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网易、医学的历史与文化

1937年年初，一位法国记者在延安得知傅连暲曾是一位基督教徒时，感到非常惊讶。他怎样也想不通，一位英国教会培养出来的基督教徒居然会走上革命的道路。纷繁复杂的历史长河往往富有戏剧性，在中国革命烽火岁月中，许多基督教徒不仅成了共产主义的同情者，而且还加入了共产党。

傅连暲就是其中富有传奇色彩的一位人物。他非行伍出身，没有带过兵打过仗，也几乎没有摸过枪，却是共和国的开国中将。他出身基督教徒，矢志不渝追随革命，但直到44岁才被接纳入党。

作为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奠基者之一，他对毛泽东等我党高级领导人有过救命之恩，并在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并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他虽接受西式教育却又实实在在充满着东方的红医精神，即使在波澜壮阔的年代，他也能给党史、民族史、医学史、中国史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傅连暲的老家位于福建省距汀州(今长汀县)数十公里的柏公岭村，父母皆为贫苦农民，全家仅靠租种的几亩薄田艰难度日。为了维持生计，父亲拖家带口逃离家乡，一路流落到汀州城。

1894年中秋节这一天，母亲官福娣生下傅连暲。因他出生时正值日出，故起名“日新”，后改名“连暲”。由于受生活所迫，傅连暲的父母加入了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当地开办的教会，因为入教可以得到些许生活补贴，子女还可免费进入教会学校读书。

因为教会的关系，傅连暲上学“全赖英国教会医生之帮助，从小学、中学而医专。”这为傅连暲的思想意识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帮助傅连暲上学的教会医生是福音医院的院长赖查理和医师李灼基，他们培养傅连暲的目的显然是为扩展英国教会势力服务。

1916年傅连暲在英国教会所办的亚盛顿医校毕业后，受聘为汀州八个县的旅行医生。他每日东奔西走，备尝辛苦。经过几年的实践和学习，傅连障的医术不断提高，始终对劳苦人民满怀同情之心，经常为穷人免费诊治。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傅连暲在行医的同时，还以医者的仁爱之心来传承中华优秀文化，播撒为人处世的朴素道理，连外国医生也夸他是个好大夫。1918年傅连暲被推举为汀州红十字会的主任医师。

1920年担任亚盛顿医校教员，并兼任汀州福音医院医生以及省立七中、汀州女子师范学校的校医。这时，傅连暲从一个穷孩子成了汀州享有盛誉的名医了。赖查理对此非常得意，常常茌汀州的豪绅、名流面前，以傅连暲来炫耀自己：“喏，这就是我的大弟子，是我在东方的山区传播西方文明的活生生的收获。

但历史的辩证法往往会嘲弄人，傅连暲并未按照他导师的愿望，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而是而是在革命浪潮激荡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并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

大革命激发了傅连暲内心深处的爱国热情，他曾签名通电全国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奴役，并参加反帝示威游行。汀州福音医院院长赖·查理担心受到革命波及，遂和外国医生一道仓皇逃离。善良正直、医术精湛的傅连暲被推举为院长。这一年，他31岁。

1925年年底，傅连暲去连城出诊，偶遇在办《岩声》报的邓子恢。邓子恢告诉他，“治病首先要治国，国不治则病难除”。当时，有一大批知识分子弃医从文，包括我们熟知的鲁迅先生。邓子恢的话，让傅连暲意识到自己不应该只关注拯救国人身体上的病痛，而更应该关注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

1926年，傅连暲首次接触瞿秋白主编的《新社会观》，思想受到很大触动，革命的种子开始在心中萌发。

1927年对傅连暲来说意义重大，因为这一年是后来组织上认定他开始投身革命的一年。8月，周恩来领导的南昌起义军转战至汀州，傅连暲带领全体医护人员倾力救治起义军的300多名伤病员，其中包括一名营长，这就是建国后被授予大将军衔的陈赓。

傅连暲倾力救治，保住了陈赓的一条腿。时任起义军第3师政治部主任徐特立已年过五旬，由于患急性肠胃炎而高烧昏迷。傅连暲精心救治、悉心照料，使其病情迅速好转。

陈赓和徐特立乐观坚定的革命精神，也深深感染了傅连暲，他不由感慨：“我治好了他们的病，他们治好了我的心。”在这次救治起义军伤员过程中，傅连暲还结识了周恩来，并留下深刻印象。

