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话语的 时代样态与拓新路径

话语是思维的现实具化，是主客体及接受双方在观念互动、思想交流及情感表达中形成的符号支撑系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是融合情与理、物与意等多重感知维度的实践活动，其传播实效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传播话语在化解不同成见、减少传递误差、增强落地效果上的体系优化与功能发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立足“两个大局”，提出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重大任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话语是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探索过程的进阶表达，也成为进一步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基础条件，“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a 这对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树立中国形象、推动文化交流、擘画文明前景具有重要价值。

百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对外传播中的地位和价值转变始终同国家命运相牵连。在新时代条件下，中国发展之势与人类社会之变使得文化交往重新成为关乎人类前途的新课题。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是因应历史潮流的必然选择，“我们现在有底气、也有必要讲好中国故事”b，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超时空、跨地域的精神因素，推动重构国际文化格局、重塑中国国家形象、重释人类文明发展图景，为消弭国内外发展矛盾问题注入新的文化动能。

（一）矛盾催生：全球交往下文化交流交融利弊共显

文化交往是人的存在客观性与发展必然性所决定的实践活动，文化交流的内容和形式、广度和深度、价值与前景归根结底取决于生产力的性质和更替。当今世界，全球化的深入推进，特别是数字技术的发展推动人类进入普遍交往时代，朝着“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a 状态演进。这种世界性的普遍交往为各国和各民族传统文化的交流交融带来新的利好和全新挑战，也使得构建本民族传统文化对外传播话语成为新的时代要求。

第一，建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是消释普遍交往趋势与民族主体指向张力的必然之举。世界历史的形成与深化使一国的民族文化越来越成为世界的共享资源，但资本主义的强势介入企图以一种单一的、强势的“普世化”的文化话语塑造一个资本主义幻化的世界样态，凸显文化的时代差异。当前，世界一体、命运与共的发展态势既以文化交往的全面化、深层化向各国提出构建自身民族文化对外传播话语的历史使命，同时也在文化交融与冲突中激发民族国家文化主体意识，以文化自信自立表达本国发展独特性，注重文化的时代差异让位于强调文化的类型差异。b 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顺应了数字交往下文化对外传播扩大化趋势，高扬文化的民族性价值，彰显国家发展的文化根脉。

第二，建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是化解国际文化格局演变与话语受制矛盾的有效之策。话语的背后是一种权力，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推动全球时空界限消弭的同时，也建立起一个“中心—外围”的话语建构与传播体系。在这种体系之下，各国文化的扩大交往仅是一种原子式的表面扩展和不对等的话语流动。当前，全球话语权力呈现东升西降、东进西退之大趋势。对中国而言，在西方主导的话语体系中如何让世界接受和理解中国，必须超越西方话语中“中国悖论”的陷阱，以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重新定义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缓解中西思想认识上的对冲，让中国之理说得出、传得开，消释“西方的困惑和中国的憋屈”c，切实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

第三，建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是弥合消释世界想听与中国话语缺乏冲突的非常之招。中国的发展创造了人类文明进步的新样态，这很难用单一的西方理论话语加以阐释，也不能简单套用传统社会主义的建设模式。中国道路的根基深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是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结合。资本主义弊病丛生也使更多有识之士将目光投向中国传统文化，渴望从中国治国理政实践中汲取传统发展智慧。然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和能力建设还远未能满足世界对中国声音的期待，一些中国传统元素在西方语境中成为中国的“新瓶”装西方的“旧酒”以传递西方价值观的工具。讲清、讲好中国发展故事及其蕴含的普遍性价值理念需要挖掘和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话语，以自身的文化主动弥补文化交流真空中的反向影响因素，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话语成为沟通中国与世界的有效载体。

（二）重塑认知：文化格局下优化外界中国形象感知

当今世界是一个政治即形象、形象即政治的时代 d，国家形象是国家利益的反映和软实力的重要组成，代表着主客体对一国的认知及其价值表达。形象是主观的反映，国家形象的建立往往在于主客双方的认知差异，其中文化背景是主导因素，政治视域下的国家形象“更容易受到跨文化差异与冲突的影响”e。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旨在超越主客体认知中国形象的旧史观，在寻求文化交流互鉴、增强彼此认同中缩小形象鸿沟，优化中国形象的世界感知。

