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备受瞩目的2024山鹰户外教育大会在美丽的江门市鹤山香草小镇隆重召开。此次大会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户外行业精英、专家学者及行业爱好者，共同探讨户外教育尤其是全国户外运动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可持续发展之道。中国登山协会培训专业委员会委员叶卫东先生，通过对登山&探险历史上人与事的回顾，探究了登山&探险对于当下户外教育的价值与意义。
登山探险历史上有很多英雄式的人物，包括现在也有很多行业标杆性的人物，这些英雄式的人物和标杆性的人物就像灯塔一样在影响着在这个行业里的人，每个行业也都需要这样一些可以起到榜样示范的人，但问题在于大多数人看到的是其中风光的一面吸引人一面，而没有看到背后现实的一面不堪的一面甚至残酷的一面，无论是作为从业者还是想要从业的人，如果被这样一些信息误导了，做了错误的选择，以后就有可能后悔，就有可能要走很多的弯路，有时甚至都没有回头路可以走。我希望大家既要看到户外这个行业正面的地方阳光的地方，也要能看到负面的地方有问题的地方，对户外这个行业有客观的认识，才能有利于我们做选择做取舍。
我这个主题里面的主流与非主流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严格来说，登山探险本身就不是主流，登山探险本身就是要去走少有人走的路，甚至是没有人走的路，参与的人群少之又少。我说的主流跟价值观有关，跟国家跟社会跟市场需求结合度高的参与人数比较多的定义是主流，比如说做商业登山，或者营地教育，我认为跟个人需求结合度高的离社会离市场远的参与人数很少的我定义叫非主流，比如说《比山更高》里面讲到的自由攀登者。这里面大家都有自己的倾向性，这个不是问题，问题是在户外这个行业里我们往往分不清楚，分不清楚哪些是只要看看就好的，分不清楚哪些才是真正值得躬身入局一直追求的东西。在这里面，那些被包装起来的我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英雄人物、标杆性人物有时就起到了误导作用。
第一部分说的是在我眼中登山探险历史上代表主流的人物。这些英雄人物的登山探险都不是为了体验登山探险本身，他们是要通过登山探险来担负国家任务，完成国家使命。
比如说，斯科特和沙克尔顿都是上个世纪初南极探险的英雄人物。二十世纪初沙克尔顿第二次的南极探险，他出发前受到英国国王和王后的接见，英国王后给到他一面英国国旗，沙克尔顿主要目的不仅仅是到达南极点，而是要把这面国旗插到南极点，然后宣布南极洲为大英帝国的领土，先到先得。沙克尔顿的这次探险虽然没有成功，回国后也马上被英国国王授予爵士头衔，享受了国家英雄的荣耀。
户外的人都知道“因为山在那里”这句为什么登山的名言，也大都知道这句话是谁说的，这个马洛里能够成为登山英雄人物的背景其实也跟国家使命有关。
马洛里是1921年至1924年英国珠峰探险队的主要成员。当时由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组织的这支珠峰探险队目的并不单纯，比如说，在队伍的成员构成中，大多数成员都是现役军人或退役军人，马洛里也是刚刚参与一战的退役军人，这就像我们组织了一支八一队要做什么事情一样，肯定不会是单纯为了地质测绘、科学考察或者展示一下英国人勇攀高峰的人类精神之类的目的，他们的实际目的是为殖民扩张服务，无论是收集情报还是其它方面。二十世纪初是号称日不落的大英帝国最鼎盛时期，印度是英国最大的殖民地，珠峰就在印度的边上，前面的1903年至1904年，刚刚发生了英国侵藏战争，逼着西藏政府签署了《拉萨条约》。
马洛里在遇难后被奉为人类登山探险精神的代表也有很大的偶然性。实际上在1924年他跟欧文在珠峰尝试冲顶前，探险队的A组已经冲顶失败在先，A组的两位队员在到达非常接近珠峰峰顶的地方下撤了。A组的两位队员叫诺顿和萨默维尔，他们两位都是现役军人，并且也都是1922年前一次珠峰探险队的主力队员。我们都知道，这类探险，A组能成功就没B组什么事，A组不成功B组再去试运气。A组的队员往往也是一支队伍中最强的，而不是把最厉害的角色放到后面的B组去。