事后，傅连暲曾写过《南昌起义的伤员》一文，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八月中旬，听说起义部队正在南下，受到国民党钱大钧部队的追击。估计很快就要打仗，我想应该赶快作好接受伤员的准备来支援起义的革命军，就马上和汀州全城的医生们约好，有伤员来，就以福音医院为中心，成立合组医院。

那时，我还在几个学校担任校医，就又约好了许多教员和学生来担任护理工作。过了十多天，有个扎武装带的军官来找我，说是起义部队的副官。他一说明来意，我就说：“早已准备好了!”并带他在医院内外看了一遍，告诉他哪儿是手术室，哪儿安置伤员。

那位军官听了，高兴得一个劲儿说好。八月下旬，起义军和国民党部队在会昌，先后打了两个大仗。起义军的三百多个伤员被送到汀州来。会昌离汀州有180里山路，那年气候又特别热，许多伤员伤口都化脓了，必须赶快开刀。

可是，能够动手术的外科医生只有两个，我学的是内科，外科也懂得些，凑上去也才3个人。3个人要给300个人动手术和进行其他治疗活动，真是紧张得气都透不过来。

不过大家热情都很高，白天黑夜连着千，从没一个人说累。这时起义军已经开到汀州来了。在病房里也可以听到大街上整齐的步伐声、1：2号声和沸腾的欢呼声。我们一听到这声音，心中就像擂起鼓来，激动得很，谁都想到外边去，哪怕看一眼也好，可是，谁又不愿离开伤员一步。”在一次交流中，傅连暲说：“人道主义精神是我行医治病的原则。”

周恩来沉吟片刻，语气温和而坚定地说：“人道主义也要为革命!给同胞治病，是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给强盗和刽子手治病，就是对同胞的残忍。”傅连暲第一次被这种深刻的见解所震撼，因为这是他以前不曾考虑过的。

在日后的行医生涯中，他慢慢领悟了这个道理，开始走出了狭小的自我天地，逐渐融入中国革命的滚滚洪流之中。

傅连暲（右）

1929年，对傅连暲来说，其意义更是非同寻常，因为这一年他结识了毛泽东，开始了他与毛泽东近40年的传奇情缘。傅连暲早就对毛泽东十分崇拜，但一直无缘相识。

3月的一天，福音医院里来了两位气宇不凡的红军干部，这就是时任红四军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和军长朱德。傅连暲为二人仔细检查了身体，毛泽东也关切地询问了医院的情况。

考虑到当时军中有天花病人，傅连暲建议为红军将士接种牛痘。毛泽东和朱德欣然同意，朱德还带头接种。在毛泽东等的影响下，傅连暲对红军的认识进了一步，也坚定了他为红色事业做贡献的决心。

其后数年，国、共两党在汀州展开争夺战，汀州政权几度易手。傅连暲借助医生的特殊身份，利用给驻扎汀州的国民党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旅长郭凤鸣治病的机会，取得其信任，不仅在白色恐怖下为我党培训了上百名农运骨干，还由于及时通风报信，使中共汀州地下党组织免遭国民党的破坏。

傅连暲还以医院的名义，为毛泽东订阅了《申报》《工商日报》《新闻日报》等报纸，使毛泽东在行军打仗中得以及时了解外部信息。

由于为红军治过病，傅连暲一度被国民党扣上“通匪”的帽子，国民党搜查了他的家，并抢去了他的钱和怀表。傅连暲对国民党军队的暴虐行径提出了抗议，敌人搜不出任何所谓“通匪”证据，又怕惹怒了英国教会，不得不到他家赔礼道歉，送还钱物。

1930年，他的住宅被国民党军一名团长据为公馆，傅连暲隐忍不言，却借机巧妙地弄到敌人的一箱子军用地图。这些地图被转交给毛泽东，发挥了很大作用。

福音医院

1931年，汀州成为中央苏区的一部份，福音医院成了中央苏区最大的一所医院。1932年秋，毛泽东率领红军攻打漳州凯旋而归，由于长期操劳忙碌，身体虚弱，在福音医院老古井休养所疗养了四个月。