一方面，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话语是克服文化差异背景下外界对中国形象认知和评价误差的重要手段。文化既是国家形象塑造的基本精神资源，也限制着国家形象塑造的界限，影响本民族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心理情态、价值看法。中西文化具有不同的文化特质，塑就了中西方各自基于文化系统的价值观、发展观等，也使得一方在理解另一方国家形象时总是调用自己的文化积淀，造成文化信息流接受上的主观偏向性，进而导致理解误差。如中西方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文化赋义往往使西方对中国的和平崛起产生消极的印象，影响中西方对一些共同问题上立场的契合。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可以为外界解读中国提供一个新的位阶或视角，有意识地从文化本质上把握中国形象的基因谱系，在尊重差异中形成兼顾事实和利益的正确感知。

另一方面，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是解决文化冲突和霸权思维下国家形象他塑强势、自塑弱化、能力落差等问题的基本方式。自塑和他塑是形象建设的两种方式，自塑归根结底是为他塑服务，但没有强大的自塑能力，形象建设就会被他塑所支配而陷于被动失语境况。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先发优势掌握国际话语权，在意识形态领域“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a，对其他文化采取敌视、控制的强硬姿态。在西方主导的话语体系中，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仍是‘他塑’而非‘自塑’”b。西方发达国家以文化冲突为导向，以文化霸权为手段遏制中国话语对等传播权，造成中国文化话语信息获取“逆差”、形象建构传播“反差”及软硬实力的“落差”，导致中国文化主体性的丧失和文化自卑心理的产生。当前，中国共产党强调要坚守文化主体性，在传统文化转化发展中建构对外传播话语，就是要以文化意义上的坚定自我增强自塑能力，并以此带动和影响他塑的成效。当然，这一话语的建构也是在全球文化交流中审视自身、扬长避短，以坚定的文化自信重塑国家形象的双向过程。

（三）创新文明：时代挑战下创造人类文明发展新篇

任何一种文化都具有独特的时空生成和存在场域，是一定历史时期人的社会状态的表达形式。但历史地看，“文化是继承和积累的关系”c，具有超时空和跨国度的普遍性价值。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既是给予优秀传统文化以科学的地位，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文化形态传递中国理念和智慧，也是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之问和世界之问答案符合实际的探求，提供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中国文化启示。

一方面，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是新时代中国文化自信的充分彰显。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哲思话语就已对西方学者和社会建设产生深刻影响。但鸦片战争后，文明蒙尘的境遇使得如何对待传统文化成为长久争论的话题，中国共产党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科学对待传统文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提出要建设新的文化，使中国对世界有新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中国特色的重要精神滋养。“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文化自觉达到新高度。话语的形成意味着传播者与接收者双向关系的确立，话语本身就代表着一种对自身资源的肯定。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话语既是对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永恒魅力和世界价值的文化元素当代治世意义的自信，也是对深层中含纳的蕴生中国式现代化和面向未来的道路及制度创新的文化魂脉以及传递的代表人类价值“公约数”的道路新选择的自信。

另一方面，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对解决人类共同难题和探索人类文明前进方向的新思考。对于人类未来发展图景的描绘与探索，是一个因时而变、与时俱进的认识问题。马克思初步思考了人类文明的展开历史，批判性分析资本主义文明的分裂型和过渡型特质 d，擘画了未来社会图景。近代以来，资本主义野蛮性、腐朽性等落后弊端不断显现，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对西方文化的反思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罗素高度赞扬中华文化独特的连续性，认为中国文化伦理品质中的一些元素是现代世界极为需要的 e。汤因比也从现代文明危机和世界的将来性问题出发，肯定中华文化的稳定性、连续性，及其超国家性和民族性的世界立场 a 对探索人类新发展道路的价值。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是对世界之问和人类之问的回应，是中国共产党为人类谋进步初心使命的价值使然，也是在世界变局中各国对中国声音渴求的动力使然。这一话语以联结中外的概念和表述传递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文化对人类发展的哲理思考，为合力解决共同难题提供了一剂“良药”。

话语是关于说什么和如何说的一项艺术，是一种基本交往手段和情感表达载体，涉及到多维主客体和社会各方面，承载的基本功能塑造了其多种存在样态，科学把握话语存在形态是推动话语生成、传递及目标实现的基本前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以传统文化为基底、对外传播为方向、以史鉴今为目标，融合了内容表达层面的文化阐释性话语、话语传播方面的文明对话性话语以及功能机理维度的发展导向性话语，共同促成文化对话的可能与实现。

