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是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工会信息》杂志推出“展馆里的百年工运”栏目。共同走进全国各地工运史馆，通过一段段鲜为人知的工运故事、一件件沧桑厚重的历史文物，一起敲开通往百年工运历史长河的大门，共同感受波澜壮阔的工运历程，从中汲取奋进力量。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旧址陈列馆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起点，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摇篮，也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公开机构。
①成为中国共产党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第一个总机关；
②组织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的第一个工人运动——上海英美烟草厂工人罢工；
③创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第一个工会组织——上海英美烟草工会；
④创办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第一份工人刊物——《劳动周刊》；
⑤领衔发起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
⑥推动形成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⑦发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劳动立法运动；
⑧出现第一位为中国工人运动入狱的共产党员——李启汉；
⑨第一次建立领导工人运动的分支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五大分部和天津支部；
⑩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第一家工人补习学校：上海第一工人补习学校。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党的一大提出，党在当前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加强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经过筹备，1921年8月11日，党中央建立了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书记部总部设在上海，并在北京、武汉、湖南、广州、济南设立分部。自成立之日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向工人宣传马列主义，帮助工人建立工会，组织工人争取自身权益，中国工人运动由此揭开崭新篇章，在中国工运史上具有开创性的重要地位。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旧址旧照（今上海市成都北路899号）。
为了更好地发动工人阶级，扩大宣传和联络，1921年8月20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于上海创办《劳动周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刊物《劳动周刊》问世意义重大。它是在党直接领导下创办的第一份全国性工人报刊，对各地工人运动起到了一定的宣传和指导作用，当时的工人们亲切地称之为“一盏指路明灯”。
《劳动周刊》第13号
19世纪中叶，上海工商业发展迅速，到20世纪20年代初，上海工人总数已达51万多人，其中产业工人达18万余人，约占全国工人总数的四分之一。工业革命迅猛发展的背后，是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工人阶级维权意识逐渐觉醒。五四运动期间，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但因为没有先进理论的指导，工人们对自己受苦受难的根本原因、未来社会的前景以及自己的历史使命并不大了解。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及各分部成立之后，立即投入繁忙的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
在这一时代背景下，1921年8月20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于上海创办《劳动周刊》。《劳动周刊》向工人宣传工人阶级团结和组织的重要性，教育工人掌握和运用阶级斗争这个马克思主义的锐利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共产党》杂志第六号先期刊载《劳动周刊》的发刊词，点明了该刊的性质与作用：“这个《劳动周刊》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机关报。换言之，就是中国全体劳动者的言论机关。我们这个周刊不同于有产阶级的报纸，有产阶级的报纸是只记得金钱，哪里记得什么公道正义呢？我们的周刊不是营业的性质，是专门本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宗旨为劳动者说话，并鼓吹劳动组合主义，我们希望中国的工人们都拿材料来供给这个唯一的言论机关，都来维护这个唯一的言论机关，扩大解放全人类的声浪，促进解放全人类的事业实现！中国的工人们，快快把我们的头抬起来呀！”
《劳动周刊》是一份四开四版的小型报纸，每逢星期六出版一期，至1922年6月被停刊，共发行41期。编辑部就设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上海公共租界新闸路北成路口19号（今成都北路899号）。周刊开设栏目丰富多彩，包括评论、通讯、社会调查、工会消息、小说、诗歌、随感录、世界要闻等。所有栏目的文章均简明扼要、通俗易懂，以方便工人阅读为发稿标准。同时，高度重视工人来稿，刊发了不少工人群众的自由来稿，使周刊真正成为工人阶级的“发声场”。工人们投稿反映劳工生产生活状况的文章，真实反映了工人的苦难与诉求。创刊之初赠阅，从第7期起收费订阅。
