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防本公号突然失联，敬请关注备胎号“路过红墙”，点击下列名片加关注。让我们坚持相守相望！
作者：徐庆全
1978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陈荒煤给当时任副院长的周扬写了一封信，就自己在《人民日报》发表的《阿诗玛，你在哪里？》一文所招致的指责进行解释。信虽然不长，却大有钩沉的价值。
陈荒煤致周扬信
周扬同志：
乔木同志前晨与我谈话，文化部对我文很反感，要我写封信给《人民日报》，我说此片系康生枪毙，怎么写？他说就用被动式句子说被人否定。
为了照顾关系，尊重组织意见，我写了一个信，请你审阅、修改后退我，我再给田钟洛同志说明情况，请他考虑是否送文化部审查。我也估计，他们未必会同意如此发表。
但我必须郑重声明：
1、当时“两个批示”发出，康生枪毙了一批影片，文化部正在进行整风，我当时即使同意阿片不上映，我现在也不能检讨。
2、这封信发表后，我再三考虑，会使文化部被动。现在广大群众关心的一定是杨丽坤的健康，这一点我信上答复了。其次，是希望看到影片。这一点我信上根本不能提。
即使读者知道我记错了，我看过这部影片，并不能解除群众对“四人帮”迫害杨丽坤、李广田的罪行，更不能不让读者要求放映这部影片。现在的关键是群众要求放映。
即使公布全部真相，康生枪毙、陈总不同意出国、夏衍、我当时也只得同意不上映，我看也不能解决问题。
昨日又有人来告，文化部还准备通报，查谁放映了影片，放映多少场，有多少观众？
这件小事如此大张旗鼓，纠缠不已，看样子似乎还要揪什么“黑后台”似的，真不知怎么办好！
我如不从大局考虑，我倒真想把全部情况给邓副主席写个信。看我到底犯了多大错误。无非罢官，去做老百姓而已！
转上杨丽坤夫妇来信一阅，然后退我。
陈荒煤即晨
杨丽坤与《阿诗玛》的悲剧
杨丽坤，这个出生在云南思茅磨黑的彝家女，却创造了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奇迹。在中国电影史上，没有谁能像她那样，只演过两部电影，却在中国数亿观众的心中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她的辉煌被永远地定格在《五朵金花》和《阿诗玛》的银幕上。
《五朵金花》在1959年摄制完成并放映，但《阿诗玛》从题材选定到影片摄制完成，却经历了大约10年的时间。而在这政治运动不断的10年中，《阿诗玛》的创作人员，也如政治狂风中的浮萍，一个个“夭折”；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如陈荒煤在信中所言，“四人帮”犯下了“迫害杨丽坤、李广田的罪行”。他们的悲惨遭遇，也如同忧伤的阿诗玛的命运一样，令人不忍卒读。
《阿诗玛》是流传于云南彝族支系撒尼人当中的一部口头传说，用诗的语言叙述了勤劳、美丽、坚强、勇敢的青年男女阿黑和阿诗玛爱情的不幸和悲惨的命运。这是朴实多情的撒尼人对过去苦难生活的倾诉，他们通过一代又一代民间艺人在吟唱中的传播、加工，不断丰富了这部长诗的情节和内涵，使得它更为撒尼人所喜爱，并久远流布。
1956年，公刘根据这一长诗改编成电影剧本《阿诗玛》，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决定拍摄，剧本也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但是1957年的“反右”风暴骤起，《阿诗玛》的4个整理者，有3个（黄铁、杨智勇、公刘）被打成了右派。
但是，海燕电影制片厂不愿放弃这一优秀的题材，1960年请出了老诗人、当时的云南大学校长李广田来重新“修订”。可是，不久李广田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影片的拍摄再次搁浅。