1950年到1964年十四座八千米山峰的攀登也是国家之间的竞争，登山者是在代表他们各自的国家来做这件事情，胜利者可以享受国家英雄的荣耀，这个跟在奥运会上获得了唯一的金牌差不多。比如说希拉里，他甚至不是英国人，但是在参加英国珠峰探险队成为珠峰首登者后，很快被英国女王授予了爵士头衔，成了英国人甚至整个西方世界的英雄。
1953年希拉里成为首登珠峰的英雄式人物同样具有偶然性。当时被分到A组的叫鲍迪隆和埃文斯，他们是俩纯正血统的英国人，而且他们一位是现役军人一位是退役军人。两人运气欠佳，氧气出了问题，体力透支，发生滑坠，无功而返，这才有了B组冲顶的机会。希拉里冲顶成功后下到大本营跟队友说的第一句话很能体现欧美人对山的态度，他说：“乔治，我们干掉了那个狗娘养的。”他说这个话与价值观有关，不好评价，希拉里做的另一件事可以体现出他的人品。他跟丹增·诺尔盖名满天下后，世人高度关注谁先谁后，两人约定保守秘密，对外的一致口径是两人同时到达峰顶。没想到丹增·诺尔盖去世后，希拉里出了一本自传，意思是说其实是我先到达了峰顶。他的原话是这么说的：“没有多久我就来到一片比较平坦的暴露雪地，这里再无任何障碍，四周都是无垠的空间。丹增很快跟了上来，我们极目四望，如入仙境。我们意识到自己已经登上世界最高峰，真是夫复何求！”说珠峰是世界上最高的名利场其实从希拉里那个时间就已经开始了。即便如此，希拉里仍被视为新西兰的国家英雄，他的头像甚至被印到了新西兰的五元纸币上。
接下来看一下我们国家的登山英雄。这是1960年从北坡首登珠峰登山英雄照片，他们是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贡布老人家前段时间刚刚去世。
解放以后，国内的登山探险主要在承担国家任务。1958年中国登山协会成立，1960年中国登山队第一次从北坡登上了珠峰，因为没有拍到照片，西方一直不认可，直到1975年中国登山队再次成功登顶并提供了更多证据后，西方才渐渐承认了这一成就。
在那么困难的时期攀登珠峰其背景是当时中国跟尼泊尔的边界谈判，珠峰属于争议地区。1960年3月份，毛主席在北京亲自与尼泊尔首相会谈边界划分问题，提议一家一半。到了5月25号两个多月以后，中国登山队就第一次登上了珠峰，1961年10月，中国与尼泊尔签订《中尼边界条约》，条约规定，珠峰北坡属于中国，南坡属于尼泊尔。如果没有这次珠峰登顶，边界谈判和条约内容可能会是另外的样子。
就是因为那时的登山是在承载着重要的国家任务，登山的遇难者那就是烈士。在八宝山就建有为纪念1957年在攀登贡嘎山时遇难者的纪念碑，现在中登协每年清明节都会组织人员去缅怀先烈。中国登山协会是国家体育总局下属的单项体育协会中唯一一个有烈士的单位，这主要是源于登山运动的特殊性和特殊的历史背景。
登山作为国家任务后面还有很多次，这里只举两个例子，一个是2008年珠峰奥运火炬传递，一个是2020年的珠峰高程测量。
到了2023年初，中国登山协会的年会提出的口号叫“新阶段，新高度”。我对此的理解是，新的阶段，新的高度已经不是登山的高度了，新的高度有两个，排在前面的是两个奥运项目，攀岩和登山滑雪，排在后面的是登山户外运动作为一个全民健身项目如何有序开展的主题。两个奥运项目同样承载的是为国争光的使命。
历史上登山探险都只是极少数人追逐的事业，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英雄式的人物，登山探险本身并不是最终目的，主要还是承载国家任务，而且他们的成功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越往后，才有越来越的个人把登山探险本身当作自己的选择，有的人追求的是登山探险本身带给他的体验和收获，有的人是要通过登山探险追逐世俗的成功。这些人群就是接下来我要谈的登山探险史上的非主流英雄。
梅斯纳尔被称作登山皇帝，是第一位完成十四座八千米山峰的人。他的第一座8000米的山峰是南伽帕尔巴特峰，蹭了德国的一支队伍，梅斯纳尔与他的弟弟一起登顶，但下撤时他的弟弟遇难。他跟德国人搞坏了关系，当时他还是个穷光蛋，于是才想着怎么阿尔卑斯式攀登的方式也搬到喜马拉雅山脉和喀喇昆仑山脉来，延续他对高海拔攀登的热爱。他也因此一发不可收拾，成了登山皇帝，成了8000米山峰阿式攀登的起点人物。