（一）本体维度的价值凝定：表达文化内核与特质的阐释性话语

话语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但揭开话语语言工具的外壳，其根基深植于现实的实践中，“任何时候都是现实生活过程的反映”b。话语首先是要解决“表达什么”的问题，不同的话语有不同的反映材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主体内容是中国传统文化，从文化的民族性来说，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国外更好落地、直抵人心，关键在于抓住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本质，以客观真实的话语提炼传统文化的内核及其延伸出的符号体系，达到事实与逻辑的有机统一。从文化自身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构性、价值性、动态性等特征构成话语建构的基本资源，坚持本体论导向凝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文化特征及价值元素，才能为主客体的双向互动提供基本前提。

作为以形式逻辑为基础凝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核与价值的现实性分析话语，旨在以基本符号材料阐释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存在状态，承担基础的文化传递与认知生成功能，是由理念话语、特性话语、价值话语等组成的话语集合，内部各构成要素在功能上形成稳定和良性的互动模态，形成了阐释性话语的圈层结构。其中，理念话语居于核心地位，是“什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语义呈现，表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然形态，规范引导特性话语和价值话语。在表达上又有三种不同形式：一是文化精髓概念表述，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鲜明辨识性和独特精神品质，如“内圣外王”“修己安人”“义以为上”等，也包括孔子、儒学等人文标志，成为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切入点及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元素；二是文化结构话语表达，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多元一体的文化架构，既要讲清楚“作为其核心的思想文化”c，也要总结包含文学艺术、习俗规范等在内的物质及制度层面的文化元素和各民族特色的文化传统话语；三是文化发展叙事阐述，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来自其与时俱进的生命力，阐释好“根脉”和“魂脉”两大范畴。特性话语是对理念话语的延伸和衍生，是价值话语的支撑，进一步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实形态并表现传统文化发展的应然形态。即是说，特性话语既是表达中国传统文化和平、包容等独特品质特性的直观经验性话语，也意指传统文化的时空局限性要求面向现实和未来转化发展自身内容和形式的理想性话语。价值话语是对理念话语和特性话语的升华与回应，也是话语传播和落地的价值支撑，包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内价值和对外价值两大话语体系，生成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d，表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认知自己、认识世界和开创未来的可然意蕴。

（二）时空维度的对话可能：汲取古今与中外成分的融通性话语

传播本质上是一种对话，文化传播根本是文化的交流。一切话语概念体系都是一定思想意识的反映，体现着主体的思维方式、价值立场等，话语既是对话的工具，又是对话本身，对外传播话语的信息传递会因主客体缺少“共同经验”而造成文化折扣。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还需克服传统与现代、中国与外界的话语建构张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传得开、立得住离不开话语的真实性和系统性，更需要以交往性传播代替信息传递的本位取向，通过基于对话目标文化背景和需要的话语转译、再造等融通性建构，在共同中寻找共鸣共振和同理同情。a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的融通性话语是以开放的、多向度的话语符号，突破时空上的异世与空间上异域的文化区隔，构建双向对话的可能性。融通古今的话语旨在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接着讲和换法讲使传统与当代相适应，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接着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符合当今世界共同需要的话语，这种话语是基于人的共同特性及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而生成的话语。如以人的基本共性为出发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非语言符号话语或软话语，如审美的话语、叙述性话语和传统故事的叙事往往更具有包容性和接纳性，使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能够容易形成对话空间，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感官符号以故事性的方式加以阐发，使传统中的元素与新的时空场域下的精神需求相契合，实现价值上的接纳与信任。再如以人类共同问题为抓手，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的精神要素，使之与当代社会相协调，将既立足中国又面向世界的传统文化宣介出去。二是创新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生命力和创新价值的话语，这种话语是在凝结中外文化共通的元素中，以切合时代特征的方式呈现的话语。首先表现为场景联结话语，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元素的并列呈现中以中引西、用西应中，达到“相知无远近”的跨时空传播效果和情感共应；其次是内涵创新话语，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现实价值的内涵和形式进行创新改造，激活时代生命力。如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既承继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大同”理想，也同西方学术理论中的“社会共同体”“伦理共同体”“脱域共同体”等话语内涵相融洽，表现出话语的共享性。这种共享性话语能够打破内外宣传同质化倾向以及外界对中国的标签化认知，以创新促传播。

