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国的普罗旺斯，沿着地中海西岸往南走，翻过比利牛斯山，就是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地区，首府是巴塞罗那。
从前欧洲的医生常常会开这样的医嘱，建议你到南方的阳光海岸去疗养，不用打针吃药病就好了。“阳光海岸”指的是法国南方的地中海海岸，如果越过比利牛斯山，到西班牙的地中海岸，那疗效就更好，那里干脆被称为“太阳海岸”。
当我告别普罗旺斯时，依然唏嘘叹息：梵高，如果当年他再往南走一点，就会遇见巴塞罗那，火热的西班牙风情，也许能一扫他身上荷兰低地湿冷的忧郁。
比利牛斯山横亘在法国和西班牙之间，东起地中海西到大西洋。它像一条拉链把整个伊比利亚半岛锁在一个口袋里。对法国而言，北端是阿尔卑斯山，南端是比利牛斯山，而他们更在乎阿尔卑斯山，起源于中世纪的哥特式教堂，就是因为象征阿尔卑斯山而得到上帝的精神启示。
西班牙则相反，比利牛斯山是一道屏障，它曾经挡住了伊斯兰教的摩尔人入侵欧洲，也阻止了法国和欧洲吞并西班牙，比利牛斯山凝聚着西班牙人的英雄情结，同时蕴含着西班牙人艺术创造的天聪地灵。
我们本可以翻越大山穿过安道尔，直达比利牛斯山最东端的蒙塞拉山，然后进入巴塞罗那，最终还是选择了沿着地中海海边，穿过比利牛斯山最缓的坡段进入巴塞罗那。
加泰罗尼亚人是地中海古老居民腓尼基人的后代，腓尼基人和犹太人一样是非常聪明的民族，他们发明字母取代契型文字，使人类今天才有可能进入数码时代。腓尼基人的迦太基国被罗马人摧毁之后，没有像犹太人那样抱残守缺，而是化整为零，消失在人海之中。现在已知的腓尼基人后代是黎巴嫩人和加泰罗尼亚人。所以，加泰罗尼亚人追求独立的意志，和犹太人复国的决心是有渊源的，是一样强烈与坚定的。
01. 安东尼奥·高迪，巴塞罗那就是“高迪之城”。
天才建筑师高迪，穷其一生，都在设计这个世上未曾存在的建筑。除了他，没有任何建筑师能把曲线发挥得如此极致。他有一句传世名言：“直线属于人类，而曲线是属于上帝的。” 他要设计让上帝满意的建筑。
自1882年起，圣家堂这座尚未完全竣工的建筑，就被誉为世界文化遗产和人类建筑史上的奇迹。高迪说，“我的客户（上帝）并不着急”。高迪相信上帝拥有世界上所有的时间。因此，直至他本人于73岁时在1926年去世，教堂的建筑仅仅完工了不到四分之一，他选择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留在这座教堂，留下他的梦想和相信。
圣家大教堂不仅在空间上有极大的延展性与生命力，在时间的维度上也是如此。因而，对这座建筑而言，过去并未只是过去，它将留存在现在，并且还将流向未来。
高迪说，神圣性不一定要通过传统教堂内、黑暗里透进来的光明来表达，也可以是沉浸在光亮的喜悦森林。所以这座教堂里既看得到悲，也看得到喜。悲是很深沉的悲悯—譬如耶稣受难的雕塑群像，喜则是很深刻的喜悦——大自然、光的变化，疗愈着我们。
圣家堂的整个内部光线，都会随着外界自然光线产生出无限的变化，内部充满彩色玻璃窗的五彩缤纷的光线投射，让参观者宛如在森林之中，一侧为冷色，一侧为暖色。
“自然是我们最好的老师。建筑的本质就是空间，而城市是时间的艺术。”一座城市能开创一种独特的城市格局，又能代表一种世界性的艺术潮，那便是至高无上的荣耀。巴塞罗那就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幸运之城。
然而对个人而言，我们不知道自然在告诉我们何种密码，何时浮现；所以总是迷茫，总是失落，但依然前行，不断求索！不管我们多么渺小，应觉察到，我们是这世界的一部分，并且带着谦卑的感恩存在于此。
02.巴勃罗·毕加索
1900年，刚19岁的毕加索，在马德里受美术教育，给朋友写信说：“让高迪和他的圣家堂见鬼去吧！”
那时，48岁的高迪已经确立了他的风格：对材质的想象力。对材料和色彩的感觉。铁装饰。抛物线穹窿。循环不停的门脸。他的作品遍及巴塞罗那。而毕加索正准备加入巴黎的社交圈。