傅连暲除悉心治疗外，每天下午5点钟，邀请毛泽东到疗养所附近的北山散步，尽量帮助毛主席解除疲劳。同时，毛泽东非常关心傅连暲的思想进步，启发他要不断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这对于促进傅连暲世界观的转变，起了很大的作用。

傅连暲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说，“这是我接受马列主义教育最多、最深刻的时候。”“自从和毛主席相处了这么些日子，我心里产生了一种力量，这力量使我永远离不开毛主席，永远离不开共产党，像是黑夜里见到了明灯，荒山中遇到了亲人一样，我离不开他！我觉得自己全身充满了热力，这种热力是我在过去的三十几年中没有产生过的，它使我相信自己终有那么一天，能站到党旗下，向党交出一颗心，把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献给共产主义事业，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员，一个共产党员。“

在这四个月中，与其说毛主席是来我们医院中休养的，还不如说是毛主席来帮助我们工作的，与其说是我护理了毛主席，还不如说是毛主席在政治思想上护理了我。"在毛主席的倡导下，1933年初，福音医院搬到江西瑞金，摘掉了基督教医院的帽子，改名为中央红色医院，傅连暲被任命为院长。

傅连暲全家也搬往瑞金，把整个医院和他自己的全部家产都捐献给党。他把4000多个银元的全部积蓄，换成了苏维埃币。当时，苏维埃币只能在货物较为匮乏的苏区内用，中央银行行长毛泽民了解到这笔巨额兑换，劝傅连暲留下一些银元，以便到白区购买生活用品。

但傅连暲态度坚决，表示自己已经下定决心，不给自己留回江东的后路。苏维埃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发文《红匾送给捐助巨产的傅院长》，赞傅连暲为“苏区第一模范”。

从汀州福音医院改为中央红色医院开始，傅连暲既是院长又一直担任中央领导的保健医生，长征中仍然不变。中央红军长征前夕，组织上认为傅连暲多病，肺病没好清，还患有胃病和痔疮，难于长途跋涉，劝他回汀州重操旧业办医院，过富裕舒适生活。

但是傅连暲抱有坚定信仰，坚决要求参加长征。为什么？傅连暲说：“我是属于一个受压迫的民族和受压迫的阶级；我受了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教育，红军是为祖国为人民最有纪律的军队；红军有许多伤病员，然而没有医生，我责任所在，义不容辞。”

就这样，他的要求得到了组织批准，还特殊照顾他坐轿进行长征，当然他很不愿意，很快就不坐轿，学会骑马和坚持走路。长征初期，毛泽东大病初愈，身体虚弱，还要傅连暲给继续看病、吃药；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腹内弹片还没取出，伤口还在流脓血，每天要他给察看和清洗消毒；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患重感冒，坐担架吃药打针；长征途中，周恩来也患了重病，傅连暲等医生一同会诊治疗。

长征一开始，敌人妄图阻止红军前进，沿途不断派飞机向红军狂轰滥炸，傅连暲与医务人员一起冒着弹雨，为负伤的战友急救包扎。为了躲避敌机，部队改为日宿夜行，到达宿营地时大多是黎明，傅连暲常常放弃休息，背上药箱去给首长和战友们看病，看完之后再回驻地吃饭、睡觉。

傅连暲

跟着中央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后，没料到张国焘闹分裂，害得红四方面军将士们南下。这时傅连暲跟着朱老总也来到了红四方面军，本来一过雪山草地就是奇迹了，结果傅连暲他们是三过雪山草地，难怪毛泽东再见到他时，惊喜地连声说：“傅医生，你还活着，活着！”

红四方面军南下后在藏族地区受到了伤寒病的严重威胁，直到红四方面军离开西康，这种病魔老是与四方面军为伍。傅连暲对这次防御和治疗伤寒病，有极大的贡献。在高原地区，空气稀薄又缺乏燃料，烧水做饭没有木柴，都用干牛粪，食水往往不易达到摄氏100度，因而不能将水中的细菌全部消灭。

傅连暲认为食水不洁是引起伤寒病症的主要原因。根据他的建议，在火炉旁安置一个牛皮风箱，以此增大火力，使食水和食物能煮沸烧熟、这样，不仅减少了伤寒症的蔓延，同时也减少了其他疾病。