（三）主体维度的理解促成：贯穿顶层与基础层级的针对性话语

话语的内核是思想，话语传递的背后是权力，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话语的目的就在于以传统文化为媒介，提升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重塑中国国际形象认知，在理解中掌握话语主动。话语权的形成是建立在话语的被接受和认可之上，要求树立“受众本位”的传播观念，既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全球化和普遍性表达，形成对话的可能，更要注意分众化、精准化的话语建构，达到理解的形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具有多重表达形式，是政治规约话语、学术研究话语以及大众生活话语的逻辑互嵌的话语体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的政治话语是指从顶层设计层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各方面的基本规定表达，并对学术和生活话语“进行话语归属和语境定位”b，居于主导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对话语的生成与传播提供方向基准和规划。首先表现为同国家利益和主流意识形态相关切的话语，从价值功能维度阐述“何以中国”“何以中国特色”，将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同民族延续、国家发展和人类进步相结合。如“精神标识”“文化沃土”及“根脉”等话语，从宏观维度以强烈的文化自信阐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基因，回应世界政治议题后的思潮冲突。其次是同国家形象和大国外交议题设置相结合的话语，从文化交流维度表达中国的文明观、国家观和世界观。通过外交场合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听元素、思想观念等潜移默化的融入，助力议题设置引领能力和国家形象塑造能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的学术话语作为一种“能够进入思境和内在脉络的理路”c，是以科学性、严谨性、创新性的表达逻辑和叙述风格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的理性诠释，建构起兼顾历史理性、中国特色和现实关照的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本内核和类型表征研究的话语体系。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话语表现为学界对于“两个结合”“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标识性的哲学思想、诗画语言等概念和范畴的学理性转换，以促进中国文化的世界对话，提升中华文明世界学术地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的大众话语是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的基础和落脚点，“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a，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飞入寻常百姓家需要将话语从较为抽象的政治与学术层面落实到群众层面，以朴素、真实、生活化的表达激发中外民众的情感共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的大众话语主要以医药、典籍、节日等中华文化代表性项目、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以及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文化产品为载体，将宏大的国家文明叙事同群众个人现实生活相结合，以可传播、可感知、可接受的生活话语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政治话语、学术话语与大众话语相互支撑、彼此滋养，摒弃了单打独斗的分散化和内容失焦的错位化问题，合力唱响中华文明国际旋律。

（四）功能维度的发展引领：兼具理论与实践机理的导向性话语

话语内含着主体特定的价值立场和利益倾向，从一定程度上说，话语具有超越工具性的价值导向性，表征着主体依靠话语体系达到某种价值追求的话语引导功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是一个综合性的复杂话语体系，最终目的是在对优秀传统文化系统性呈现的基础上，以话语说服力、舆论引导力的提升，彰显中华文明感召力及其塑造的中国道路、理论和制度的科学价值，“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b，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价值引导和实践引领。

导向性话语以其他话语为基础，并规约其他话语的建构原则，体现为理论层面的价值指向话语与实践层面的行为引导话语。价值指向话语以文化心理的认同推动与话语建构的规范指引两种话语类型发挥功用：在文化心理话语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指向话语一方面明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生发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科学性与合理性、历史性与现实性的结合，代表着人类文明正确前进方向，凝聚着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实现受众基于对中华文明价值认同而产生的情感发生和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话语兼具国家利益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是增强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与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话语信息分享载体，在彰显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中增强世界人民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播的利益认同。另一方面，在话语规范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话语是“传”与“导”的结合，既要以话语为工具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念与精神，也要以规范性话语的建构对舆论和意识形态冲突进行因势利导和亮剑斗争，廓清思想困惑和观念偏差，在主流与支流并存、一元主导与多样融合中消减话语传播阻力。在实践引导话语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话语兼具应然和可然两种实践话语，应然话语旨在表达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目标锚定，囊括“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等宏大目标，也包含“丰富人类文明的色彩”等阶段性目标，可然话语提供实现目标的原则和路径导向话语，如“秉持开放包容”“坚定文化主体性”等，确保人类文明前进的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

优秀传统文化话语的对外传播是突破西方对中国发展阻隔的重要手段，顺应了新历史条件下中国重大利益关切的需要。当前，因应世界形势之变，“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c 是新时代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着力点。拓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话语关键要处理好旧与新、古与今、内与外、形与述的关系，切实增强话语创新力、感召力、亲和力和影响力。

（一）打破固化：坚定文化主体提升话语创新力

话语的传习性维持话语自身的民族特点，但一种话语的历史延伸不仅在于其依靠人际脉络的代际延续，更取决于话语本身与时俱进的创造活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话语的根基在传统、生命在现实，新时代突破话语的传统固化，增强话语的时代逻辑，必须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多维关系，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话语的现实形态。