1964年有关方面又想到了《阿诗玛》还是应该拍成电影，当年公刘写《阿诗玛》电影剧本时，本来成立了摄制组，作曲是葛炎。这次重新上马，为了确保剧本创作成功，决定由葛炎、刘琼联合改编；音乐部分，由罗宗贤、葛炎一起创作，导演即由剧本作者之一的刘琼担任，仍由李广田任文学顾问。
杨丽坤由于1959年在《五朵金花》中扮演主角，她那天生丽质和善于表达人物感情的演技已为电影界注意，也就很快选中了她来扮演“阿诗玛”。
杨丽坤把《阿诗玛》演得极为动人，使她的艺术境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当时她才21岁。如果没有以后的劫难，以她的艺术天赋和她的努力，将来会大有作为的。但是，厄运笼罩了她。这厄运的开始，就是陈荒煤信中所说的，“当时‘两个批示’发出，康生枪毙了一批影片，文化部正在进行整风。”
1964年，《阿诗玛》摄制完成后，在送审的过程中，毛泽东关于文艺的第二条批示传出来了。7月2日，文化部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开始了整风。主持电影工作的副部长夏衍、陈荒煤首当其冲，被认为是执行修正主义路线而遭到批判。到了年底，江青在调看了一大批影片之后，公开宣称：“这些影片的本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要把它们放在仓库里，应该拿出来公开批判。摄制一部影片要花几十万元，批判了，可以思想经济双丰收”。这其中就包括《阿诗玛》。康生也起而呼应，斥责《阿诗玛》是“恋爱至上的大毒草”。12月，江青又亲自到中宣部召开会议，点名批判了《阿诗玛》等一批影片，气势汹汹地说：“《阿诗玛》无法修改，是一部典型的资产阶级影片，不要再浪费人力、物力，原样上映批判。”
1965年4月11日，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一些坏影片的通知》，共列7部，《阿诗玛》为其中之一。与此同时，全国各报刊发表了大量的对这些影片的批判文章。同月，文化部文艺整风结束，夏衍、陈荒煤均被调离文艺界。
1966年，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文革”中株连之风并不亚于封建的中世纪，电影《阿诗玛》的成为“大毒草”，迅速波及参与了《阿诗玛》的长诗、京剧、舞剧的众多文学艺术工作者，纷纷被批斗被迫作检查。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和“三反分子”的李广田，被迫投入昆明北门外明末名妓陈圆圆自沉的莲花池中自杀。他的众多“罪状”中就有参与了“宣传恋爱至上”的“修正主义大毒草”《阿诗玛》的修订和担任影片的文学顾问。
杨丽坤是《阿诗玛》的主角，其罪名更加严重，什么“修正主义苗子”、“资产阶级美女”、“文艺黑线的忠实执行者”等等，一起扣在她身上。这位沐浴着党的阳光成长的优秀演员遭到了非人的摧残。她被关在舞台下阴暗、潮湿的杂物间里，和她作伴的只是两条木凳，等待她的是无休止的谩骂和毒打。
“就在这几乎绝望的时刻，我想起了敬爱的周总理，我决定给妹妹写信，叫她去找总理，我相信总理会救我的。”杨丽坤后来回忆说。她给妹妹写下了这样一封信：
亲爱的好妹妹，请你拿着此信去北京，尽一切办法找到周总理。但千万要保密！！！任何人都别相信，别说见到总理，信给他就行了。
此信拿给总理就行了，别人不要拿给！！！切记！！！
别为我担心，我一时还会活着的！千万别写信来歌舞团组织里！！！更不要写给云南省革委会！！！！也不要写给江青！！！总理收到我的信就知道一切了！！！！！
但是，这封信周总理并没有见到，却被一些人塞进了杨丽坤的专案袋。这又成为杨丽坤的一个“反革命罪证”。杨丽坤回忆说：
