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企业正处于两个时代的切换期。
中国经济正从高增长时代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即从过去高增速、工业化、城市化、房地产化、人口增长、出口高增长和全球化时代，转向中低增速、后工业化、后城市化、后房地产化、老龄化、谋求产业出海和技术创新以及地缘政治风险加剧的时代。
近几年，这两个时代切换遭遇艰难的挑战，内部处于新旧动能转换阵痛期，外部处于从出口经济转向出海经济的关键期。
在10月30日的中国企业高质量出海论坛上，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也从宏观的视角分析中国企业出海。白院长认为，当前中国投资回报率持续走低，国内卷得非常厉害，同时出口变得越来越困难，我们需要“走出去”。
中国企业为什么要出海？其背后的经济逻辑是什么？出海是中国经济的出路吗？
本文从宏观角度分析从出口到出海的经济逻辑，从微观角度分享企业出海的经验。
从出口经济到出海经济
为什么要出海？
这是近些年中国很多企业，不管是出口企业、制造企业还是互联网企业、服务型企业，都在思考的问题。
仅仅是因为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吗？当然，这是最直接的原因。但其实，中国企业从出口走向出海，是受深层次的经济规律所驱使的。
中国是一个转型国家。与当年日韩相似，中国在经济转型的中早期采用“强出口、强投资”的发展模式，即通过廉价的劳动力、土地以及优厚的产业政策，吸引外资和技术，大力发展出口制造业。
假定外需强劲的前提下，政府发展经济最简单的策略，就是最大限度地集中和动员社会资本，大规模地投资制造业以及与之配套的基础设施。
为了集中社会资本，过去中国采取了以国有商业银行、间接融资为核心的金融市场（弱化资本市场），以及对利率、汇率和跨境资本有管制的金融制度。这种金融制度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资本外流、货币窖藏、储蓄被消费，可以大幅度地提高社会的储蓄率，然后通过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工具将储蓄率最大限度地转化为投资率。
根据凯恩斯主义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高投资率带来高增长率，持续有效的投资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
在过去20多年，中国的投资率始终维持在40%以上，为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制造业、基建、土地及房地产的占比达到70%，政府财政、国有银行信贷、以及居民的资本，高度集中在这三大领域。
而持续大规模的投资，不断地吸引海外转移的技术，帮助中国在短短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建立了世界最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链。中国制造的优势不是领先的技术，而是具有规模效应的产业链，产业链规模效应极大地压低了制造成本，推动了中国出口以及外汇的高增长。
这就是出口经济时代，及其内在逻辑。
不过，这种好日子被2018年中美贸易战打破。由于美国联邦政府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同时实施产业链转移政策，一些产业不得不考虑转移至海外。
2020年全球公共卫生事件大爆发，全球供应链受阻，在宏观政策刺激下美国需求全面反弹，中国出口迎来一轮“泼天富贵”，单月出口额飙升至3000亿美元。
2022年，中国进出口总金额达到6.31万亿美元的历史峰值，其中出口商品金额3.6万亿美元，贸易顺差达到8776亿美元。
2023年世界进入后疫时代，欧美需求逐渐降温，全球供应链逐渐恢复，中国出口增速下降，同时企业出海的焦虑再度上升。这一年，也被称为中国企业出海的“元年”。
与出口相比，出海是另一个维度。
出口，主要指商品出口，即企业使用国内的供应链生产，除了进口部分关键技术、设备和矿产资源外，其它都取自国内的资源，雇佣国内的工人，租赁厂房，采购原材料，向银行贷款，享受国内的政策，然后加工出制成品或半成品出口到全球市场。
出海，指的是全球化经营，即企业使用全球产业链生产，雇佣当地的工人，租赁当地的厂房，采购当地及全球原材料，然后加工产品向本地、全球市场销售，还可能需要在境外融资、并购、协作研发。