《现代登山探险史》一书中说：“1986年，当莱因霍尔德·梅斯纳尔完成14座8000米高峰的攀登后，登山运动从地理探险时代进入了体育竞技时代，地球上难以到达的地方都已经被人类踏足，剩下的问题只是：你能否登顶，以及你以何种方式登顶。”登山运动从地理探险时代进入到体育竞技时代应该从1964年算起，梅斯纳尔也是去爬别人爬过的山而已，其实谈不上有地理探险上的价值。我觉得梅斯纳尔的出现，倒是代表了登山探险已经由以前的国家行为在逐渐变成了个人行为，国家的角色在慢慢淡出，个人的角色在渐渐带入。
据说梅斯纳尔出版过至少70本书，但没有一本在大陆公开发行，目前只有一本台湾版的《登山皇帝的14座8000公尺高峰》被翻译了过来。究其原因，在台湾版的这本书里可以看出些端倪来。他不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等等。他还极度推崇藏传佛教文化，他所创建的梅斯纳尔山峰博物馆中有不少藏传佛教的展品，讲神山文化什么的。
最近一段时间，备受推崇的有这三个人，一个是瑞士机器乌里·斯特克，一个是电影《徒手攀岩》里的主角亚历克斯·霍诺德，一个是电影《登山家》里的主角莱克莱尔。这三位选择登山探险看上去似乎纯粹是处于个人对登山探险的热爱而不是其他什么原因，他们热爱并且擅长，没有别的。
接下来看一下我国登山探险的几个非主流“英雄”人物。
第一个是尧茂书。尧茂书被誉为“长江漂流第一人”，在1985年在漂流到金沙江段时遇难。他遇难后个人事迹被媒体广泛报道，在当时激起巨大的民族情感，后面才有了1986年更加受到关注的长江漂流黄河漂流。尧茂书漂流长江的想法主要受到旁边这个日本登山家探险家植村直己的启发。1980年，植村直己已经功成名就，跟随日本访华代表团来访，他到访西藏的小豆腐块报道激发起了尧茂书巨大的漂流长江的热情，他先是写计划书跑到北京国家体育总局提交申请，被拒绝后回家联系亲朋好友做各种准备。当他听到1986年美国激流探险队要来漂流长江时，他决定把计划提前到1985年，出发前他说服妻子把怀孕的孩子打掉，做了最坏的打算，但临到出发时还是被约好的队员放了鸽子，只能拉着自己的哥哥去陪他漂了长江起点一段，后面自己独漂时遇难。
余纯顺徒步中国主要是受到尧茂书和长江漂流黄河漂流的启发，当时他的生活中遭遇到了种种挫折种种不幸，正想要找到一个途径扬名立万，于是决定做一个当代的徐霞客，做第一个徒步环行中国的人。他用了八年时间徒步了四万公里。徒步到我的家长青州时我的一个做记者的同学陪他在青州走了三天，这个余纯顺就给我的同学讲了三天他徒步时各种艳遇故事，害得我这个同学想入非非，先是找了辆自行车要骑行全中国，骑了三天发现不行，于是改成骑摩托车，沿着黄河跑了一圈，后面还出了本没人看的书才算告一段落。余纯顺1996年在穿越罗布泊时遇难。余纯顺的事迹被媒体包装后影响了很多人，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在搞这种名堂。
这本书叫《比山更高》，记录了过去这些年国内最具代表性的自由攀登者故事。这些人对攀登有极致的追求，不仅甘于贫穷，甚至为此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这样的人极少，但又极为惹人瞩目，似乎他们成为了摆脱生活枷锁真正实现自我价值的英雄人物。
在欧美国家也有这样的人，同样是数量极少，只是按比例比我们高一点而已，他们过着另类的生活，过着极度自我、极度自由的生活。那在他们身上到底有什么东西比山更高呢？
我的结论是，在他们身上，追求自由的意志比山更高。这就像裴多菲在诗中写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比山更高》一书中写到的很多自由攀登者都已经遇难了已经没有了，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悲情与与荣耀，这些被作者记录了下来，让知情者唏嘘短叹，让不知情者羡慕神往。
大家如果去看肯道尔山地电影节或者班夫山地电影节的影片也会看到这样一些人的故事，有的人极为聪明，他们有着非常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但整体上他们是一些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甚至有一些是反社会人格的人。