从此，他们更加紧了对我的迫害；大会批斗，小会审讯，专案审查等等，直到把我逼疯了。我精神失常后，团里正直的同志和我的家属三番两次要求先给我治病，但都横遭拒绝。就在这走投无路的时刻，敬爱的周总理知道了我的情况，及时打电话给云南省革委会，对我的治疗作了指示，当时主持歌舞团工作的他们不得不派了两人陪我去看病，但是名义上是“陪”，实际上却是去医院给我搞个假鉴定，证明我没有病，以便带回团里继续批斗。结果还是医生坚持了正义，将我留医了。我虽然逃过了一些批斗，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受迫害的命运，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这样，杨丽坤尽管度过了“文革”岁月，艰难地活了下来，但是，这位才华出众的优秀演员的艺术生命被扼杀了。
陈荒煤发出了《阿诗玛，你在哪里？》的呼唤
陈荒煤给周扬的信中提到的“我文”，是指他发表在《人民日报》1978年9月3日的《阿诗玛，你在哪里》一文。这是公开为杨丽坤和《阿诗玛》伸张正义的第一篇文章。
粉碎“四人帮”后，一大批被“四人帮”打入冷宫的影片陆续与观众见面了。但是，杨丽坤主演的《阿诗玛》却迟迟没有得到上映的消息。当人们重新观看了她主演的《五朵金花》后，在更加怀念这位优秀演员同时，自然想看到她主演的《阿诗玛》。关心电影的人们不约而同地发出探问：杨丽坤在哪里？《阿诗玛》何时能放映？
曾在文化部长时间担任电影局局长、后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陈荒煤，也在关注着杨丽坤，关注着《阿诗玛》。
“文化大革命”前在文化部工作期间，杨丽坤的表演才华，曾经给陈荒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63年11月，《阿诗玛》摄制组将拍摄完成的四本样片送审时，他正担任文化部副部长，主管电影局的工作。11月11日，陈荒煤等文化部领导观看了样片，在随后的座谈中，陈荒煤明确表态：“《阿诗玛》出4本，质量相当高，杨丽坤形象与表演均好，色彩和摄影均好，音乐曲调基本上是民族的”。交谈中，他兴之所至，大声对张瑞芳说：“《阿诗玛》拍得好，百花奖我投一票！”有了陈荒煤的表态，上海电影制片厂快马加鞭，在1964年6月完成了整部影片的制作后，送到文化部审查。
当时，夏衍尚在被批判中，他看了《阿诗玛》后虽然也有顾虑，但还是兴奋地说：“蛮好，很不错。你们补一场戏吧，阿黑被抓走后，山中一些老百姓出来表示声援，就可以了。”不过，囿于当时的形式，夏衍认为目前在国内还不宜放映。他对上影厂的人说：“此片可拿到香港、‘第二地带’去。这个戏实际上是古代的阶级斗争，但今天在国内放，要求就不同了，如在一年前就没有问题。现在正在风头上，可能有意见的，这与当前的文艺方向是有抵触的，《阿诗玛》树大招风，国内稍等一下再说，也许需要调整一下。”
但是，在接踵而来的毛泽东的第二个批示传达后，《阿诗玛》不但没有如夏衍所说的到“第二地带”去放映，反而成为被批判的毒草了。
1978年3月，摆脱10年牢狱生涯的陈荒煤重返北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担任副所长。7月，他来到昆明参加“现代文学史、现代汉语和外国文学教材协作会议”。会议期间，陈荒煤应邀与当地的教育与文艺工作者座谈时，他提到了电影《阿诗玛》，并希望能看看影片。他的倡议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经当地政府安排，与会者才得以观看那部还没有公开放映就被封存长达14年之久的电影。
其后，当地政府邀请参加“现代文学史、现代汉语和外国文学教材协作会议”的代表游石林，并参加撒尼人的火把节。陈荒煤看到了耸立于石林中酷似阿诗玛的石像，并与那位于万年来一直在等待着阿黑哥的“阿诗玛”合影。当人们在石林当中，按照民间传说，对着形似阿诗玛的石头大声叫着：“阿诗玛，阿诗玛！”“爹妈的好囡呀，爹妈的好囡呀！”并且听着那从山谷间传回来的声音时，这位老作家感伤地哭了。尤其是当他了解到杨丽坤被“四人帮”迫害的情况下时，心情更不能平静。与陈荒煤同时在昆明开会的张昆华后来回忆说：