出口是过去中国企业驾轻就熟的操作，而出海对大多数中国企业来说是陌生的，甚至有些担忧的。出口企业主要在业务领域与海外客户打交道，出口商对海外的市场风险、营商环境、政府政策、劳资关系等不了解。
从出口转向出海，是偶然的、被迫的，还是规律使然？
在很多企业主观念中，如果不是美国发动贸易战，我们是不会离开中国的。换言之，贸易冲突成为了中国企业出海的直接因素。近两年，随着欧美需求的回落和国内市场有效需求不足，中国企业出海的叙事伴随着一种悲观情绪、被迫情结——“不出海，就出局”。
实际上，一个经济体从出口到出海存在内在的经济规律。
很多人误以为，商品出口等于全球化。其实，商品出口只是全球化的第一步，即商品全球化（1.0）；出海是全球化的第二步，也就是价值链融入国际市场，资源要素全球化（2.0）；第三步是人的全球化（3.0）。
通常，转轨国家中早期发展出口经济。在全球公共卫生事件期间，中国出口经济达到了历史峰值，为全球提供了接近40%的产能，对全球100多个国家贸易顺差。这是中国商品全球化（1.0）的巅峰。
但是，这种数量型增长将随着资源红利的消失而逐步下降。在强出口支撑下，强投资不断地消耗国内的劳动力、城市土地、矿产资源、欧美转移的技术红利，经济资源趋于稀缺、昂贵，国内的劳动力、土地、原材料成本上升，技术进步（引入技术或自主创新）的成本上升，国内投资回报率持续下降，出口竞争力逐步减弱。
另外，转轨国家中早期“强投资、强出口”的增长方式容易催生两个问题：一是大量资本集中在投资领域，导致消费有效需求不足，当经济增速下降时，缺乏足够的内需以支撑庞大的产能；二是过度干预的成本控制政策和有管制的金融制度，形成长期巨额贸易顺差，进而容易引发贸易摩擦，最终反噬出口经济。
从国家层面来看，面对国内需求不足、国际贸易条件紧缩，政府正在寻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一方面淘汰落后产能，淘汰那些高耗能、丧失成本优势的产业，另一方面将资源集中在新技术、新产业、新制造等新动能上。
从企业层面来看，服装、鞋帽、家具等廉价制造企业不得不将产业转移到海外的成本洼地，而掌握技术的大型制造企业也在谋求出海，试图整合全球产业链，成为全球化企业。
所以，从高增长、工业化、城市化时代到中低增长、后工业化、后城市化时代，与之应对的全球化模式，就是从出口经济走向出海经济。
其实，出海不完全是悲情叙事，是在国内外压力环境下、受经济规律支配的一种理性选择、理性叙事。
从出口经济到出海经济，标志着一个经济体、一家企业真正融入了全球化。
从单翼模式到双翼模式
何为出海经济？
野村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根据经济体工业化程度的不同（辜朝民，2023），将经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在刘易斯拐点前的城镇化、工业化阶段；第二，跨越刘易斯拐点的黄金时代；第三，被追赶的阶段，即产业向海外转移，被新兴经济体追赶。
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大多数国家都经历了跨越刘易斯拐点的黄金时代，如今成为了“被追赶”的全球化经济体（2.0）。除了劳动力外，这些国家的信息、资本、技术都已经融入到全球产业链中，他们的大型企业基本上是全球化企业。
根据辜朝明的观点，日本在90年代开始进入“被追赶经济体”。在1997年到2005年，日本企业经历了艰难的债务出清。之后，日本企业开始扩张资产负债表，借助序列制优势，在海外大规模投资，不仅制造业出海，银行等配套服务业也跟着出海。
从出口经济转向出海经济，日本当时的背景跟中国当下有两个相似之处：一是日本与美国之间旷日持久的贸易摩擦；二是日本在90年代泡沫危机后进入低增长、后工业化、后城市化和老龄化时代，国内有效需求长期不足。
如今，日本经济完成了从出口到出海的艰难转型。日本企业真正做到了全球化经营，不仅在中国、泰国等新兴国家投资，还大量投资美国、欧洲，三大经济体各占三分之一左右。他们在欧美市场融资、投资金融产品，在新兴国家利用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投资实体，使用全球人才经营全球市场，同时国内研发并掌握核心技术。
我们可以用两个指标来衡量出口到出海的经济转型：对外贸易顺差代表出口经济，第一次对外投资所得净额代表出海经济。
在八九十年代，日本是出口经济，对外贸易顺差巨大，巅峰时期达到1200亿美元；进入2000年，尤其是2007年后，转向出海经济，对外贸易顺差逐步缩小，甚至一度出现巨额逆差，2023年贸易逆差达660亿美元；同时，对外投资第一次所得净额迅速扩大，2023年达到2493亿美元。
2023年，在日本上市公司中，40%的营收来自海外市场，在前10大上市公司中，70%的营收来自海外市场。日本大型银行也转型为全球化金融机构。三菱日联、三井住友金融、瑞穗金融的海外信贷净利息收入占比分别为90.6%、85.0%和67.2%。
