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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一支笔，胜过十万毛瑟枪！三十功名袖两风，一箱珍藏纸几张。落落乾坤大布衣，一蓑烟雨任平生。
以上几句话，准确地概括了于右任的为人以及他在书法上的成就。于右任早年系同盟会成员，长年在国民政府担任高级官员，同时也是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奠基人之一。作为民国四大书家之一（其他三人为胡汉民、谭延闿、吴稚晖），他的书风磅礴大气，纵横捭阖，著名诗人、书法家潘受称其为：“关西大汉美髯于，大笔如虹吐湛卢”。 1879年4月11日，于右任出生在陕西省三原县东关河道巷一个贫寒家庭，生母赵氏是插着草标买回来的，在他2岁时不幸病逝。当时父亲在外打工，于右任只能由二伯母房氏代为抚养。6岁时，于右任入名儒毛班香的私塾就读。他在《怀恩记》中写道：“伯母督课每夜必至三鼓，我偶有过失，或听到我在学校嬉戏，常数日不欢。” 每年清明节，伯母都带着他回乡扫墓，在生母墓前哭着诉说孩子几岁了、读了什么书。每当此时，于右任都“闻声悲痛，读书不敢不勤”。 父亲也对他寄予厚望，从外地抄些书文寄回，回乡后，还以身作则。于右任曾回忆道：“我白天上学，晚间回家温习，父子常读书至深夜，相互背诵。我向先严（亡父）背书时，必先一揖；先严向我背书时，亦作揖为仪。”注：关学，萌芽于北宋庆历之际的儒学重要学派，因其创始人张载是关中人，故称“关学”。 也算是天道酬勤吧！于右任16岁以第一名考取秀才，随后在陕西各书院游学，受教于清末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刘古愚，与吴宓、张季鸾并称为“关学”余脉。19岁参加岁试，再以第一名成绩补廪膳生，被誉为“西北奇才”。1900年慈禧出逃到西安，于右任甚为愤懑，故意照了一张披头散发的照片，背景是他撰写的对子：“换太平以颈血，爱发妻如自由。”三年后，于右任写下《半哭半笑楼诗草》，有句曰：“女权滥用千秋戒，香粉不应再误人。” 1906年4月，于右任为创办《神州日报》赴日本考察，得遇孙中山，从而加入了同盟会。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于右任曾为交通次长，首创了国内火车夜行的先例。他与孙中山同进同退，在二次革命中担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还参与起草了《总理遗嘱》。1931年，于右任就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 毛泽东在国共合作期间，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所以和许多国民党元老级的要人们都认识。但他最敬重的是大才子于右任先生。于右任早年曾主编过思想激进的《民立报》，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喜欢阅读此报，当时就知道了于右任的大名，对其很仰慕。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与于右任曾在一起畅谈诗词。在谈话中，于右任对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极力称赞，对该词的结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尤为赞赏，认为是激励后进之佳句。毛泽东却道：“怎抵得上先生‘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之神来之笔。” 新中国成立前夕，蒋介石见大势已去，试图抢夺钱财与人才逃往台湾。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对文化名人的去留极为关注，其中就有于右任老先生。于右任虽然到了台湾，但毛泽东对他的草书仍十分感兴趣。 于右任草书是怀素小草的继承和强化，其草书的意义在于，将北碑与帖学打通，使后来的习碑者避免了许多盲目的探索。有人评论他的草书“或如处子，或如蛟龙，或憨态人迷，或古树悬空，每一个字，莫不神化”。 于右任祖籍是陕西省三原县，每次回乡探亲，都要在县城明德亭餐馆品尝地方风味菜点，还乘兴为该店挥写了“明德亭”匾额和“名厨师张荣”的题词，从而使这家餐馆蜚声遐迩，誉满三秦。 1921年清明节，他亲临西安东关长乐坊徐仁福开设的徐记稠酒店，这酒店有3000多年前商周时期的“醪糟”演变而来的黄桂稠酒，风味独特，于右任为之倾倒，饮后啧啧称赞，即兴挥毫书写了“徐家黄桂稠酒店”。徐家将之制成牌匾，高悬店门之上，声誉大增。 1947年夏，陕西师专第一届学生到南京观摩学习，当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长的于右任闻讯，特意邀请全体师生到他的寓所会见。接着，招呼大家聚餐：有凉粉、酿皮、凉面、扯面、醪槽、元宵、甑糕、烧饼、腊汁肉等各种陕西风味小吃，诸色纷呈，香气扑鼻。他让大家不拘一格，任意就餐，宛似今日的自助餐。师生们情绪活跃，欢声笑语不断。 于右任喜食蒜头、辣椒，几乎每餐必备，还自创了蒜头煮石首鱼与辣椒炒肉丝两款菜，食家谭延闿对此赞不绝口。在上海、南京、重庆、台北等地，于右任画龙点睛的墨宝护持了一批百年老店，这是其他民国人物所无法企及的。 1948年5月，国民政府副总统选举空前激烈，几位候选人各显其能，派车、摆酒、送礼、拉关系，有人问于右任怎么不活动活动，他答曰：“我有条子。”人们诧异：于大胡子啥时候有金条了？到时一瞧，却也不凡：一边是2000多代表的照片，一边是写好的“为万世开太平”条幅，最多时每小时一二百人排队来取。 第一天投票，于右任得493票，即遭淘汰。次日他准时出席，一派飘逸大度，全场代表起立鼓掌，达10分钟不息。最后是桂系李宗仁获胜，但于右任清贫豁达的形象，成了民国官员做人的典范。 于右任出身寒门，有浓厚的桑梓情结，在他任国民革命军陕西总司令期间，创办了不少学校让穷人的孩子上学，减免学杂费，甚至提供助学金。资金完全由他募集，他无产业，亦不经商，其困难窘迫可以想象。1940年前后，民治小学校长王麟生写信给于右任，称学校经济困难难以为继。于右任回信：“我就是穷得卖字，也要支撑这所学校。” 1949年，于右任迁居台湾，一共待了15年。由于还有妻子儿女在大陆，他年纪愈大，思乡之情愈烈，某次去基隆港，老人家有感而发、赋诗一首： 1964年11月10日，于右任因病与世长辞，享年85岁。他一生没有置办恒产，所有收入都捐给了家乡办学和慈善。人们收拾他的遗物，发现仅有一只铁箱，打开来看，竟是一些人的欠条，联想他晚年连看牙科的钱都没有，不觉潸然泪下。 据陪侍者说，于右任在病重时曾试写遗嘱，因心绪不宁，写了撕，撕了写，结果一个字也没留下。在昏迷前，问老人家时，他先伸了一个手指头，后来又伸出三个，无论身边人怎么解释，于右任都是摇头。后来老友柳亚子想到他生活多年的老宅，言道：鉴于此，治丧委员会将于右任1962年病危时写的《国殇》（即《望大陆》）视作他的遗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