一是要在自信与自立中夯实话语的时空张力。一方面，“自信才能自强”a。坚定的文化自信是话语传播与创造立得稳、传得远的基本价值支撑，新时代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首先要坚定话语生成主体的文化自信。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一切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强调文化自信、创造性提出“第二个结合”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根本肯定。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话语必须增强全民族自信精神气质，以优秀传统文化滋养中国道理、经验和理论，以中国智慧、思想和立场汲取传统养分，打造融通古今的新话语。另一方面，自立才有底气。“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b，坚定的文化主体性是民族文化认同、保持文化特性、推动话语创造的根本依托。坚定话语创造中的文化主体性就是要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主体地位，摒弃盲目照搬外来话语造成的观念“迷失”，实现话语创造精神上的独立性、语料上的自为性、行为上的自主性。有了文化主体性，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话语就有了区别于其他文化的鲜明文化特质，并培铸话语传播理性平和的心态。

二是要在守正与创新中拓展话语的生命张力。从传统文化自身看，在守正创新中创造新时代新话语，必须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实文化、文化传统与现代生活的契合协调中，提炼总结既具有传统内核又引领思想潮流的概念范畴和话语表述，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话语的影响力和生命力。从话语创造实践看，打造融通中外的新话语要坚持客观、自主与自觉的原则。客观性即是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客观实际中吸收话语资源，中国式现代化植根于优秀传统文化，又发展出新的文化形态。建构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话语要从中国式现代化伟大成就中吸收确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优越性的文化要素，赋予优秀传统文化对外话语新内涵；自主性即是坚持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从中国具体实际和人民群众的文化认知和评价中挖掘话语表述，使话语生成符合中国发展道路的自视标准和群众的需求和认同；自觉性即是立足“两个大局”，以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实践导向超脱话语建构中纯思辨的循环怪圈，自觉回应时代课题，增强话语的创新功用。

（二）融通情感：丰富话语内容内塑话语亲和力

话语作为主体观念的表达，要形成双向闭环的话语传递格局，需要话语传播双方对话语内容达成共识。价值观和情感是决定话语认同的两大基本要素，从一定程度上说，价值观的认同又是以情感的融通为基础。他者的共情对理解文明、交流文化起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文明冲突、文化霸权等话语背景下，“‘他者’的情感成为传播议题需要考量的重要因素”c，是在文化交往中超越文化心理结构差异、增进彼此认同和认知塑造的重要纽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建构要重视情感因素的积极作用，在情感融通中寻找话语上的利益契合点、价值共通点，在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话语亲和力中提升接受度。

塑造话语亲和力要从内在形象塑造、外来文化吸收、对接受众需求、调整话语样态等方面着手，丰富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话语内容。第一，要深化标识性话语建设，增强世界对中国的理解和支持。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总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塑造民族秉性、涵养民族精神等方面的标志性话语概念，在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中“以理服人、以文服人、以德服人”d。第二，要汲取国外借鉴性的话语资源，搭建情感融通的文化桥梁。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化话语资源具有两重价值：一是丰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内容，增加话语内涵的厚度和宽度；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对国外优秀文化的吸收中实现转化发展，以融通中外的文化表达提升外国民众的接受度，发挥外来文化情感纽带作用，也能发挥其“帮我讲”的价值。第三，要坚持问题导向，在回应世界和时代的要求中解决好“我们想讲的和国外受众想听的”的平衡关系。讲好中国故事、树立中国形象既要在话语传播上积极主动，也要坚持问题意识，以各国人民共同关心、关切、关注的普遍性问题为重要切入点，形成蕴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特智慧、特色创造和价值立场的话语媒介，有的放矢地增强话语亲和力。第四，要说理与陈情相结合，建设学理化和感情化融通的话语体系。在话语内容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既要立足“何以中国”“何以世界”的文化阐释，打造具有深刻学理性的话语范畴，也要增加“感性”元素，彰显中国的文化自豪感、世界责任感、政党使命感。在话语表述上，既要表征话语的“文理”，保证话语的规范性、严肃性，也要坚持“三贴近”原则，以世俗性和生活化延长话语的感情线。

（三）凝练精神：遵循价值逻辑增强话语感召力

话语感召力表现为话语所承载的经验道理、理论观念和价值理念为对象所接受，并由此产生的对接受对象情感和行为意向的激发和引导力。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话语体系内，话语的价值性让位于工具性，构建起了依靠硬实力和强制力而维系存在的帝国话语权。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是一种价值观自信，是弥补西方话语衰落真空、维持国际话语秩序的必然选择。马克思强调，理论要赢得群众就必须使人信服，“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新时代拓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话语必须以价值逻辑为准绳，凝练表达全人类共同价值，提升话语感召力。

