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1月19日，红二、红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出发，开始长征。1936年1月进入贵州，1月19日在贵州石阡召开会议，决定继续向黔西北的黔（西）、大（定）、毕（节）地区挺进，创建新的根据地。2月，红二、红六军团到达黔西北地区，根据中革军委电令创建黔西北革命根据地，成立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开展了一系列革命实践活动，其中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就是重要内容之一。
黔西北地区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开始，彝、苗、布依、回、侗等少数民族先民就在这片土地耕耘。封建社会时期，地方土司对百姓任意盘剥，甚至进行买卖、转让、赠送、陪嫁等，加上中央王朝的歧视和重重压迫，少数民族生活苦不堪言。
军团首长了解到，大定（今毕节大方）八堡是六寨苗聚居区。六寨苗自称蒙，因其初来时定居于大方阿龚、青山、铧匠、阿陇、中寨、下寨等六寨，故称为“六寨苗”。由于历代统治者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苗族人民生活十分困苦，因此苗族同胞对反动统治者的反抗也最强烈。
1936年2月16日，红六军团政委王震（前排左一）在毕节百花山福音堂接见大定八堡六寨9名苗族代表时合影
前排左起1.王震；2.李德洪；3.李正芳；4.马小啷；
5.马义梭；6.李义猫；
二排左起4.李义舍；5.李义竹；6.马义早；
三排中：王义佳
1936年2月中旬，红六军团政治委员王震在毕节百花山福音堂与大定县李易竹、李德洪、王义佳等9位苗族代表和5位汉族代表见面，与他们摆龙门阵，促膝谈心。王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苗族同胞们解释，红军是为天下受苦受难的老百姓谋幸福、求解放的队伍。当了解到苗族同胞过着“柴火当棉袄，蕨根为粮草，松胶当灯照，赤脚当鞋跑”的苦难生活时，王震进一步坚定了在此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信念，细致地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苗家有土司，汉族有地主，虽然民族不同，但天下的受苦人是一家，地主、土司老爷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全体“干人”（穷人）要团结起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齐心协力去斗争，只有推翻骑在人民头上的地主、土司老爷们，干人才能过上好日子。
王震还向他们讲解了党和红军的政策，支持六寨苗族同胞成立苗族独立团，将写有“苗族独立团”的红旗发给苗族代表，并发给每人一支步枪。为此，王震与苗族同胞代表合影留念，叮嘱他们回去后尽快向同胞们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组织武装，保卫苗寨。
同时，王震派红六军团政治部巡视团主任谢友才带领宣传员到八堡六寨苗族中去做工作，协助组建苗族独立团。当时大多数苗族同胞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宣传，逃进了山洞。谢友才率红军宣传队深入八堡六寨开展工作，红军战士严守纪律，就住在群众柴棚里，还将砍来的柴草堆放在各家各户门口。当苗族同胞看到家里的东西不仅没有丢失，门口还堆满了柴草，认为红军不像以往的国民党部队，寨老便带领乡亲们回到寨子。红军卫生员立即为衣衫褴褛、生病的群众治病，向他们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发动苗族群众参加革命。为了全面深入地贯彻党的民族政策，红二、红六军团从各部抽调人员组成工作组，深入到附近的几个少数民族部落中开展工作。
在创建黔西北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为了做好少数民族工作，争取少数民族对红军、对革命的支持，红军制定了一系列团结和争取少数民族的政策。如红四师经过彝族聚居的大定黄家坝时规定：“不准侵犯少数民族的祠堂；不准乱动彝族的灵房、神龛，过年期间群众家里的灰渣打扫后不许倒到屋外去；帮助彝族人民治病挑水打扫卫生，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吃了粮食照价付款。”给彝族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好印象。同时印制了红军对苗族和布依族的标语口号，“红军是扶助苗族仲族（仲即布依族，旧称仲家）解放的武装”“共产党是苗族仲族解放的唯一领导者”“苗族仲族的民众只有在共产党苏维埃领导下实行土地革命才能得到彻底解放”“欢迎苗族仲族劳动群众当红军”等。
红军制定的这些纪律和标语口号在广泛宣传下，得到各族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在黔西北高原广大群众中影响很大，为红军根据地的创建和各项革命活动的顺利进行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经过王震及广大红军战士近半月的努力，在党的感召引领下，一支民族武装很快诞生了——八堡苗族独立团。其中，李绍北任团长，李正芳为副团长，六寨分别为6个支队，六寨头领分别担任队长。同时，这支武装在逐渐发展壮大，境内组建了鸭池、梨树坪、头步桥、层台、草堤、大坝等游击团（队）。每个团（队）约100至300人，最多的层台游击团约800至900人，全境游击团（队）共计5000多人。这些游击团（队）在红军政工人员的领导下，贯彻执行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取消国民党当局的苛捐杂税，协助红军没收地主恶霸财产分给穷人，动员群众参军参战，在黔西北少数民族中产生很大影响，为根据地革命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党的民族政策和红军的主张，通过多种方式传播到黔西北广大群众中去，戳穿了国民党反动派对红军的造谣和污蔑，消除了各族人民群众受反动派宣传而产生的顾虑，沟通了红军与各族人民群众的感情，密切了关系，在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及保卫根据地的斗争中，建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使革命事业得到各族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持。可以说，红军长征的胜利，也是党的民族政策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