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干女儿都很命苦,一个空难一个惨死,还有一个是何结局。”邓超颖道

文摘   2024-12-11 20:00   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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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颖超曾深情地对侄女周秉德回忆起一段过往:“那些成为我们干女儿的孩子,命运多舛。真正被我们认下的,仅有三位干女儿,而叶杨梅,那个年纪轻轻的孩子,竟与她的父亲在空难中不幸离世。孙维世,她与我们的情感最为深厚,陪伴我们的时间最长,却遭遇了悲惨的结局……”
1968年的深秋,孙维世遭遇了不幸。紧接着,周恩来的办公桌上,出现了一叠伪造的病例,上面赫然写着孙维世因病去世的消息。周恩来看后,心痛如绞,但为了查清真相,他强忍悲痛,下令对遗体进行解剖。
相较于孙维世,邓颖超夫妇的另一位干女儿——谌曼里,命运更为悲惨,她离世得更早。谌曼里是周恩来挚友谌志笃的大女儿。谌志笃,这位来自贵州的革命者,比周恩来年长两岁,两人虽生于不同的地方,却因共同的理想而结缘。

1919年,“五四运动”的浪潮席卷北京,青年学生们纷纷走上街头,高呼口号,要求收回山东权力。随着运动声势的壮大,天津的学生们也迅速行动起来,成立了天津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谌志笃当选为会长。不久后,天津各界联合会成立,他再次被推选为主要负责人之一。

23岁的谌志笃,满腔热血,在一次声援北京学生的演讲中,誓言要与敌人血战到底。同时,他也做好了为国捐躯的准备,给家人留下了诀别书。
同年6月,得知北京的学生们遭到了北洋军阀的残酷镇压后,天津的学生们义愤填膺,冲破军警的包围,来到省公署要求见省长。作为代表,谌志笃与省长进行了谈判,要求释放被捕的学生,并保障学生们的爱国行为不受阻挠。
不久后,谌志笃等人还邀请了在南开学校主办过刊物的周恩来,共同创办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周恩来欣然应允。随着“觉悟社”的成立,周恩来、谌志笃、邓颖超等人为了保密,采用了数字代号的方式。周恩来是5号,被称为“伍豪”,谌志笃是50号,被称为“武陵”,而邓颖超则是1号,被称为“逸豪”。

同年10月,周恩来等人前往北京请愿,天津的学生与各界群众也上街游行。然而,他们却遭到了警察的阻拦与毒打,邓颖超被打得口吐鲜血。几天后,天津举行了盛大的国民大会,声援营救在京被捕的代表,数万人聚集在南开大学的操场上。谌志笃被推选为大会总指挥,周恩来与邓颖超等人则成为了大会主席团成员。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周恩来与谌志笃各自踏上了不同的道路。1920年11月,周恩来到法国勤工俭学,而谌志笃则离开了天津前往贵州。虽然他们相隔万里,但那段生死与共的战斗经历,却成为了他们心中永远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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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故事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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