毕加索在1901年进入蓝色时期，那时他喜欢西班牙画家格列柯，喜欢拉长形体与阴惨颜色，六年之后，他以著名的《亚威农少女》，开启了立体主义时代。
毕加索不喜欢高迪，一半是年少气盛：少年天才，看什么都不顺眼——尤其对那些成年权威，总是抱有矛盾的感情。
毕加索一生都辉煌之至，他是有史以来第一个亲眼看到自己的画作被收藏进卢浮宫的画家。
有人说毕加索永远是年轻的，因为他的艺术形式丰富多变，后人不得不把他的作品分为若干时期，其中有个时期是立体主义时期。在这个时期，毕加索曾说：“没有体会过马拉加阳光的人，就创造不出立体主义的绘画艺术。”马拉加是他的家乡。
03.萨尔瓦多·达利
毕加索同时代最知名的西班牙画家，在达利长达70年的艺术生涯里，可谓做尽了让人瞪目结舌的事。他那双目空一切的眼睛无时无刻不在忧郁地注视着西班牙的绘画界，给“巨匠们打分”已经成为达利的品牌。
他以超现实主义画家和版画家著称，享有“当代艺术魔法大师”的盛誉。
他之所以被称为超现实主义画家，是因为他的画作多搜集梦幻中的表现题材，探索潜意识的意象，但又呈现出一种真实感，以非凡的力量，吸引着观赏者的视觉焦点。
1881年，巴勃罗·毕加索出生，8岁那年，他完成了人生第一件油画作品《斗牛士》。毕加索父亲是艺术院校老师，从小给予他良好的艺术教育。后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毕加索画画太厉害，父亲“示弱”搁笔不画，毕加索简直就是教科书级别的艺术大神。
1904年，萨尔瓦多·达利出生，他是不安分的熊孩子，6岁想当厨师、7岁想当拿破仑，好在达利虽有许多理想，但最主要的兴趣还是画画。其父亲是律师，不太赞同儿子搞艺术，但是母亲非常支持他的创作。自幼爱涂爱画的达利，还特别特别崇拜毕加索，在心里默默尊称他为“父亲”。
他在巴塞罗那成长时，老听人谈论城市英雄毕加索；他在马德里学习，见过了毕加索的立体主义艺术。他爱毕加索，于是他去了巴黎，去见时年46岁、比自己年长一倍的毕加索。
达利成长期间听了许多关于毕加索的传说，毕加索耳朵里则灌满了哥们胡安•米罗对达利的夸奖。在毕加索的工作室，达利表示自己还在摸索立体主义的达利，毕加索大手一挥：“我正开发新立体主义呢！”达利立时觉得：一向新潮的自己，忽然落后了似的。
然后，火花擦燃，达利的世界天翻地覆了。“我从毕加索身上，才找到了超现实主义的真正表述方式。”
1929年，达利搬到巴黎住，画出了著名的《春日的第一天》。众所周知，这是他第一次展示名闻后世的“达利式超现实主义”。那年11月，巴塔耶第一次将25岁的达利和已成传说的48岁毕加索相提并论。
然后，追逐战开始了。
达利并不单是仰慕毕加索，并向他致敬。天才们无法做到亦步亦趋，他们的原创性如火焰般灼烧自己。达利自己承认过，他喜欢一切镀金的东西，喜欢华丽，喜欢过分装饰，不怕过头，只怕不够。这是他的审美，从摩尔人的细密雕刻里学来的，阿拉伯式审美。
1935年，达利创作了《内战的预感》，两年后，毕加索做了《弗朗哥的梦与谎言》，两人的作品，联手描绘内战中人民的创痛、自身的战栗。
就是这样：自从达利1931年完成《记忆永恒》踏入大师地位后，他与毕加索总是在你来我往。他对毕加索的仰慕变成了竞逐。
最好的老师变成了对手。
旁观他们竞逐的费德里克•加西亚•洛卡半开玩笑地说过一句：“有时他们彼此致敬的整齐度，让我以为他们生活在隔壁呢”，然后他语气为之一变，“但有时，确实他们相隔很远，但同时想到了某个题材。”
也许，达利对毕加索的情感，有多么扭曲而复杂，只有他自己知道。
往前一百年，被誉为贝多芬接班人的勃拉姆斯曾吼道：“你们知道贝多芬这个名字阻碍了我多久吗？”那是大师对大师的终极情感，是敬爱、怯懦、企图超越、恼恨到了极限之后的感叹。
在与毕加索相遇21年，对他敬佩无比又不断加以竞逐的岁月后，他终于找到了一种方式——一种他和毕加索能够理解的方式——对毕加索这个超自然的怪物，发出了恐惧与爱戴交加、甜苦杂糅的赞美。
1963年，毕加索博物馆在巴塞罗那开幕。达利捐出了一些他的私人收藏——是毕加索做的立体主义拼贴画。是的，到最后，无论如何竞逐于时代巅峰，他还是私藏着对毕加索的一些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