日本财务省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日本的对外净资产高达471.3万亿日元，比上一年大涨了12.75%。按当下汇率核算，日本的对外净资产约为3.15万亿美元，而去年日本GDP4.21万亿美元。所以，有人说，日本在海外还藏着一个“日本”（资产是存量概念，GDP是增量概念，不可直接对比）。
不过，日本从出口经济转向出海经济的历程，也让很多人包括政策部门感到担忧。产业出海带来的产业空心化，引发失业率上升、创汇能力下降、国内生产总值下降等问题。
其实，不同国家的全球化形态存在差异，我们看看德国模式。
德国是出口经济和出海经济都很强的国家。2023年，德国贸易顺差达到2423亿美元，同时对外投资第一次所得净额也达到1554亿美元。德国既是一个出口经济体，也是一个出海经济体。这说明德国的产业资源配置非常好，该出海的出海，该留在国内的留在国内，而且各自都具有竞争力。
日本与德国最大的差别在于，日本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遭遇了持续的大衰退，国内有效需求崩溃导致中小企业破产、大型企业集体出海，重创国内产业链和出口经济。而德国经济长期保持稳定，欧洲一体化中稳定的需求支撑起国内产业链，同时又在新兴市场大规模投资。这说明德国的产业资源全球化配置很有效。像德国大众、巴斯夫，是兼具出口能力和出海能力的全球化企业。
日本经济从出口转向出海，属于“单翼切换”，德国则保持“双翼飞行”。
尽管德国经济当下面临挑战，其国内外产业链也被迫重组，但德国的案例告诉我们，出口经济与出海经济并不矛盾，关键是我们该如何在国内以及全球化中有效地配置产业资源。
很多人读完辜朝明的《被追赶的经济体》一书，认为中国正处于被追赶的阶段，正如当年的日本、美国。但是，辜朝明将当前的中国定位为第二阶段。所谓跨越刘易斯拐点的黄金时代，就是随着城镇化、工业化基本完成，劳动力人口下降，工资收入增加，推动国内需求增加，刺激企业扩大产能、提高利润。
这两种定位似乎都不准确。中国能否进入跨越刘易斯拐点的黄金时代？过去，中国长期“强投资、强出口”，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当人口下降时，国内有效需求可能进一步下降，如何保障就业和推升工资？
在一些产业上，中国的成本优势下降，新兴国家对我们够构成一定的追赶。不过，辜朝明定义的“被追赶”，是跨越了刘易斯拐点的黄金时代，企业的竞争力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具备投资全球市场的能力。日本经济先经历了跨越刘易斯拐点的黄金时代，然后遭遇泡沫危机，再进入被追赶的阶段。所以，中国企业所面临的环境更为复杂。
从数据上来看，当前，中国还是一个出口经济体，贸易顺差巨大，但对外投资第一次所得收入长期为逆差。美国与中国相反，贸易逆差巨大，对外投资第一次所得净额规模不小。
2023年，中国贸易差额为8221亿美元，对外投资第一次所得净额为-1482亿美元；同期，美国贸易差额为-10632亿美元，对外投资第一次所得净额为1366亿美元。
下一个时代，中国像日本从出口经济走向出海经济、完成“单翼切换”，还是类似于德国出口经济与出海经济并举、实现“双翼飞行”？
国家层面，这取决于政府能否通过宏观政策、制度改革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企业层面，则取决于企业能否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和全球化经营能力。
从中国制造到全球经营
该如何出海？
出海的难度、风险都要比出口大得多，企业在不熟悉的外海市场环境中跟对手贴身肉搏，可能需要面对和解决非常复杂、具体和不确定性的问题，例如政策不稳定导致投资打水漂，隐性成本没法控制，法律不熟悉吃大亏，价值观冲突导致生产停滞，等等。
面对这些重要的问题，企业需要多到实地考察，多听听前人的经验。
在这次中国企业高质量出海论坛上，我在现场听联想集团董事长杨元庆分享联想出海20年的经验，包括各种奇怪的遭遇、碰到的槛、吃过的亏和最终的解决办法，细节满满，感慨良多。同时，在论坛上，我的朋友秦朔老师赠送了我一本其与刘利平共同撰写的新书《出海》。这是一本内容丰富的出海商业史，其中不乏值得参考的经验。
实际上，中国有一批先知先觉的大型制造企业，如联想、美的等，他们早在10多年前、甚至20年前就已经率先出海。这些企业在海外走过不少弯路，但他们都已经成为全球化企业。
值得注意的是，像联想这样的大型制造企业，出口能力和出海能力都很强，属于“双翼企业”。在下一个时代，中国想要学习德国模式，成为出口和出海并举的国家，就需要一批实力强劲的“双翼企业”。
