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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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统总务处沈醉送走了在重庆的最后一批美方官兵，在清点美方丢下的十多个仓库的枪械与各种器材时，接到戴笠从上海打来的一个长途电话：指示沈醉立即把美国校级军官招待所那幢楼房打扫干净，检修家具，调一个排的武装和一个班的便衣警卫，派一名厨师与几名勤杂人员，准备接待一批客人。
这个时候，日本刚宣布投降，大家都往上海、南京等地跑，还有什么客人要来重庆住？
而且在电话中戴笠说的美军校级军官住房，就是后来著名的白公馆，当年也习惯称白公馆。戴笠在电话中为什么不直截了当说白公馆呢？一定有什么原因，或者有什么人在他身边。
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凤又找到沈醉：接到戴先生的电话没有？毛人凤爱和一些处长开玩笑。因为，他虽是一名幕僚长[主任秘书]，和处长们一样都是少将，但他在军统的资历浅，抗战时才进军统。他的工作即代替戴笠处理一些日常不重要的工作。每个处长有重要事都是直接找戴笠，可以不通过他，所以，他一天到晚都是笑容满面，并常常彼此开开玩笑。他笑嘻嘻地问沈醉：你猜是什么客人来？又慢腾腾地抽了一口烟才说：你早已闻其大名，可能还没有见到过，是你的老乡。一提到 “老乡”，沈醉立即想到他说的是周佛海了。前两年周佛海常从上海托人带东西给关在贵州息烽监狱的母亲和岳父杨卓茂，毛人凤总是把东西交给沈醉，就是这样开玩笑地说：这是你的老乡托人捎来的。沈醉有些惊异地问：周佛海不是京沪行动总指挥吗？怎么把他派到重庆来？毛人凤敛起笑容，考虑了片刻才说：上海老百姓对于我们重用他很反感，我们不能不注意影响。戴笠此番乘专机返渝。重庆除了最大的白市驿机场由美国空军占用尚未全部交还外，戴笠平日总爱使用重庆市区内的珊瑚坝机场。这次戴笠的专机要在九龙坡机场降落，是因为珊瑚坝机场人多，戴笠怕被人看到这些旅客，而且九龙坡警戒也森严些，所以才舍近而求远。当天晚上，毛人凤打电话通知沈醉，要明天上午11点去九龙坡机场接戴笠和客人。同时要沈醉通知杨家山戴笠公馆准备一桌丰盛的午饭。沈醉10点多钟赶到机场，军统便衣早已在附近布置了不少岗哨，戴笠的那辆漂亮汽车也开去了。毛人凤和中美所主任秘书潘其武也在不到11 点先后赶来。11点半前后，一架军用客机出现在机场上空。在机场担任航空检查的军统特务急匆匆跑来，低声向毛人凤报告：这架就是戴先生乘的专机，马上就要降落。当机场的舷梯推到刚停下的机舱门口时，机门被打开，第一个露面的便是戴笠，他站在舷梯上先向四面看了一看才走下来。打过招呼后便叫沈醉先回去准备，他们马上就回公馆吃午饭。马骥良，中央储备银行总务工作，负责照料周佛海生活。开始吃饭时，戴笠才向这些客人介绍了一下，只简单说今后生活上有什么问题，可以要沈醉去办，同时把等在饭厅门口的侯科长叫进来，当面关照他，要好好照应这些客人。虽然戴笠边向客人敬酒边讲笑话，可是客人都是强作欢笑来应付一下。可能是找不到什么话可以打破沉寂的局面，戴笠便向周佛海指指沈醉，说这是你的老乡。周也回一句：我是沅陵的。他正准备给沈醉碰酒杯以表示老乡关系时，发觉沈面前没有酒杯，只有一大杯汽水，便问沈醉：为什么不喝酒？刚吃到一半，戴笠埋着头匆匆吃了些他平日爱吃的几道菜后，他的秘书走进饭厅，不像平日一样在他耳边轻轻说几句，而是大声说：侍从室电话，委员长叫你马上去。戴笠便用餐巾在嘴上一擦，站起身来说了一声：抱歉！不能奉陪，要先走一步了。说完，指指毛人凤、潘其武和沈醉：你们好好陪陪周先生他们，代我多敬几杯酒。并不是蒋介石找他而是他急于去找蒋汇报。这些实际已成了阶下囚的客人，戴不愿意再陪他们了。周佛海一听是蒋介石找去，便轻轻站了起来送戴笠走，并用恳求的口吻说：见到委座，请为我们美言几句。戴笠满面笑容，连说：那是当然的！那是当然的！走到门口又转身和周佛海握了握手，又很认真地说：你们过去对党国的功绩，委座不会不重视，也不会忘记的。