该刊编辑主任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张特立（张国焘）兼任，署名编辑的四五人经常更换。以书记部或个人名义写稿的，以李启汉、李震瀛、董锄平三人为最多。当时，华界已经制定并实施的严格印刷品管理规定，公共租界在1922年前并未出台任何统一的印刷品出版法或新闻法。当局发现此类“扰乱治安”的文书时，通常仅以违反治安或有伤风化为理由，由警察向会审公廨提起控诉，法庭一般也只会判处罚金。《劳动周刊》充分利用了公共租界的有利条件，在光明印刷厂（位于公共租界的梅白克路）秘密进行印刷。该刊出版后，受到工人们的欢迎，在北京、武汉、广州等重要城市设有发行网络。起初，第1—10期每期均印刷4000份，随着销量上升，自第11期始，每期印量提升至5000份。特别是第12期，因报道内外棉五厂工人被害事件，故额外加印2000份。陈独秀向共产国际递交的报告中则指出，《劳动周刊》的峰值发行量达到5000份，总计印刷约16.5万份。
《劳动报》（1949年7月1日）
《劳动周刊》创刊初期，多配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建立工会组织、领导工人罢工斗争的工作，发表反映劳工痛苦生产、生活的文章，如《我们工人就活该死么》《到哪里诉冤屈呢？》《反正是工人倒霉》等。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开始更广泛地报道全国各地工人运动的情况，如上海、广东、江苏、江西、安徽等地的罢工斗争。1922年工人运动掀起巨澜，同时面临着来自反动势力的镇压和压力，《劳动周刊》更加强调工人阶级的团结和斗争精神，鼓励工人不畏强敌，坚持斗争，争取自身的权益和解放。
《劳动周刊》出版至1922年6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借口“登载过激言论”“鼓吹劳动革命”“可能引起骚乱及破坏治安”勒令《劳动周刊》停刊。6月逮捕了《劳动周刊》主编李启汉，并查封了《劳动周刊》。7月17日，又封闭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办事处并通缉其成员。藏于上海市档案馆《劳动周刊》第41号（1922年6月3日出版），是目前所发现的1922年的唯一一期刊物，包含4个版面，收录《全国劳动大会第一次会议宣言》等7篇文章。其中，还有陈独秀撰写的《现在劳动运动三个极大的错误》一文，这是为数不多的陈独秀关于工人运动的文章，阐述了其对上海工人运动新形势所持的态度。
李启汉作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劳动周刊》的主要工作人员，十分重视《劳动周刊》的出版工作。虽然工作很忙，但仍抽出了不少时间与精力来办好刊物。李启汉为周刊撰写的文章通俗易懂，针对工人群众当中存在着较严重的行会帮派的现象，在第14期撰写了一篇题为《工友们，我们为什么要分帮？》的文章，指出：“这种什么宁波帮、湖北帮、湖南帮、广东帮、江北帮、安徽帮及本地帮等等，分成了七零八落，互相排挤，互相争斗，弄成各地工友互不相容，都是工友们自己排斥自己，对于资本家是很有益的，而对工友自己则是万分有害的。”文章以通俗而又精辟的道理，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我们都是受痛苦的弟兄，都是没有产业的被压迫的同胞，无论他是宁波、湖北、江北或本地。两帮之间互争生意，不是打架、伤人害命，就是被资本家利用，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必定选择能使他多得利益的一帮。这样一来，不是工人自己受了大害吗？”他认为工会的组织形式最好是：“用产业的结合到全体的结合。一个产业底下的工人，不分男女地域，都联合起来，结成一个大团体，再与别种产业的团体大联合起来，形成一个世界全体工人的大结合。”
《劳动周刊》让工人们明白了团结的重要性，各地工人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并取得胜利的案例报道，更让工人们看到了团结的力量，促进了工人之间的联合，为开展大规模的工人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自1921年末起，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在向工部局董事会汇报租界内劳工团体动态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使用《劳动周刊》编辑部这一名称，来指代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一共出版了41期的《劳动周刊》作为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创办的第一份全国性工人报刊，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百余年后，当大家走进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旧址陈列馆，展厅二楼的《劳动周刊》依旧吸引众多观众驻足。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邓中夏等请愿书。
上海内外棉五厂和七厂的日本资本家为限制工人上厕所而发的大小便牌子。
为了更好地将《劳动周刊》创办史等有深度的故事讲得有温度，把有精神的故事讲得更精彩，展馆正不断迭代焕新“情景党课”这一沉浸式、互动式的教育形式。结合现下流行的手游关卡模式，运用过程戏剧与沉浸式戏剧的理念，推出红色戏剧棋局《无悔的抉择》，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旧址陈列馆史料为背景，让观众成为工人运动中的一员，以角色扮演开启深度体验。运用关卡模式和选择机制，让参与者身临其境感受“肩负历史使命的重大抉择”，同时，开放性的结局为观众拓宽了想象边界，使之仿佛能够穿越时空，置身于那段峥嵘岁月，亲身感受不同走向之下历史发展的波澜壮阔。
来源：《工会信息》2025年第2期（上海市静安区总工会供稿）
编校：马晨琦、江光荣
编审：郑莉、曲欣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