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56年4月，看守我们的人都撤了，但还不许我出宿舍，也不许打电话，过了几天通知我去图书室帮田大姐整理图书，算是准许上班了。田大姐的丈夫是我所的前领导李天俦，他中风半身不遂，便从职务上退下来了，每天拄着手杖到图书室坐坐，很平易近人的。有一天图书室没别人，他就问我这么年轻，能有什么问题，需要隔离审查？我就和盘告诉了他，特别说我在学校时就交代过，学校说“不算事儿”。1950年的事情当事人都在，一调查就清楚，竟审查了半年多。他听出我的不满，就教导我说：“我们党审查干部历来都是这样的，一点儿都不新奇，我也经历过，你不要有顾虑，更不能抵触。”我很诧异，这位早年就投奔延安的老革命也要审查？也没细想就大胆地问了一句：“您也被这样审查过？”他笑了笑，很正经地说：“不单我经历过这样的审查，也许你都想不到的好些高级领导都经历过这样的审查，要经得起党的考验嘛！”出于对他的尊敬，我没再说什么，但心里想，这叫什么考验？分明是糟蹋人，先打掉这人的自尊，再打垮这人的自信，把这人的人格像烂抹布一样放在脚下踩。在图书室搬了一星期书，就让我去畜牧场上班了，黄尔汉也复职了。他不但满嘴牢骚话，还因为工人们参加了他的斗争会，一有机会就撂几句有意味的话给工人们听，诸如“人总得有良心呀”“有人见我就脸红，他是心中有愧了”等等，工人们都尽量回避他。我觉得工人们对我还没什么两样，可能是我的问题始终与工人们不相干。又过了十几天，吴富融下乡回来。我们重逢了，但并没有新婚久别的喜悦和激动。我们这才互通了这八个月隔绝期间的情况，他也被隔离审查了一个多月，并在专署的“学习班”里，要他交代他叔父从泰国寄来的信上面剪掉的部分写的是什么。他叔父用的是中式直行信纸，上面留有一段空白，他叔父怕信件超重剪去了，吴富融收到时就是这样的，百口莫辩。再有就是从我这里搜去的同学们的思想汇报，问他拿这些“人事材料”要干什么，也是总通不过，让他苦恼之至。邱瑞华也关在学习班，他解放前去衡阳一所基督教学校读了半年，为的是向美国传教士学英语并练口语，自然也要被怀疑的。可能是专署机关要审查的人少些，找不到投敌叛国的罪证，也就不了了之。学习班元旦前就结束了，不像农科所一直搞了半年多。我恢复工作不久，国家发行十年还本的公债。我认购了300元，是全所最多的。所里一反常态，动员之后没有表扬，工人们说我：“都知道你是赌气买这么多的，正好是你半年没上班的工资。”后半句说得对，我没干活儿不拿钱；前半句不对，我跟谁赌气？也赌不起这气。这场肃清暗藏反革命的运动过去了，表面上看，我的工作和生活又都回到原来的轨道上了。![]()
我和敬芳同屋半年，相处融洽，几乎无话不谈。她被派去跟随苏联专家做调查之前，所里给了她一个星期的婚假，回上海结了婚就上任走了。我春天去华北农科院拿牛的疫苗，在院内碰见了她，她告诉我她怀孕了，说仅有的几次就这么倒霉。吓得我在北京就买了个避孕工具，以免重蹈她的覆辙。肃反运动开始搜查她的东西后不几天，她就回来了，但直接住到隔壁，我们没见面。她不受训斥我的小陈那帮监守人员管，而是由我校农学系的两位女同学二十四小时不离地看着她一个人，对她的提审也很频繁，从窗户看得见押着她出去回来。我很不解，她会有什么问题呢？若有问题，所里能让她当团组织委员吗？她那地下党员的爱人能和她结婚吗？能派她帮助苏联专家工作吗？可是看样子，她的问题比我们都严重。有一次叫我去开会，会场气氛很肃杀，威胁与诱导交替进行，都对着她。主会的人点名叫我表态，我表示一定坦白交代，语音一落便令我退场回去，分明是以我影响她。我又想也许是她快生产了，得抓紧结束她的问题吧。事实上我的估计也是错的，她到医院生产，我那两个同学也进入了产房监视着整个产程。所里还给找好了奶妈，及时把小婴儿抱走了。她也几天就出院了，回来继续被审问。直到对我的看管放松后，对她的看管也放松了，我那两个看她的同学也撤了。有一天，那奶妈把她的孩子抱来给她看了一会儿，又抱走了。