暂时委屈各位一下。以往每逢戴笠和下属一起吃饭，除了他肆无忌惮地高谈阔论外，别人其实都不是那么轻松。说不定他话头一转，随便指着在座的任何一人说上几句或翻翻某人的老账，所以只要他一走，大家的话匣子便打开了。可是这次却不同，戴笠走后，毛、潘和沈三人虽然有点故态复萌，边吃边谈，可是一看到五位客人表情和支支吾吾的谈话，随即意识到，这不像平日在局本部吃饭，大家可以漫无边际地扯一顿。此非座上客，所以也再没有心思劝酒。餐毕稍许休息，毛人凤要沈醉先去把车上的行李送白公馆。沈安顿完在大门口等候了一会儿，毛人凤和潘其武就陪着周佛海等人沿着白公馆长长的石梯走了上来。他们一边走一边看，一进大门，看到屋内的房间窗门上都有铁栅栏时，立刻显出不安。毛人凤领他们上了楼，指着靠西边一间大房间请周佛海进去。这个房间，过去叶挺将军住过 ，前面是一大间，后边还有一小间，周看过之后，勉强点了点头。接着，毛人凤便让侯科长把另外几个人都按原来的指示安排好。毛人凤临走前，又当着周佛海的面关照沈醉和侯科长：一定要好好招待这几位客人，要什么便给什么，不准有半点怠慢。当周佛海送毛人凤等走出中间大厅，看到站在那里的警卫时，便黯然地说了一句：我们不便再送了！毛人凤走到楼下，看到站在院子里的警卫负责人，吩咐道：今后要特别注意，没有事先得到通知，任何人都不准到楼上去。说完回头向楼上一望，他们五个人都靠在栏杆上垂着头，相对无言地站在那里，一直看着军统三人走出大门。周佛海逃出重庆以后，军统在重庆扣押了他的母亲并把他的岳父杨卓茂从湖南弄到息烽监狱，但军统对这两位老人特别优待。从1942年以后，周佛海不断派人或托人从南京、上海带补药及日用品给老人，都是经沈醉转去。这说明周与军统保留着秘密往来。周佛海曾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宣传部代部长。在汪伪政权内，实际上他的权力超过了陈公博。周从汪伪政权成立起到垮台止一直任财政部部长并兼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行政院副院长等要职，最后还兼上海市长，集权力财力于一身。抗战胜利后，周佛海被蒋任命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京沪行动总指挥。他不止一次向毛人凤谈过，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如果不是他用日军部队和他掌握的伪军维护了上海、南京、杭州等东南大城市，在附近的新四军和地方武装便会先国军部队进入这些城市。据周佛海说，汪精卫离开重庆时，曾留一封长信给蒋，汪在这封信中，除了分析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和抗战前途外，更希望蒋谅解他。并再三强调：国土已沦丧大半，所剩后方几个省欲再撑持恐非易事，不如分途挽救祖国危急局面。蒋继续统领抗战；汪实际上就是去搞所谓和平救国。汪精卫认为为国家前途打算，只有和战并行，才是一条万全之策。周佛海说他偷偷离开时，也留下了一封信给陈布雷，请他等蒋出巡回来再转呈给蒋。信中也是说明自己离开重庆的苦衷，是不惜牺牲个人名节去为沦陷区人民做点工作。他只能把老婆杨淑慧带走而把老母亲丢在重庆，被军统抓去当了人质，最后死在军统息烽监狱中。对这点，他几次都表示过十分伤心，还说不了解他的人，说他不忠不孝。汪精卫等人到达上海后，在英租界的愚园路1136弄口找到一座花园洋房。汪夫妇和周佛海、褚民谊等都搬了进去。这所大洋房是原国民党交通部长王伯群的，是王任上海大夏大学校长时期，与该校校花保志宁由师生恋爱而结婚，特建此豪华住宅金屋藏娇。上海战事发生后，王离沪，这房一直空着无人住。汪搬去后，立即在花园四周修建了瞭望台，加了铁丝网，保卫十分严密。汪精卫就在这里指挥筹组伪政府的工作，重要会议也在这里召开。周佛海等又设法把附近一些房屋占了下来，一时间，从满清的遗老遗少到北洋时期的文官武将以及国民党的党政军特在此地聚集往来。