的保守力量则担心奥巴马把美国带向“瑞典现代化模式”。您是如何评价北欧新模式的？

阿西莫格鲁：北欧制度如今获得了许多好评。无论是从经济竞争力，还是从社会安全保障，抑或是从生活的幸福程度来说，北欧四国在世界上都是数一数二的。他们避免了南欧的“经济硬化症”和美国的极端不平等。但归根结柢，北欧制度与英国或美国的制度并没有什么巨大的差别，尽管美国的制度今天正面临着根本性危机。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制度相比，北欧制度的最大特征是其“包容性”体制。至今为止，当代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以其赋予公民最广泛的普选权和相对应的平等社会，可以被称为“包容性”制度发展得最好的。比较而言，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以及亚洲的不少国家依然缺少这样的制度。

文汇报：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您所说的“制度”究竟是有待于内生出来呢，还是需要从外面植入？

阿西莫格鲁：制度如何能从外面植入呢？你可以那样试，但你永远不会成功。它们是规则和社会组织。除非这个社会的人民服从它们、维护它们，否则，它们就会枯萎。

文汇报：从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流》到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的《白银资本》，也有很多西方学者认为西方（中心）—东方（外围）的单元中心论的思维方式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历史本来就是按照多中心和多元的路径向前发展的。对于这些观点，您究竟怎么看？

阿西莫格鲁：我认为人们对制度的思考无关乎西方与东方的中心之争。当西方采取“萃取性”制度时，权力集中在君主手中，经济活动和知识的传播被抑制，因此，它是贫穷的、落后的。但当它改变了“萃取性”制度后，经济就开始增长。东方国家的真实情况也是如此。

文汇报：有论者指出，此轮全球金融危机已经使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的傲慢受到重创，于是，“西方究竟能够主宰世界多久”的问题在当下应该拿出来好好讨论了。您觉得这样的观点有其合理性么？

阿西莫格鲁：我认为情况不是这样的。我们担心的是美国经济不平等现象的大幅增长也在损害美国制度的包容性。真正的问题是，如果这种经济不平等变得越来越大，就会转化成政治上的不平等。如果一个人写一张银行支票就能为整个选战提供资助，那么，选举出来的官员怎么会具有倾听不同声音的包容性？

文汇报：在1820年前后，中国的GDP曾占世界的差不多三分之一，不过，当时清朝的制度很难说是一个开放和法治的体系。我们究竟应当如何来解释历史上的这些现象？

阿西莫格鲁：在1820年的时候，工业革命甚至还没有开始。世界上的每个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当时的人均收入都相对较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大，那是因为人口多）。中国的荣耀年代自那时起已经开始没落。一个更大的难题是“李约瑟难题”，即为什么在15世纪中国的技术先进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世界任何国家？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它犹如一道复杂的“高次方程”摆在了世人面前。我认为答案就在于国家制度的组合，即在于当时实行的一些法律和制度，以及一些经济激励手段。由于重农抑商的传统，技术的进步并没有在产业中得到推广应用，商业活动受到了抑制。

【对中国而言，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促进创新】

文汇报：您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多次分析了中国经济，认为中国目前的增长缺少可持续性。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阿西莫格鲁：我强调只有“包容性”制度才可能长期保证可持续增长。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萃取性”制度不会带来增长，历史上不乏“萃取性”制度取得成功的实例。17和18世纪的种植园经济让加勒比国家成为当时世界最富庶的地区，上世纪30年代与70年代之间苏联也经历过高速的经济增长。

关于“萃取性”经济增长，有一点十分清楚：它不能产生广泛的技术变革和创新，不能培育一定程度的“创造性破坏”，而这种“创造性破坏”对于创新与收入增加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已经部分改革了其经济制度。得益于经济改革，中国的农业首先获得了井喷式增长，此后，“中国式增长”的故事不断重演。但是，这种情况缺乏可持续性。一旦中国进入中等国家收入水平的时候，中国基于进口外国技术、出口低端制造业产品的“赶超型增长”之路就会走到头。

尽管最近几年中国一直强调“创新”的重要性，但中国经济增长依赖于现存技术和大规模投资，而不是“创造性破坏”。比如，民营企业的发展仍然有不少限制。

文汇报：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认为持续性的经济增长需要“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根据你们的研究，如果说中国经济缺少“创造性破坏”，那么，中国经济如何才能实现向基于“创造性破坏”的经济过渡？

阿西莫格鲁：持续的经济增长需要创新，而创新与“创造性破坏”是分不开的。“创造性破坏”就是经济领域的新陈代谢，同时动摇既有的权力关系。对中国而言，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促进创新，这一点在中国现有条件下难以实现。因此，必须进一步改革，建立起“包容性”制度。这是释放“创造性破坏”的唯一途径。

老实说，建立“包容性”制度并没有什么秘方可言。当然，有几个显而易见的因素是有助于“包容性”制度的成长繁荣的。 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媒体。在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及19世纪英国政治进程中，媒体曾经激励人民担负重要的角色。今天，诸如微博、聊天室、Facebook等新媒体也能够起到相同的作用。

文汇报：其实，正像您强调“动态性的政治变化”一样，中国不断地进行改革，恰是这种动态性的一部分。您对中国今后的改革还有怎样的建议？

阿西莫格鲁：我的回答依然是建立起“包容性”的制度。 现在不少西方人对中国能否转向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之路表示怀疑，其实，他们错了。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国取得成功的极为重要的原因：经济体制的调整和改造，即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鼓励提高生产力和发展贸易。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经验与那些尝试从“萃取性”制度转向“包容性”制度的国家并没有根本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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