荒煤告诉我，在石林的那天晚上，他想到了《阿诗玛》电影和演员的不幸命运和悲惨经历，他失眠了，眼前总是闪烁着火把节上那驱邪的火把爆裂炸开的梦幻般的火星。他还给我讲了从民间长诗《阿诗玛》到电影《阿诗玛》的一些比较和艺术结构上的思考。正是他的这些激动人心的意见，促使报社迅速派出记者赴上海采写了因受迫害而致病的杨丽坤的长篇通讯，由我编发在我所主编的《云南日报》副刊上。
在这个辗转难眠之夜，想来陈荒煤想到的不仅是应该为《阿诗玛》的解禁呼吁，为杨丽坤重现银幕而呐喊，更想到了一大批尚在冷宫中的影片和那些依然背负着各种罪名的电影工作者。在这种激愤哀伤的心绪下，回到北京后，他写出了他恢复自由后的第一篇关于电影的文章－－《阿诗玛，你在哪里？》。
在这篇散文里，陈荒煤特别提到杨丽坤在“文革”时的悲惨遭遇：“她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被打成‘黑线人物’、‘黑苗子’，终于神经【精神】失常。一个同志告诉我，当她被迫下放到思茅地区时，任何人给她两分钱，都可以叫她唱歌跳舞。回到昆明后，她往往把刚领到的全月工资，全部买了食物和日用品分给街头的孩子……”
当然，陈荒煤文章中也有一个小小的失误，这就是他在给周扬的信中所说的，他不记得他曾经两次看过这部影片，因而文中说自己是在昆明第一次看到的。这本是个记忆上的小问题，但后来却因此而招致了责难。
陈荒煤的呼唤，杨丽坤获得平反
陈荒煤的一声呼唤，唤起了人们对杨丽坤、对《阿诗玛》的关切之情。很多读者为杨丽坤的不幸而激愤，为至今没有解禁《阿诗玛》感到不解。当年在《人民日报》主持发表这篇文章的袁鹰告诉我：
陈荒煤的文章是讲《阿诗玛》的问题，但意义还在于怎样对待一批影片和电影工作者的问题，在当时也可以看作是一些被封禁的影片解禁的信号。因此，我们是很郑重地编发他的文章，不但发在头条，我记得题目还是用荒煤的手写体。文章发表后，我们编辑部收到了读者的许多来信。信中对陈荒煤的文章表示赞赏，并询问杨丽坤如今在哪里？给她平反了吗？在上海的杨丽坤夫妇读到文章后，非常感动，也通过我们给陈荒煤写了一封长信。
在给周扬的信中，陈荒煤并将杨丽坤夫妇的来信送周扬，以促使已重返文艺界领导地位的周扬的重视。
陈荒煤的呼唤发出后，新闻界也有了强烈的回应。上海的《解放日报》登载了张曙、汪习麟的文章《阿诗玛就在我们身边》。平反杨丽坤的冤案也被提到了议事日程。这年10月，文化部部长黄镇作出了给杨丽坤平反落实有关政策的批示。
1978年10月20日，云南省歌舞团新任团长张维等人从昆明赶往上海，5天后，在一个精神病院的铁门里找到了杨丽坤。据他后来回忆，“昔日身材苗条，神态娴静，可爱的姑娘，已被摧残得判若两人了。由于治疗吃激素过多，体形特胖，变得痴呆无神，充满了忧伤和惊恐，说话中手脚不断颤抖着。” 这个军人出身的汉子，也不禁辛酸地掉下了眼泪。
10月27日，张维等人找到了上海市委宣传部长车文仪，把黄镇部长的批示、云南省委安平生书记给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彭冲的亲笔信送上，并说明这次来上海的任务。
车文仪原是海军宣传部长，打倒“四人帮”后，随同海军政委苏振华将军等人来接管被“四人帮”搞得灾情特重的上海。他长期在军内外分管宣传文化，当然知道杨丽坤。他用军人的果断作风迅速向上海市委领导作了汇报，并热情地向张维他们表示：“杨丽坤不仅是云南的，也是全国人民的艺术家，是国家的财富，我们市欢迎她在上海定居。同时也尊重云南省委的意见，如果杨丽坤本人愿意回云南，我们一定积极地做好工作。”
杨丽坤虽然怀念云南，但不愿再见到原歌舞团那些凌辱、迫害过她的人，尽管时事不同了，身心的创伤哪里能轻易消除？她表示愿在上海定居，既便于治病，也可使她尽快忘掉那些使她肝胆具裂的悲惨过去。