当时汪精卫的活动经费，来源于抗战以来被日本冻结的中国关税中发还的一部分，由日本正金银行支付，名目是 “和平运动” 开支。另外，上海一些帮会头目，如张啸林、季云卿等，也经常自愿提供一些费用。汪精卫在上海政权筹建之前，先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特务机关，公开名称叫“中国国民党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任务一是为了安全保卫；另外通过这一组织去筹措经费。周佛海从一开始就是主管财政的人，向日本正金银行领钱和领出的钱如何开支，都是由他负责，这个最先成立的 “特务委员会” 便由他担任主任委员。下设的 “特工总部”，在英租界极司斐尔路76号。这所大花园洋房原是国民党安徽主席陈调元的别墅。早在汪精卫等去上海之前，土肥原贤二于1939年到了上海，在梁鸿志等组织 “维新政府” 时代，土肥原即已收容了原中统特务李士群，在上海忆定盘路诸安滨10号建立了一个特务机关，李平常来往于上海香港间。李原为“中统” 骨干，曾去苏联学习过，本为党员，被捕后叛变为中统特务。“中统” 徐恩曾，很想利用这一关系去搞对日情报活动，派第二处处长丁默邨到香港找李士群，想说服李为 “中统” 继续工作。丁是李过去的上级领导，与李也有一点私交。可是丁到香港很久没有找到李，却在香港遇到了周佛海。周在国民党是部长级领导，丁又是周的老部下，所以经周劝说，丁默邨反而随同周佛海到了上海，与李士群合伙了。由于丁过去地位比李高，所以 “76号” 成立后，丁默邨当了主任，李士群甘愿当他的副主任，原在忆定盘路的那个特务机关也并了进去。这个特工总部在上海几年中，真是坏事做尽。丁默邨（左）和李士群
日本方面很希望汪精卫早日出山，因为 “维新” 的梁鸿志等实在没有什么号召力，虽然他们俯首帖耳甘心为虎作伥，但作用不大，所以不惜花大气力把汪弄了出来。汪在上海装腔作势，故意向日方透露出重庆正在极力争取他回去的消息。于是，日方力劝周佛海去东京一趟，以便直接去最和高级人物商谈。周也忸怩，自己不去而派他一个老朋友张彬人随犬养赴日，没有料到日首相平沼接见了张彬人，并当面表示：希望汪能早日出面组成一个有威望的政府。当张把这一情况从电话中向周佛海汇报后，汪周感到惊诧莫名。特别是张拿了平沼首相邀请汪赴日面谈的信回到上海后，周佛海便极力主张汪应当接受邀请赴日。周在国民党内是 “真正” 的 “日本通”。汪有些事还不便和日本人去直接交涉，都是通过他先去联系。周对追随汪投敌不认为是叛国丑行。1939年6月间，汪精卫偕同周佛海、褚民谊、梅思平等，在日本陆军中将影佐祯昭陪同下，乘坐日本派专机飞往东京。平沼派人到机场迎接，还亲自去汪下榻的宾馆拜会了汪。第二天，平沼与汪进行了一次 “恳谈”，同意汪以中国国民党领导人身份在南京建立政府，成立军队并接管日占华东华中，今后继续占领的地区，一俟军事状况结束也交给汪政府。当时双方都保证暂不对外公布这一消息，可是汪周等人悄悄回上海后，军统已得到了这一情况，蒋便指示将这一情况在重庆报上公布出来。同时，命令通缉汪精卫、陈璧君、周佛海、褚民谊，罪名是 “叛国投敌有据”。周佛海命令 “76号” 特务组织迅速查明是什么人泄露的。虽然他们有点惊慌，但没有因此而有所收敛。周佛海到了重庆以后，因为不能与外界接触，能去看他的只有毛人凤、潘其武、沈醉等几个人，所以他见到这些人，总是希望了解蒋介石将怎样处理他。所以，周一再希望毛能在戴笠面前为他美言几句。但毛人凤私下里说：这人太无自知之明了，过去搞了那么多钱，连一半都没有能拿出来，谁还会给他说话？没过几天，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和儿子也被军统从上海送到了重庆与周佛海囚禁在一起。杨淑慧对军统处理周佛海十分不满，她在周被解送重庆后，在上海向许多熟人说过：周在抗战时为国民党和军统都做了不少的事，那都是冒着生命危险去干的。没有想到胜利后，不但不认为周是立过大功的人，反而把他作为罪人囚禁起来，过河拆桥，太令人伤心了。谁知更使她伤心的是，军统把她从上海送到重庆的主要目的，不是她所想的是因她请求愿与周佛海共患难，而是认为她还有大笔财产没有交出来，把她押到重庆是向她勒索财物的。