她放声大哭了一场，激起了我的同情，便壮着胆子过隔壁去看她，才知道了她的事由。1952年，学校号召大学生们和志愿军通信，多数同学通信一两个来回就终止了，但也有进一步交往的，敬芳就是其一。和她通信的是个军官，从朝鲜回国后驻军在邢台，离石家庄很近，来看过她好几次。我也见过，有三十几岁，和敬芳称兄道妹的，他妻子也来过，还带来许多零食，我也跟着分享。那时还没有探亲假的待遇，春节三天假，敬芳就应邀去了邢台。她走时告诉我初三就回来，没想到初一我从畜牧场回来时，她已经在房间里了，而且满脸不高兴。我诧异地问她，她说她已向周场长申明，把邢台这人从她的社会关系中除去，以后不再来往。我似乎明白了点儿什么，试探着问那人是否欲行非礼？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后来我们也都不提这令人倒胃口的事了。初来不久，敬芳给我看一封她收到的信，寄信人是大连某高校的青年教师，用的粉蓝色的信纸，除了写清自己的基本情况，还说会英、俄、德、法等五国语言，工资八十多元（我们才44元），希望和她建立恋爱关系。原来敬芳毕业时，分配到关内的十几个同学同乘一趟火车离开沈阳，一路上说说笑笑，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同车厢的这位青年教师就把这一伙人的基本情况都掌握了，动了择偶之心。我们都没见过这样推销自己的，荒唐而滑稽，二人大笑了一通。那信就放在她的抽屉里，谁来就给谁看，奇文共赏，邢台的那位军官自然也是看过的。肃反运动中，那位邢台的军官便检举了敬芳，说她是美蒋特务，向他刺探过军事机密，她联系的特务还有大连的那位青年教师，她母亲也是特务，假装积极当上了街道干部。编造得有鼻子有眼，头头是道。于是我们所就真拿她当暗藏的反革命来审了，她说逼得她都不想活了。她还对我说，最令她伤心的是她的好朋友同学出差到我们所，在食堂碰见，不但不理她，还狠狠地白了她一眼，扭头走了。她说的时候又哭了：“我们一块儿从上海复旦并校到沈阳，四年来无话不谈，是顶知己顶亲密的朋友，才分开半年就拿我当敌人看待，我以后还怎么见人？”我也不知说什么才能安慰她，只好说人们当然是相信党超过朋友的，以后自然会了解真相的。运动结束后，先是敬芳的母亲来把孩子抱回上海去了，过了些日子她丈夫也来看她，我和他们都见面了。又过了两个月，敬芳也调回上海了，总算否极泰来。80年代中，我出差到上海还特地去看望了她和她妈妈。我从敬芳的冤案中也得了点儿人生经验，一是不要和不知底细的人走得太近，特别是男人；二是在火车上少说话，尤其是不能透露自己的情况。还有自此我不再写日记，也不留信件。1955年春节前，石家庄食品公司采购了一批羊肉，节后剩下的变质了，只好让农科所拉回来当肥料，埋在果树园里。附近农村大量的土狗每夜都来会餐，把羊骨头、羊肠肚拖得到处都是。正在这期间，我们最高产的4号牛产了犊，第二天它泻起肚子来。黄尔汉和我给它灌了药，也没觉得多么严重。晚饭后，牧场一工人气急败坏地来喊我，说4号牛拉出肠子来，要死了。我着实吃了一惊，连忙跑去一看，果然拉出的是一条肠子。我从未听说这种病，黄尔汉也束手无策，我赶快又跑回所里打电话请邱瑞华来。邱瑞华是我兽医系的同届同学，分配在河北省农林厅。我去张家口接牛，在保定办手续时，和他见了面。他说坐办公室一点儿意思都没有，若是不批准他到基层去，他就准备到文联工作去了。我知道他有文艺才能，但业务学得这么好就放弃掉，岂不太可惜？没想到过了春节，他就调到石家庄专署畜牧兽医站来了，和吴富融一个单位。牛有病我就找他，他已经给我们解决了牛产后胎盘滞留和牛子宫炎两个困扰我们多年的问题，从领导到工人都很信服他。邱瑞华仔细看了拉出来的肠子，又对4号牛做了检查，宣布说，拉出来的肠子不是4号牛的，严重的肠炎可以拉出肠黏膜，但不可能连浆膜都拉出来，而且4号牛有肠音，表示消化道正常，不致死亡。拉出来的肠子是吃进去的，看样子是羊的肠子，应该给牛投些缓泻药，以便把异物都排出来，免得进一步中毒。