这个我上纲上线一点说。欧美的这种亚文化算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反正统运动下面的一个小小的分支，是西方新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思想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跟西方近些年特别流行的LGBTQ群体彩虹觉醒运动有异曲同工之处，跟那些嬉皮士运动中追求幻觉革命、摇滚革命、性革命的人一样，说好听一点叫多元文化的一部分，特别强调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回避对于他人对于社会的责任与义务，除了对自己负责，对其他概不负责。这些人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除了他们追逐的登山探险以外，他们大多数人很难在一个复杂的紧密的社会体系里面长久的生存，他们既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当然他们也缺乏这样的意愿。
红牛敢死队的成员也是这里面一类很突出的代表。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只有那些自身有一定能力、有些好运气或者是不差钱的人才成为了这样的自由攀登者，普通人做自由攀登者几乎难以生存下去也搞不出什么名堂来。西方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其社会福利制度优渥到一定程度时也为这样的人提供了选择的条件。
作为一个群体来说，套用好莱坞影星安吉丽娜朱莉的话说，虽然他们一无所有，但他们自由了。
今年九月份我在骑行新藏线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像我这样纯粹处于乐趣和挑战去骑行的人反而没有那些直播带货、直播打赏的徒步者和骑行者多。这是我在骑行到红柳滩镇遇到的一个徒步直播的人，叫李小欧，她告诉我说，她已经徒步三年了，一直这样在路上，一路都在做直播。2020年我在玉珠峰西大滩待了一个月，几乎每天都有这种一车一人一狗的徒步者，有时还一天好几个。我认为这是自由攀登者的另一个版本，更通俗的版本。
曾经有不少大学生跟我说：他们很热爱户外，打算在户外从业。这时我一般会反问他：你有多少户外经历？你热爱户外的什么？你不是因为户外看上去很酷很光鲜很自由门槛又低而且还很容易得到别人的认可才这么说的吧？
我想要跟大家探讨的是，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但作为一个普通人，你真的想过这种自由攀登者的生活么？如果做户外教育，你希望向这类自由攀登者学习什么东西？
这里我想区分下自由攀登者和自主攀登者两个不同的概念。我理解的自由攀登者是选择自由攀登作为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人，而自主攀登者主要是那些拥有自己的工作生活但在攀登过程中去追求更多自主性减少对外部依赖的人。因为接下来孙斌教练会跟大家分享“自主攀登的意义”这样一个主题，所以特别说明一下。
最后一部分要谈的是户外登山探险活动具有哪些教育属性，从事户外工作或者从事户外教育工作可以有哪些选择。这首先会涉及户外活动包括登山探险具有哪些独一无二的或者说特殊教育属性你要了解，比如说游戏或者叫平面活动，它们根本没有一点户外属性，你不能说把游戏搬到自然环境中就叫户外教育。真正的户外教育一定是以户外运动作为主要载体的。
我认为户外教育具有两个方面的价值和意义。一个是户外登山探险活动可以实现个体性能力成长，一个是户外登山探险活动可以实现社会性能力成长。这两个属性不仅不一样，有时甚至是冲突的，户外活动的类型不同，组织形式不一样，可以起到的教育作用也不一样。
参与户外活动可以促使我们在个体性能力方面得到哪些成长？
比如说户外登山探险活动成为我们休闲娱乐的方式。进入到户外环境中人本能的就会释放天性展示个性放松下来，让人能转换一种方式，从日常工作和生活中解放出来，等等，总之就是通过户外活动变得更舒展一点，参加户外活动让人变得更舒展更平衡本身就是一种教育价值。
户外运动的也有可能成为一项让人爱好终生的体育运动项目。比如说滑雪、攀岩、雪山攀登，等等。当你有一项让你爱好终生的运动项目，跟其他的运动项目一样，你从里面都能得到全方位的收获和成长，身体健康、自信、专项运动能力，等等。
上面这两部分从商业的角度来说是市场的主流。