据张维回忆：“从批文下达到各项手续就绪，总共用了20天。工作效率这么快，实在惊人。车部长的秘书与我讲：上海市要落实政策的省军一级干部就有二百多，都是要解决住房问题，但目前困难很大，用这么快的速度解决杨丽坤的问题，还是少有的。”
上海市委这样关心饱受折磨的杨丽坤，使她很是感激，也使众多关心杨丽坤的朋友、观众深感欣慰！
这一切，远在北京的陈荒煤是了解的，但他更希望自己亲自看望杨丽坤。1979年春天，陈荒煤借在上海参加当代文学研讨会的机会，看望了因病魔折磨而与以前判若两人的杨丽坤。陪同他到杨家的刘士杰回忆说：
荒煤见到杨丽坤，竟许久没有说话，直到杨丽坤又叫了一声“老局长”，他才梦醒似地回到了现实。他望着杨丽坤，眼里充满着怜爱、同情。我想像着他内心一定燃烧着仇恨的怒火：万恶的“四人帮”把一位副有才华的青年演员摧残成什么样子！……从杨丽坤家出来，荒煤默默地走着，长久没有说话，脸上现出惆怅、若有所失的表情。他是不是又听见“阿诗玛，你在哪里？”的呼唤声？为什么明明找到了。又好像失去了？
此后，失去了艺术生命的杨丽坤定居上海，在亲人、丈夫和上海人民的关心下养病、生活，直到2000年8月去世。
《阿诗玛，你在哪里？》所招致的指责
陈荒煤的呼唤，虽然促使杨丽坤的冤案获得平反，但电影《阿诗玛》的解禁，还要费一番周折。因为注定要有这样的周折，陈荒煤的文章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也就多少有一些不合时宜，因而也就有了他给周扬信中所写的内容。
到1978年10月，虽然粉碎“四人帮”已经两年了，但是，由于“两个凡是”的阴影依然露布，我们的国家还没有摆脱极左路线的束缚，历史因而进入被党史学家所描述的“两年徘徊时期”。文坛回春的气象，也因为这种“徘徊”不时被“倒春寒”所侵袭。而当时主持文化部工作的个别领导人，无论是对“真理标准”大讨论，还是对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历史潮流，认识不那么深刻，因而步子迈得不大。因此，面对人民群众对文化的迫切需要的呼声，未免有些缩手缩脚，滞后于群众的要求。陈荒煤写作、袁鹰主持发表《阿诗玛，你在哪里？》一文，其意义正是希望文化部重视群众的呼声。但是，文化部的个别领导人却没有把这篇文章看成是对自己工作的推动，反而从一些细枝末节上－－上文提到的陈荒煤记忆上的小小失误－－提出指责。
来自文化部的消息说，陈荒煤记忆上的小失误，是在推卸自己否定该片的责任。其实，真实的原因是，陈荒煤的文章的发表没有和文化部打招呼，被认为是给文化部施加压力。但是，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和副院长周扬是对陈荒煤是支持的。胡乔木在与陈荒煤的谈话中说，他读了《阿诗玛，你在哪里》一文后，曾与文化部的一位领导谈及，说《阿诗玛》应该放映。可是，这位领导对胡乔木的意见不表态，却说当年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长对这部影片也有意见，是康生（那时，康生的反动政治面目还未被揭露）提出要批判的。谈话中，这位领导对陈荒煤的文章也表示了不满，说陈荒煤在文章中说他第一次在云南才看到此片，不确；在“文革”以前他就两次看过这部影片。－－言外之意当然是，当年封存这部影片，你陈荒煤也是有责任的。这位领导人还希望胡乔木转告陈荒煤，让他写个信给文化部，事情就过去了。
这位领导说到的周恩来和陈毅对影片的态度，关于陈毅对这部片子的看法，因没有查到材料，无法考证，但是，说周恩来对这部片子不满，则有材料可以证明，完全是不对的。
周恩来总理一直是关心杨丽坤成长的。她主演的《五朵金花》，周恩来就很赞赏，杨丽坤作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两次随周总理出国访问。在一次出国途中，周恩来知道《五朵金花》是别人配的音，就勉励她严格要求自己，学好普通话。《阿诗玛》开拍后，周恩来又亲自打来电话，询问杨丽坤的普通话是否讲好了。显然，周恩来给《阿诗玛》所打的电话，当然不是对这部影片的否定，而是对杨丽坤提出的严格要求。