杨淑慧到重庆的第二天，就把她的弟弟杨惺华和丁默邨、罗君强都骂了一顿，说他们没有良心，到今天反过来不但不好好安慰周佛海，还对周责难，甚至说出是周害了他们。她质问：你们过去靠他升官发财，享尽荣华富贵不是那样感激涕零吗？怎么今天反来怨他害了你们？特别是对杨惺华，她骂得更凶，还是周佛海一再劝阻才慢慢好了一些。周佛海在那种情势下，仍不忘记把这些人带在身边，不让他们留在上海过其他汉奸一样的苦日子，已很够交情了。但当时他们对周佛海已经很不客气。有次周佛海请侯科长买些中药 “六一散”，一种清火降热的常用冲剂。勤务买来后就放在桌子上，因看周佛海在睡午觉，没有叫醒他。等他醒来问勤务兵，知道已买回而被别人拿去冲服了，很不高兴。当时他们之间就为这点价值几毛钱的东西吵了起来。杨淑慧到重庆没有多久，军统就逼她把财产交出来，又把她从重庆押到上海，到一些银行的保险柜取金条美钞，又取出可值几百万美元的财物。除黄金、美钞、珠宝玉石等外，还有不少房地产。她交出这么多财物，并没有因为这样再让她去重庆，她更加感到气愤。他们从照顾他们生活的勤杂人员口中，听出这里过去是座监狱，死过不少的人。当侯科长把这一情况汇报后，毛人凤很生气，让侯科长把原来的勤杂人员全部撤换，并严厉处理了两个爱和他们聊天的勤务兵，有一个差点被打死。这样一来，换去的人都不敢再和他们聊天了。戴笠得知后，安排沈醉把原来中美所梅乐斯住的那一排十来间平房收拾一下，把周佛海等搬到那里去住。不过外围警卫要加强，生活方面还是要尽可能让他们过得舒适一些。周搬去之后，认为比在白公馆好得多。在白公馆只有一个小院供他们散步，而且要从楼上下去，每次下楼都得先与管理的人员打招呼，站在楼门口的两个便衣警卫才同意他们下去，否则会遭到有礼貌的拒绝。他们总是客气地说：请等一等，我去请示一下。等他们请示回来，才放他们下去。这样，他们宁可在楼上活动，也不轻易去碰钉子。梅乐斯原来住的这座平房安装有新式卫生设备，不像在白公馆上厕所那样不方便，而且可以在四面有竹篱的院内随意走动，空气也清新得多。因这里四面都有松林，并且鸟语花香，周再也没有坐牢的感觉了。自搬迁之后，周佛海心情变得轻松，主动向沈醉提起丁默邨遭军统暗杀的事件，并问沈醉：默邨和戴先生也早有联系，为什么你们还要杀他？而且找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女人做这件事？[郑苹如] 沈醉对这件事完全不了解，只推说丁与军统的关系不及周与军统的关系，为什么要杀丁，原因在什么地方我不清楚。沈醉听完这一事件原委，到军统人事处去查询郑萍如的档案，军统档案中并无此人。后来向上海潜伏特务了解，方弄清楚，郑萍如只是军统的一个 “运用人员”，没有正式加入军统。沈向军统人事处提出，才把郑苹如补进军统殉职人员名录，享抗战烈士称誉。戴笠遇难的消息，谁也没有心思去告诉周佛海这些人，但他们从报上看到之后，周竟放声大哭，连说：一切都完了，一切都完了！那一天连饭都吃不下去。杨惺华再三劝他，他还是不停地哭。据说，他过去接到戴笠打给他的他母亲病逝的电报也不过哭了几声。戴笠死后，郑介民当了局长，毛人凤当了副局长，再也没有人去考虑如何照顾周佛海了。1946 年9月17日，周佛海等人由重庆杨家山原来的梅乐斯公馆，解送到南京军统设在南京宁海路21号的看守所，摆明了汉奸身份。这座房屋原来是冯玉祥私宅，沦陷后，被汪伪上海特工总部占据。军统接收后，改作看守所。这座房子前院大后院小，共有三四十间，周佛海关在后院，与上海警察局长卢英同囚一室。抗战前，沈醉在上海是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行动组长，卢英是上海警察局侦缉总队长，两人相识。沈醉得知周佛海的生活情况后，立即关照看守所长，马上把卢英迁到别的房间去，让周佛海一人住一间。周对这样一件事，感激异常。后来，沈醉见到毛人凤，便问：为什么要把周佛海送到南京？ 毛人凤说：送回南京是要交法院审判，郑介民不敢再负责把他们留在重庆，往法院一送，就没我们的事了。