他们是如何出海的？如何打造“双翼飞行”能力？
下面以联想为例分享一些现场听到的经验与自己的体会。
联想，可能是中国最早出海的大型制造企业。据杨元庆介绍，早在2000年，他率领团队前往美国，拜访了微软、英特尔、IBM后，在加州圆石滩下定决心将联想打造成为一家全球化企业。
2004年，联想以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的方式出海。这一收购案在当时震惊商业界，三十亿美元的公司并购一百亿美元的业务，被认为是“蛇吞象”。而且，在那个年代，还没有中国企业成功并购海外品牌的先例。杨元庆说，当时是怀着不成功便成仁的心态“摸着石头过河”。
当然，现在的联想已经是中国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公司之一。按照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跨国化指数（TNI，也称跨国指数），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23 年非金融类公司 100 强（按国际资产排名）的名单里，中国有 11 家公司上榜，前三家中国公司分别是长江实业、鸿海精密、联想。
联想在全球拥有18个研发基地和30多家制造工厂，在全球180个市场开展业务，75%以上营收来自于海外。同时，联想80%的生产制造、70%的研发人员、60%的员工布局在国内，每年保持强劲的出口能力。这说明资源在国内和海外市场的配置合理高效，实现“双翼飞行”。
杨元庆将联想出海的经验总结为“三大关键支柱和两大基座”，其中有相当的共性和参考价值：
一是全球化供应链。
从中国供应链到全球化供应链，是中国企业出海的价值链变革。联想使用的是混合制造供应链，形成了以中国-日本-美国为支点的研发三角，全球统一配置和管理的采购、制造、物流网络；实现“全球资源、本地交付”，墨西哥供应整个北美，匈牙利供应欧洲，巴西、阿根廷、日本、印度由本土供应，还在沙特建设生产基地面向中东-非洲供应。
具体来说，一台笔记本电脑，在美国设计，在日本工程化，在中国生产与组装，在全球180个市场销售与服务。其中，电池、键盘和接口等部件产自中国，内存产自韩国，处理器产自马来西亚，主板上的关键元器件来自法国和越南，操作系统来自美国。
二是全球化研发体系。
苹果、巴斯夫、丰田等全球化企业，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国内掌握核心技术，但是他们的研发体系是全球化的。
掌握全球核心技术是“双翼企业”实现出口和出海并举的关键。
联想在深圳有一个智能化工厂叫南方基地，我曾经去这个基地考察过。这个工厂，定位为联想的全球“母本工厂”，承担着三项任务：率先应用最先进技术，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方案，孵化创新理念和创新产品。南方基地代表着联想最先进生产力的一切技术、流程、方案，最先从这里投入使用，形成被验证、标准化、可复制的运作流程和解决方案后，再向全球输出，而且输出的对象不限于联想内部工厂，还有外部合作工厂，以及外部客户。
三是本地化经营管理。
现在的全球化产业链存在脆弱多变、复杂交织的新问题。日本、印度、阿根廷、巴西这几个市场都是出海困难市场，企业需要足够接地气，还要有智慧。
杨元庆举了一个例子，日本消费者偏爱Made in Japan的产品，联想就通过与NEC和富士通的合资，利用他们在米泽和岛根的工厂生产电脑提供给日本用户，又学习他们精良的工艺标准，以及严苛的质量把控，反哺我们国内制造能力的提升。这叫贴近本地市场构建韧性供应链。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价值观融合，尊重当地习俗和文化，通过合作在当地市场塑造企业公民形象。
当下，全球化浪潮在国际地缘政治震荡和人工智能革命中汹涌澎湃，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下一个时代：出口经济转向出海经济。经济政策、制度改革和开放程度决定着其“单翼切换”还是“双翼飞行”，经济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水平决定了中国全球化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下一个时代，有多少“双翼飞行”的企业决定着中国经济的全球化格局与竞争力。
中国企业正站在时代的“风陵渡口”，“一水分南北”，入中原，还是入秦川，微观上或许各有思量，但宏观上别无选择地被推入全球化浪潮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