与胡乔木谈话后，陈荒煤开始认为，文化部并未正式向他提出意见，而自己也的确没有什么好检讨的，－－难道10年后不记得自己看过这部影片也需要检讨？他认为这不是问题的实质。后来，陈荒煤考虑再三，从照顾团结和尊重胡乔木意见的愿望出发，给社科院党组写了一个情况汇报，委托社科院党组转交文化部。周扬认为陈荒煤的做法是对的，予以支持。
但是，从陈荒煤给周扬的信中看，文化部对陈荒煤的情况汇报是不满意的，并进而提出要陈“写封信给《人民日报》”进行更正的要求。陈荒煤无奈，“为了照顾关系，尊重党组意见”，只好给《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并将此信转给周扬审阅。
从陈荒煤给周扬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对这种指责是不满的，他甚至涌起了为此事给“邓（小平）副主席写个信”的想法。他也曾愤愤不平地对周扬说，对电影工作不再发言了，并将原定于为庆祝建国三十周年而写总结建国以来电影文学创作的文章的计划取消，还从中国电影出版社取回自己将要出版的“电影论文集”一书。周扬则肯定他的文章没有错误，即使是有些记忆不准确，也不是什么大错，要他冷静一些。
与此同时，陈荒煤给主持发表这篇文章的袁鹰也写了一封信，谈到因这篇文章的发表所引起的波折，可与他给周扬的信相印证。他在信中写道：
许久未见，现在为《阿诗玛》一文，我却受到很大的压力了。
听说文化部已下令内外不让映，还发通知，查谁放映了，多少场次，等等，电影出版社已把我的电影论文集退回－－当然，我自己表态说他们感到困难，可退我，结果很快就退回。
乔木同志亲自找我谈，说要我写一封信更正一些事实。并作了修改，想不久即可送你。我年老，也长期受四人帮迫害，记忆力有些衰退，也是常情。即使我记错了，作了更正，其实也不解决广大群众盼望“阿”片上映的问题。为了照顾团结，我对该信发表没有意见。但我写此文原曾说报纸送文化部看看，我未坚持，是我的疏忽，乔木同志也不主张写。
当时，如果你们送去，就也不会发表了。我当然不是“倒打一耙”，怪你们。只是说明压力之在。出乎我意外。
我估计有两个可能：一，连此信，文化部也不同意发表（我不知乔木同志是否会送审，或让你送审）。二，发表后，肯定会更加被动。群众无非责备我记错了，看过此影片。但否定此片的“某领导人”是谁？尽管四人帮不是最先否定的，那么后来迫害人死、人疯，而今又为什么不上映？
此事也连累你们，十分抱歉。
只望你们收到乔木同志改稿后再仔细斟酌一下，以免节外生枝，再发生纠纷。
四人帮在时，我被打成“黑后台”。似乎此时又有人要揪我出来似的。此信只是提供情况，叙述一点心情。不足为外人道也，阅后请焚之。
编辑同志：
《阿诗玛，你在哪里？》一文在九月三日发表后，人民日报《战地》编辑组转来许多读者给我的信，现在感到有一些问题需要公开答复一下，希望能将此信仍在《战地》发表。
一、首先要更正一个重要事实。在我的文章发表以后，承文化部电影局同志查告，我对影片拍成后的一些主要经过说得不对。《阿诗玛》影片制成后，一九六四年三月、六月，我曾两次看过这部影片，并提过修改意见。同年七月，此片即被某负责人否定（在此先后还有几部影片被他否定）。这时，我还是电影局局长。因此，我在文中说该片制成时我已离开电影界，今年在昆明才第一次看到，这是不合事实的。这虽是由于我的记忆错误，但我写时没有认真查考一下，确实是我不应有的疏忽。
影片虽不是林彪、“四人帮”最先否定的，但把影片打成“毒草”，对影片主要演员杨丽坤同志和《阿诗玛》原作整理者李广田同志进行残酷迫害，却完全是他们一伙的罪恶。揭发控诉他们的罪恶是必要的。
二、凡是读者托我向杨丽坤同志推荐医疗单位和药方的，我已转给杨丽坤同志的爱人斟酌处理。