沈醉感到有点说不过去，周佛海真为军统做了不少的事，胜利后保全了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总可以将功抵过了，今天却撒手不管。但沈醉又不便于多说，怕传出包庇汉奸的声名。周佛海等解到南京一个月左右便移交到了南京老虎桥监狱。1946年10月21日，首都高等法院开庭，由高等法院院长赵琛亲任审判长，临时借用夫子庙大殿作为法庭。那天旁听席上挤得水泄不通。而周坚持并举出他一直与戴笠、蒋伯诚 [蒋抗战时期派驻上海秘密代表]等有密切联系，而且到了后来几乎是根据重庆的命令在工作……旁听席上不少人为他的辩护而鼓掌，但最后审判长还是严词驳斥他无耻表功，并宣布改日进行宣判。同年11月7日再次开庭，地点改在高等法院刑庭，并限制了旁听人数。因为上次庭审周佛海比对了他在任时期与现时的物价，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物价猛涨，接收官员 “五子登科”，越来越使民众产生了还不如汪伪时期的感觉。这些深得一些人的同情。法庭斥周继续与国民政府为敌，所以当天即宣布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周表示不服这一判决。上诉后，被最高法院驳回，维持原判。当时，杨淑慧就住在保密局附近的成贤街。毛人凤要沈醉去看看她，真没有想到她住在那样两间破房子里，见沈醉去还吓一跳，以为还要逼她交财产。沈醉转述了毛人凤看望她的意思，她表示万分感激，希望能见见毛人凤。她唯一希望是能把周佛海的死刑改判。闲聊间，杨淑慧抱怨周不但在南京、上海有了外室，连他常去的日本也有一个日本女人，还给他生了一个孩子。她说到这些很气愤，不过她还是很安慰，因为不管怎样，周对她始终是很好的，所以她无论如何也要为周保全一条命而奔走。杨淑慧四处活动，甚至有人相信，毛人凤真的带她去见过蒋。传说更多的是她扭着那个收了她大把金条的人拼命，非要去找郑介民老婆，吓得郑的老婆躲到汉口老家去了。事情却也出人意料，1947年3月26日，蒋以国民政府主席名义颁布特赦令，说明周佛海在1942年以后，即屡经呈请自首，1945年8月19日军统续为转呈，该犯在敌寇投降前后，能确保京沪一带秩序……究属不无贡献，故准将该犯之死刑，减为无期徒刑。周在当时还是第一个获得这种特赦，所以很多人传 “钱可通神”，财神爷的黄金美钞毕竟比别人多。特别是丁默邨家属更认为丁比周的罪小，而且也同样为军统工作过。胜利后，戴笠把他和周佛海等一同送到重庆，为什么周可免死而丁不能免？一些港澳记者与反蒋文人都对这一“特赦令” 做过仔细研究，认为特赦令中说周 “屡经自首，虽未明令允准”，十分荒唐可笑，难怪其他被处死的汉奸家属不服。周佛海虽然被免除死刑减为无期徒刑，但精神上的压力仍很大。当时他已50岁了，身体一直不好，很希望能 “保外就医”，却没有得到批准。毛人凤又要沈醉去看过他两次。重病缠身的周佛海委托沈醉提出请求：他如果死去，希望能在他尸体上盖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这当然是任谁不敢应允的事。解放后，杨淑慧还向上海人民政府捐献了在愚园路柳林街一座花园洋房，那样抄查追缴勒索，她手中还保存了这样一处房屋。据说这是抗战前安徽省主席陈调元赠送给周佛海的，因为周那时正在蒋身边工作，故不为外人所知。周佛海 1948年2月28日
1948年2月初，监狱方面不断传出周佛海病危的消息，到后来据说已瘦得连注射都无下针处，只剩得一身皮包骨。杨淑慧还四处奔走，希望能够保外就医，仍未得到批准。拖到2月28日，周瘐毙狱中，移葬南京郊外永安公墓。那天去送葬的，只有他生前在南京、上海的司机、警卫、厨师。
据杨淑慧后来对人说，朋友和旧同事中只有一位搞新闻工作的金雄白，他还是刚刚从军统的看守所释放不久，其余的人都不敢沾边。那些过去跟他工作的司机等20多人，像生前服侍他一样，边哭边把那口薄棺轻轻放入墓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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