大家悬着的心一下子放了下来，顿时喜笑颜开，七嘴八舌地告诉邱瑞华，这里确实有烂羊肠子，对他讲的这节兽医课表示感谢。4号牛果然很快就痊愈了，而且产量还创了新高。在例行的畜牧场工作会上，黄尔汉说牛吃的肠子是工人给牛添草时带进来的。工人们都不认可，说草是麦穗垛上一把一把撕下来的，狗总不能把肠子塞进草垛里吧？也有人说产犊时不止一个人在场，即便草中混进了肠子，就没一个人看见？我还是偏向于黄尔汉的分析，因为牧场有篱笆墙，狗进不来，即或老鼠及别的什么东西把肠子拖进来，牛也不会去吃，只有产犊后它舐小牛身上的羊水，才有可能将沾上羊水的肠子吞进肚里。黄尔汉早就对我说过，2号牛产犊后吞吃自己的胎盘，是他及时给拽出来的，所以规定了接产的人得等胎盘排出来及时清除走才能离开。现在工人们都矢口否认，认为工人们粗心带进来也拿不出证据，以后也不会再有羊肠子，大家也警惕了，而且没造成多大损失，没必要争得面红耳赤的。我当了一回稀泥调和派，牛世裕则只记不言，我以为这件事就算结了。殊不知当领导的阶级觉悟就是高，不久后一天早饭时，牛世裕让我先不要去牧场，回宿舍问我话。原来他奉命调查牛吃羊肠的事故，我直言了自己的看法，是褥草中带进的。鬼使神差地，我就又想起了一件事。我们猪场东边有一间牛的隔离病房，工人们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各有各的任务，有了病牛就养在隔离病房，由黄尔汉和我去照管。这一回，我们二人守着病牛聊起来，聊到近期发生的地主给集体牛投毒的案件。黄尔汉和往常一样不失时机地显示他的兽医水平，他说要弄死一头牛何用投毒药，喂它一些腐败的饲料，化验、剖析都没用，顶多是个肠胃发炎。当时我作为一个经验记住了，现在想起就补充说若真是有坏人害牛给喂烂肠子，这人必是个内行。话说出口，我忽然觉得有暗示黄尔汉之嫌疑，便又把他当时在隔离室的前后说了一遍。牛世裕挺认真地都记在他的本子上了。此后几个月，畜牧场风平浪静，牛吃肠子的事也没人再提了。肃反运动开始后，我还未被禁闭之时，有一天牛世裕把我叫到篱笆墙外，问我黄尔汉有什么特别表现没有，我茫然摇摇头。他就对我说，那回为牛吃肠子的事问过我之后一天早上，他正在整理采问诸人的记录，要写个报告给所领导，这时工人们喊他一块儿去所里吃早饭，他应声就走了，忘记将笔记本收锁，就摊放在桌上。黄尔汉在附近的农村租了房子，不在所里而是回家吃饭。牛世裕一走，他就把那些采访记录从头到尾看了个仔仔细细，认为牛世裕和我在陷害他，到周场长处表白了一番，还举报说牛世裕和我二人关系暧昧。周场长为牛世裕粗心失密很生气，着实批评了他一顿，还给了他个党内处分。至于关系暧昧事，牛世裕失妇感情不好是尽人皆知的，所以也认真调查了一番，把牧场的工人、干部正面侧面都了解过，答案都是否定的，这事周场长才向牛世裕说明了。牛世裕自然生气，便向我和盘托出，好让我注意别给黄尔汉造谣的机会。这我才联想起来，怪不得黄尔汉老对我说什么“男女对坐必发乎情，发乎情而止乎礼”之类的怪话。有一回我听烦了，就回驳他说：“男女对坐就一定要发情，太邪乎了！”他正好站在我和牛世裕的办公室中间，用手两面比画着说：“你不发情怎么能保证别人不发情？”我回了他一句“谬论”，也没琢磨他的用意，头脑实在太简单。牛世裕说，黄尔汉人品很差，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叫我多长点儿心眼儿，注意他还要出什么坏招要及时反映。这次谈话后不久我就没有自由了，也再没听他说什么挑拨的话，这是我出世以来首次体验到人心险恶。运动过后，我才知道黄尔汉是所里批斗的重点，所秘书、党员老张（是我学长）还扇了他一个大耳光。至于他为什么挨斗，我不好问，始终都不清楚，但感觉还是和牛吃肠子的事有关。来源：选自《我是落花生的女儿》，许燕吉 著，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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