当时药品非常匮乏，对于伤寒病无能为力，傅连暲便采用中草药的医治方法，发动红军战士到山上野外采集中草药煎服，救活了不少人。后来张国焘回忆到这件事时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军在藏族地区曾受到伤寒病的严重威胁，患病的人数不少，时间也拖得很久。

傅连暲医生对于这次防御和医治伤寒症，有过极大的贡献。我们缺乏药品，对于伤寒病无能为力。傅医生便采用中医的医治方法，救治了不少人。”其中朱德夫人康克清也患了伤寒病，经他治疗直至痊愈。还有王树声、邵式平患严重肠伤寒，也是傅连暲给治好的。

红军过雪地

有句老古话：“三句不离本行。”说的是有一种人做起事来非常执着，说话也好，做事也罢，说来说去总离不开他的老本行。傅连暲就是这种人,他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救死扶伤！”傅连暲对三过雪山草地，他首先关心的是中央领导和战友们的身体健康，再者就是培养医疗卫生人员。

第三次过雪山草地时，他从何长工领导下的粮食运输连里挑选了陈真仁（后来成为傅连暲的夫人）、林月琴（后来成为罗荣桓元帅的夫人）等4位优秀女红军，加上原来傅连暲领导的卫生人员4女6男，一共14位男、女同志，组成了一个医疗培训班。

傅连暲既是领导，又是教员，不是带领他们行军，就是给他们上课，讲解药物知识，教他们如何治疗、护理。他们在十分艰难条件下，一边过雪山、草地，一边学医，还不能耽误为战友们护伤治病。长征结束时，这个长征中的医疗培训班也结业了，这些同志立即走上医疗卫生工作岗位，傅连暲又为红军增添了一批医务骨干人才。

1949年3月，傅连暲跟随中共中央由西柏坡迁往北平。半年后，他受命组建中央保健办公室，负责中央领导保健和中央直属机关的卫生工作。为了满足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药品需求，他奉命筹备并参与主持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第二次药材工作会议。

紧接着，他又参与主持首次全国卫生行政会议，就全国解放后开展全国性卫生工作部署任务。1 950年1月，他出任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卫生部第一副部长，其后又当选为中华医学理事会理事长。1952年，他又兼任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

尽管头顶上多了不少耀眼的光环，但让傅连暲最为牵挂的还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身体状况，他把做好首长保健工作视为本分。为此，他亲自制定一套中央保健工作制度，并亲力亲为，兢兢业业，不敢有丝毫疏忽。

医生开的处方他要亲自过问，给首长服用的新药他要亲自尝试，就连注射的针剂也要先拿自己做试验。为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中央保健工作，他还结合自己从事保健工作30多年的体会，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如何加强保健工作，保护中央和各级领导同志的健康”的书面报告，提出了中肯的建议。

针对解放初期全国普遍落后的卫生面貌，傅连暲还按照“预防为主”的总方针，大抓全国性卫生防疫工作，先后遏制和消灭了一些地方的鼠疫、流行病、传染病等疫病灾害。

他还根据毛泽东等一贯倡导的“中西医结合”指导方针，大力推动祖国的中医事业。在他主持下，中华医学会于1953年成立了“中西医学术交流委员会”，以推动中西医的团结合作与学术交流。

他还十分重视提高中国的整体医学水平，广泛开展医学学术性研究。在他的指导和推动下，中华医学会从最初的1份杂志，发展到涵盖各个医学学科的1 6份杂志，并创办了护理学刊物《护理杂志》。

傅连暲与夫人合影

1964年中秋节是傅连暲的七十寿辰。对于他高尚的人品和医德医风，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等职的郭沫若赋诗一首，对他给予了高度赞誉：“医国先着鞭，从军四十年。长征随领袖，劭德重劳谦。桃李神州遍，刀圭亦代传。古稀今不鲜，攀上九重天。”

这种赞誉对傅连暲来说是当之无愧的。他对祖国医学事业的贡献有目共睹，他对党、对毛主席的忠诚日月可鉴。

然而，基督教徒出身的特殊烙印、长期救死扶伤铸就的良善品质，以及天性淳朴率直的秉性，使他对复杂的政治斗争缺乏敏锐性和思想准备，这一切似乎在冥冥中注定了他的人生悲剧。