三、上海市领导同志和有关领导单位，对杨丽坤同志的病情和健康都十分关心，并有专家积极协助治疗，我希望，也相信她的健康会逐渐好起来。更加高兴的是，最近我接到了杨丽坤同志的来信，尽管字句有些错乱，却是表达了她真挚的心情。她说：“我今后一定要很好锻炼自己，用坚强意志战胜病魔，早日恢复身体健康，用实际行动来参加华主席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我非常感激华主席给我的新生。……我虽然病情比较顽固，但我相信自己是能早日战胜它，很好参加到工作行列里面去的。”
我相信，这个消息一定也会使广大读者高兴。
十月十日
这封信发表后，由《阿诗玛，你在哪里？》一文所引起的小小波澜，也归于平息。不过，《阿诗玛》这部影片依然没有被解禁。
《阿诗玛》终于与观众见面
在给周扬的信中，陈荒煤说给《人民日报》的信中“根本不能提到”广大群众“希望看到影片”的要求，以免造成给文化部“施加压力”的印象，但是，正如陈荒煤在信中所说的，却“不能不让读者要求放映这部影片”。因此，读者读到陈荒煤这封令人莫名的信后，依然来信要求放映这部影片。但是，文化部一直迟迟不动。
文化部迟迟不动的症结在何处？大约可以从粉碎“四人帮”在电影界流行的一个真实的笑话找到根据。这个真实的笑话说：某单位放映外国影片，演到中途，银幕上突然出现一个大黑影，原来是放映员的手掌。大伙正纳闷，扩音器响了：“注意，领导有话，这里要挡一挡。”半分钟后，黑影消逝，刚才被遮挡的是几个男女主角谈情的镜头。在那个年月，视表现爱情题材的电影为禁区，虽然不是很普遍，但是的确有一些人是有这样的思想的。
粉碎“四人帮”的1976年，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复审小组曾审阅过《阿诗玛》。当时，参加复审的某些小组成员，听说戏里有神话和恋爱故事，情绪就紧张起来。因而出现了这样的现今无法理解的滑稽场面：
审看《阿诗玛》是在夜间。大门上锁，闲人莫入。说也怪，久不闻哥呀妹的唱词，乍听觉得不大入耳。电影厂的一个领导说：“再百花齐放，谈情说爱就是不能放。”
到了1978年的10月，“四人帮”散布的那套反动文艺理论受到批判，人们的思想开始从禁锢中挣脱出来。车文仪部长与上海电影界的有关人士陪同杨丽坤再看《阿诗玛》时，人们的看法就大不相同了。他们给《阿诗玛》的评语是：影片描写了健康的爱情，用神话形式反映人民抗暴的思想，艺术上也有可取之处。
上海方面为此专门写出为《阿诗玛》平反的材料呈报到各有关部门。但是，文化部还在考虑。郭玲春在文章向我们透露了文化部领导犹豫不决的原因：
有人还担心影片将民间传说中阿黑和阿诗玛的兄妹关系改成爱情关系，是否有损于撒尼人心目中的英雄形象，是否有碍于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文化部和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同志为此专程到阿诗玛的故乡－－云南路南彝族自治县奎山地区，请最有权威的评定者撒尼人鉴定。
但是，不管文化部内部如何争论，广大读者感兴趣的是，郭玲春的文章告诉人们，《阿诗玛》要“走出仓库”了。10天后，新华社发布的消息证实了郭玲春的说法，消息说，《阿诗玛》等一些影片将在元旦“恢复上映”。在此之前的12月27日，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为庆祝中美建交公报发表举行的电影酒会上，《阿诗玛》已正式“亮相”。
虽然因为《阿诗玛，你在哪里？》一文而引起一些不快，不过，陈荒煤毕竟是文化战线的卓越领导人，随着拨乱反正的步伐，文化部领导的思想也进一步解放，堆积在荒煤心中的一些怨气也逐渐消失。在《阿诗玛》公映以后不久，他又回到了文化部的领导岗位上，继续为新时期电影及文化工作的前进付出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