一方面，以合规律性的话语表达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话语的实践感召力。一是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出发，总结提炼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基因，阐释好中国道路的历史文脉纵深和未来创新发展的文化空间，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人类文明新样态的文化塑造；二是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着手，探索整合优秀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话语实践，叙述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内在的现代化因素，凸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的社会发展制度空间中的生命力；三是从民族文化演进规律着眼，归纳升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发展的话语材料，论证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中国式现代化新的文化形态及外来文化的话语关联，表征新时代各国文化交流互鉴的历史潮流和时代诉求。另一方面，以合目的性的话语表达提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话语的价值感召力。从基本目的看，对外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首先是要建立传统文化自身的阐释性话语，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演进脉络、基本特质及其有别于其他民族文化的独特创造，让世界理解“何为中华文化”；从更高层次目的看，对外宣介优秀传统文化要以传递其中蕴含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和精神内核为要旨，以中国传统智慧回答时代之问和世界之问；从最终目的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要以贯通人民与人类的共同利益为落脚点，坚持“类本位”立场，传递中华文化的“文化胸怀”，站在人类发展维度以传统文化话语精神化人、化物、化世。

（四）服务传播：优化话语叙事提高话语影响力

话语的内容呈现与叙事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话语实质上就是一种叙事表达。话语叙事是话语呈现的另一种表达，“是从操作层面探究如何实现语义最优化问题”b，有效的话语叙事对提升话语生产至传播的整个过程的效能具有重要意义。新时代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要优化话语叙事逻辑，把握基本原则和特殊要求，提升话语影响力。

一方面，要深化对话语叙事一般性规律的认识，优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叙事模式。一是以精准化话语叙事摒弃偏差性解读。精准化包括内容的对焦和对象的对接，内容上要求话语生成主体坚持历史思维，以大历史观审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流变，准确把握其核心要义和基本标识，科学剖析优秀传统文化的机理和基因，把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形态和现实样态真实展现出来。对象上要求话语生成主体坚持战略思维和辩证思维，以话语传递效应最大化为基本导向，顺应话语主体多元化、多类别的特征，持续打造性质相通、层次多样的话语表达体系，建立起多种话语共生共进的互动环境。二是以开放式话语叙事丰富对话性认知。话语的建构与传播不是一个单一的过程，而是一个包含本土与外来、传递与反馈等结对关系的双向的实践活动，话语的开放性和包容力是构成话语影响力的重要因素。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要坚持以开放促对话的原则，在坚持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广泛采撷其他国家的话语资源为我所用，增加自身话语的内容厚度和价值宽度。同时，也要以包容的态度吸收话语反馈，建立起多维主体层面的资源性对话，不断塑造优质的话语传播内容。另一方面，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叙事的特殊要求，在融通叙事、碎片叙事、大众叙事上做文章。融通叙事旨在减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的意识形态冲突，在坚持自我话语表达主体性和价值性的基础上，“灵活运用艺术化的话语表达方式”a，将具有政治意蕴的话语变为全球性话语，强化话语的意识形态斗争和认同塑造功能。碎片叙事意在顺应数字化时代信息传递的碎片化趋势，优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话语构成要素和叙事逻辑，深度嵌入小屏传播媒介信息流通渠道，扩大话语覆盖面和影响力。大众叙事强调的是话语生成的人民主体性，要坚持国家叙事与群众叙事相结合，着力挖掘民间优秀传统文化话语，重点打造国外人民群众听得到、能听懂、易接受的话语范畴。

建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话语是体系要准确研判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时代境遇，加强研究解决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如何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普遍价值的经验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话语元素之中，既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底蕴，又以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精神和自信反向证明中国式现代化的创造性意义和世界性贡献。二是如何科学合理解决传统文化对外话语多重存在样态和功能之间的张力，形成一个完整系统的对话运行格局，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质与特质同话语体系的有机统一。三是如何处理好自主性与时代性、开放性的关系，提升话语的彻底性和说服力、主动性和传播力。话语的构建是一个与时偕行的发展过程，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不断开创中国文化对外交流新局面。

注释略

本文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特别委托项目“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项目号：2020MYB040）的阶段性成果。

文献来源：《云南社会科学》202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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