在个体性能力成长方面，也有可能会让你再进一步，让户外变成你的一种具有价值观倾向的生活/生存方式，比如说前面提到的自由攀登者。现在很多在户外的从业者很多都是从爱好者走过来的，他们享受户外，迷恋户外，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然后从爱好者变成从业者。户外不仅能让你找到自我，它还能强化自我，但是如果你不够倔强，不够强悍，最后得到的可能只是一个让你欲罢不能无法回头的很边缘化的很另类的并且很难回头的生活。
把户外把登山探险当成个人的生活/生存方式包括成为所谓的自由攀登者从商业的角度来说永远都是非主流，能够很好的通过商业赞助生存下去的自由攀登者更是极少数人。
户外活动的另一个属性是可以促使参与的个体获得社会性能力的成长。比如说，曹老大曾讲过的用喜马拉雅围攻的方式进行自主攀登，北大山鹰社的主要的登山探险活动主要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进行的。这种活动有两个要素，一个是自主性，一个是团队合作。这个也跟我们国家倡导的登山精神有暗合之处。我们国家倡导的登山精神是，不畏艰险，顽强拼搏，团结协作，勇攀高峰。团结协作这一条，是我们登山精神中很重要的一条，强调的是团队而不是个体，这很能体现我们的集体主义文化特色，而不是西方登山探险的个人主义的文化特色。
在户外教育方面，新加坡的模式主要是在培养学生的社会性能力，而且户外教育本身就是新加坡学校教育的一部分。
新加坡教育部的要求新加坡所有的初三学生只要身体健康都要参加五天四夜的“户外探险教育计划”。这个五天四夜的活动是一个标准化的户外活动。这个计划的核心目标是提升其社会性能力，包括团队合作能力和领导力，而不是主要在学生的个体性能力的发展上，更不是我们很多营地教育中所倡导的快乐教育。
由领攀开发的青少年户外教育导师课程培养的也是孩子们的社会性能力的成长，户外只是一个载体，青少年要在户外活动中学会跟陌生的同龄人分工合作，根据所拥有资源的情况设定有挑战性又可实现的目标，一起制定计划，一起实施计划，应对变化，承受压力，达成目标，最后总结反思。这个跟新加坡的户外探险教育计划很相近，不仅仅是培养孩子们的韧性，激发孩子们对大自然和户外运动的热爱，最最重要的是提升他们的社会性能力，是提升孩子们的团队合作能力和领导力。
我现在是一名自由职业的户外教练，最后我要跟大家说说作为一名户外从业者你可能会面对什么样的问题。
你面对的第一个难题可能是你无法在工作和生活之间找到平衡点。你会丧失很多正常的生活包括家庭生活，久而久之，你就很有可能变成生活就是工作工作就是生活了。
这是我在2018年的时间表，黄色部分是参加户外培训带班的时间，绿色部分是参加研讨会培训班学习的时间，绿色部分是回家或者追求个人爱好的时间。我从2017年到现在，每年的时间安排差不多就是这样子。每年带20个左右的培训班，每年在路上的时间接近两个月的60天，根本没有家庭生活感情生活的时间。我这还算好的，还有培训班可以带，在中登协的户外教练中，排名第二的自由职业的教练平均一年连十个培训班都没有，根本没有这么多培训班的机会，他们只能去找兼职领队等相关或不相关的工作才能生存下去，做得好的户外教练基本都自己开公司了，户外教学工作只是捎带着来做。
户外从业者可能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户外从业虽然门槛不高，你只要喜欢就能参与进来，但上升通道是很窄的，天花板也很低，在这个行业里你很难获得理想的市场回报，户外市场并不大，回报也不丰厚。用曹老大的话说，户外教育是社会价值也就是教育价值远远大于市场价值的一个行业，至少目前是这样。很多的户外从业者是拿着卖白菜的钱操着卖白粉的心，很多时候都是24小时连轴转很多天，但收入了了，也不稳定。
户外从业者可能面临的第三个问题是，如果你在这个行业从业久了，你想转到其它的行业去发展会很难，你在户外这个行业里面习得的技能很难在其它行业里发挥作用，要换行业你只能从零开始。你不想换行业只是换工作也不容易，因为户外这个就业市场不是一个有规模的规范化的市场。在户外从业做到一定程度，想要再继续往前走大概只能自己开公司，而开公司恰恰是大多数户外人最不具备能力条件之一。开个公司也大概率挣不到什么钱而且动态范围很大，出个事故就一夜回到解放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