傅连暲与家人合影

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拟让林彪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赴朝指挥作战，但林彪称病在家。毛泽东命傅连暲组织医疗专家组为林彪检查身体，结果没有太大问题，遂向中央如实报告了林彪病情。

毛泽东赠送林彪一首曹操的《龟虽寿》，这让心胸狭隘的林彪认为是对自己的暗示，对傅连暲记恨在心。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一伙就加紧实施迫害傅连暲的阴谋。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指示造反派张贴傅连暲的大字报，污蔑他是“三反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并对他抄家批斗，傅连暲的夫人陈真仁也被要求与傅“划清界限”。

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傅连暲既气愤又感到无助，他相信自己是清白的，党中央是了解他的。但是，林彪一伙儿人完全不理会，邱会作派人将傅连暲夫妇押解到香山软禁起来。11月，总后又秘密成立“傅连暲专案组”，编造其罪行材料，一共罗织了六大问题和100多条罪状。

到1968年1月，傅连暲又被牵涉进“安子文电台事件”当中，而这次的幕后主使是康生，他又被扣上“特务嫌疑”的帽子。3月1 3日，江青在听取关于傅连暲问题的专案组汇报后，声色俱厉地喊叫：“傅连暲这个家伙，竟敢把毛主席的健康情况向外扩散，应该把他抓起来!”

次日凌晨，专案组将傅连暲夫妇抓走，投入秦城监狱。不到半个月，早已形如枯槁并遍体鳞伤的傅连暲，在监狱里被折磨致死。为掩盖罪行，他们将傅连障草草火化，连骨灰都未留下。傅连暲生前提出的死后捐献骨骼的遗愿，竟成了永远的遗憾。

1973年11月，傅连暲被追认为革命烈士。1975年5月，毛泽东在军委关于恢复傅连暲战友、原卫生部副部长贺诚职务的请示报告时，似乎触动了内心深处的某个久远的记忆——傅连暲。

他在批示中写道：“傅连暲被迫死，亟应予以昭雪。贺诚幸存，傅已入土。呜呼哀哉!”抒发了对傅连暲的怀念之情。而此时，距傅连暲遇害已七年有余了。9月20日，总后政治部与卫生部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礼堂举行傅连暲同志安灵仪式，并为其平反昭雪。

傅连暲的中央红色医院成立后，因设备较为先进，医务人员水平较高，成为中央苏区规模最大、医疗水平最高的医院。傅连暲医术精湛，救治过很多红军伤员，深得苏区军民信赖。

毛泽东曾说：“我们现在也有华佗，傅医生就是华佗。”除了承担医疗救治任务外，中央红色医院还开办了红军卫生学校，据统计，从1931年11月红军卫生学校创办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红军卫生学校共培养了686 名学员，其中包括军医班181名、调剂班75名、看护班300名、保健班123名、研究班7名。

这些学员毕业后分配到各个部队、医院，基本满足了革命战争救死扶伤和中央苏区防病治病的需求，除大部分为革命献出宝贵生命的学员外，幸存者多数成为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骨干力量。都说创业难，而那种在战火、血汗与泪水中的创业会更难，且是难上百倍、千倍……

然而，正是80多年前初期规模小得像河汊子、蜗居于小山沟里的一队红医，成就了如今覆盖万里的大事业。这个大事业不仅仅包括中国医科大学、沈阳药科大学，还囊括了一个国家的医疗卫生事业。

回顾傅连暲的一生，其在西方教会的思想熏陶下、接受了更符合中国国情的共产主义理论，深刻把红医精神四个字融进了血脉当中，将红色的种子埋在了祖国大地。这种红医精神是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医疗卫生工作实践孕育形成的精神。

马克思曾说：“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做出的牺牲⋯⋯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这段话用在傅连暲身上，再恰当不过了。傅连暲死后连骨灰都没有留下，但人民对他的敬仰并未因此减少一分，他的人格光辉也未因此而减少分毫。老战友贺诚1981年在追忆傅连暲的文章中这样写道：“他一生光洁纯正，像皓月一样清明”。当然他也有自己的缺点和弱点。可是，拭去灰尘，留下的只是晶莹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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