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研读毛泽东著作和鲁迅著作，不难发现毛泽东和鲁迅在文学上、思想上、精神上有许多相通和契合之处，有若干地方则是惊人的相同。难怪毛泽东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就开始直至临终前都爱读鲁迅的书，并且多次说过：“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鲁迅1925年3月11日回许广平信这样解释“壕堑战”：“对于社会的战斗，我是并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劝别人牺牲什么之类者就为此。欧战的时候，最重‘壕堑战’，战士伏在壕中，有时吸烟，也唱歌，打纸牌，喝酒，也在壕内开美术展览会，但有时忽向敌人开他几枪。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这种战法是必要的罢。但恐怕也有时会迫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这时候，没有法子，就短兵相接。”1928年5月，毛泽东总结中国工农红军游击战初期的作战经验，提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开始形成了中国工农红军游击战的基本原则。
鲁迅1925年4月8日致许广平信中论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说：“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的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近几年似乎他们也觉悟了，开起军官学校来，惜已太晚。”1927年8月，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根据当时中国的国情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
鲁迅1925年12月29日写《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主张痛打落水狗，“总之，倘是咬人之狗，我觉得都在可打之列，无论它在岸上或在水中。”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举行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号召广大人民群众学习和发扬鲁迅“打落水狗”的革命精神，“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这条疯狗，还没有被我们打下水，我们要一直打到他不能翻身，退出中国国境为止。”1949年1月1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拒绝正在节节败退的中华民国政府及其军队的实际操控者蒋介石请外国势力居中调停“和谈”，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绝不能使革命半途而废。
鲁迅结集编成杂文集《坟》，于1926年11月11日夜作《写在〈坟〉后面》序时写道：“然而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国的聪明人。”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致开幕词，总结了抗日战争八年的历史经验和解放区建设经验后，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鲁迅有一句名言：“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1927年4月26日写《〈野草〉题词》中写道：“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红军长征之初，队伍还十分弱小，而病榻上的鲁迅却坚信，这些九死一生的红色种子，就是“民族的脊梁”。1930年1月5日，毛泽东为了批判党内存在的悲观思想，给林彪写了一封信，答复林彪等人问“红旗能举多久”，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鲁迅1928年5月作《忽然想到七》，哀叹中国人遇凶卑怯——“可惜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这样下去，一定要完结的。”主张“我想，要中国得救，也不必添什么东西进去，只要青年们将这两种性质的古传用法，反过来一用就够了：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1939年9月16日，毛泽东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中，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一系列反共磨擦事件，表明中国共产党的严正立场说：“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么，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我们是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的，任何共产党员不许超过自卫原则。”
鲁迅在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同盟”成立大会上发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重要讲话，指出：“我以为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为什么呢？第一，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 ，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第二，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 1930年5月，毛泽东写作《关于调查工作》，其中写道：“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一定不能想出会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换一句话说，他一定要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两人各自针对具体对象，反对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教条主义，主张深入实际，联系群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
鲁迅作1931年3月发表在上海《萌芽月刊》上的《“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中写道：“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哪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1937年7月，毛泽东作《实践论》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鲁迅在1932年2月与美国作家斯诺谈话说：“没有疑问，我们可以向苏联学习”,“但是，对中国说来，只能有一种革命，——中国的革命”；1935年10月27日对日本社会学教授园谷弘说：“中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走出路来！”而毛泽东在1930年写的《关于调查工作》文件中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有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鲁迅从民至“官”，接触或者见过下至乞丐上至总统等各式各样的人物，读书多，阅历广，明白创造实际价值的劳苦大众善良聪明而穿着光鲜服饰的食利者贪婪凶残，深谙中国社会规则，知晓上流社会腐败致使下流社会的人们惨遭蹂躏；1933年3月22日在其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中写道：“偶然得到一个可写文章的机会，我便将所谓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陆续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出来了。”1958年5月18日，毛泽东为鼓舞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动力，在一份报告上亲笔写下“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批语。
毛泽东和鲁迅互相尊重互相信赖。1932年10月，居住在瑞金的毛泽东听说中共中央派驻上海与鲁迅有联系的冯雪峰回到瑞金，主动上门去找冯雪峰攀谈，并约法三章，“只谈鲁迅”，遣憾自己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管理员时没有见过鲁迅。冯雪峰告诉毛泽东，鲁迅读过毛泽东诗词，认为毛泽东写诗词有“山大王”气概。
日本大举侵略中国，中华民族危急存亡的紧要关头，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及其红军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随后发出“东征宣言”宣告“为实现抗日，渡河东征”，于1936年2月突破国民党阍锡山的包围，渡过黄河，3月初取得东征胜利。身处国统区白色恐怖下的上海的鲁迅和茅盾闻讯，于3月6日写信祝贺，声援红军的英勇斗争，“我们热烈拥护中共、中苏（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号召，我们认为只有实现中共、中苏的抗日救国大计，中华民族方能解放自由”。
毛泽东清醒地认准鲁迅在广大民众尤其是青年人心中的崇高威望，1936年4月，叮嘱即将赴上海面见鲁迅的冯雪峰说：“一定要团结好鲁迅，先生是一面抗战的旗帜，能唤起民族的抗战热情来！”4月26日，冯雪峰去鲁迅家长谈，鲁迅对冯雪峰说：“M（毛泽东）的政策是对的。”表示愿意加入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委托冯雪峰把自己亲手整理编辑出版的瞿秋白译著《海上述林》和购买的金华火腿转送给毛泽东和周恩来。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毛泽东闻讯后，指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中央政府于10月22日发唁电给上海文化界救国联合会转许广平，“表示最深沉痛切的哀悼！”
毛泽东及其战友善于宣传发挥鲁迅旗帜作用，诚心佩服并推崇鲁迅。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新民主主义政治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讲演，高度评价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新文化的方向。”1942年5月2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朱德）总司令的，一支是鲁（鲁迅）总司令的。”强调中国共产党的文艺必须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提倡鲁迅名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号召“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971年，毛泽东在接见武汉地区党政军领导人时说：“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
周恩来说，“鲁迅和毛泽东思想是一致的。”冯雪峰和田家英曾不约而同地首推毛泽东和鲁迅为中国最博大精深的人物。
历史尤其是事实反复证明：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著作不朽，是文坛泰斗；毛泽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是政界领袖，是战略家。两人都为中华民族翻身解放和国家独立自主奋斗，为人类进步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是世人公认的二十世纪伟人！
2021年9月写
作者简介：
尚国栋：中国明史学会屯堡研究分会理事、贵州省屯堡研究会理事，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安顺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安顺市屯堡文化学会理事，西秀区作家协会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