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大教授吕德文：形式主义折腾得基层已经无法干正事了

文摘 2024-11-16 10:59 北京

作者武汉大学教授吕德文原题《当前基层治理十大怪现象》

本文转自公号新哲学之路

01 无事找事

基层普遍陷入了“无事找事”的怪圈里。上级就怕基层没事干，就不断布置各种“狗屁工作”，隔断时间一个工作清单，换个时间又是工作提示，还随时有紧急通知。打雷下雨得通知去看看老百姓家里的房屋安全不安全，冬天取暖有消防安全隐患，要搞“敲门行动”。

这些工作，唯一的意义就是证明基层还在干事，至于事情有没有必要干，则是不重要的。

“群众无小事”俨然成了狗屁工作的根源，把群众当作“巨婴”，把基层干部当作“保姆”，群众出点事，上级就要找基层干部的麻烦。

基层花了大量时间在应付各种清单和报表，有些地方动不动就搞个问题清单，但凡是巡视、督查、审计、环保、网络舆情、安全生产、信访、社会平安稳定出现的问题，都要清单化处理。没有问题，也要填各种报表，党建、经济、平安、改革、创新、生态、平安等工作，都有常规化的报表。

基层干部很忙，忙得晕头转向，但都是在“后台”运转，群众不知道，没有任何获得感，很多时候还觉得很扰民。

有经验的领导，一定要把“无事找事”的范儿做足，免得连累了自己和下属。某地发生过一个重大事故，十几个外地驴友擅自闯入禁区探险，结果遇到山洪暴发，全被淹死了。得亏当地领导有先见之明，事先主动“找事”，在路口设置了警示牌，派人劝阻，各种工作都提前做到位了。结果，上级纪委查了一年，果真证明本地没有任何责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大家都感谢这位领导，真是保护了全县上上下下的许多干部。

02 草木皆兵

现如今，基层工作到了“草木皆兵”的程度，任何一个工作都不能放松警惕，随时得紧绷神经，搞不好一点小事就酿成了大事。上级的巡视、督查、检查以及第三方评估，都得认真准备，排演到位，连衣食住行的细节都得领导亲自过问，就怕哪个环节出篓子。

基层最怕上级检查出了问题。只要是“问题”，必定要整改，其中的流程繁杂不已。基层都已经习惯了“零容忍”，能主动避免的一定要主动避免；出了点漏子，别解释，按照上面要求认真整改就是了。一个地方出漏子，影响的不仅是重要领导的仕途，还是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

比如，出了一个安全事故，一次死亡超过三人，这个地方一整年肯定废了，两年都缓不过劲来。整改周期非常长，属地、部门和个人都得整改，还得做教训总结，完了还要举一反三由点到面整改。

03 一刀切

一刀切已经是老问题了，但现在却“切”出了新境界。上级制定政策都越来越细，连“原则上”这类的语言都不太愿意提及了。过去的一刀切，是只要结果，不问过程。现在的一刀切，不仅要结果，也要过程。一件任务，不仅要按时交账，还要过程控制，一周、一月、一季度、半年、一年，都得有台账和汇报。

很多政策，布置任务的时候，已经把表格做好了，照着填就是。脱贫攻坚的时候，每年完成多少，不能多也不能少。要是脱贫速度慢了，当然要被质问；但快了也不行，上级会说，你咋那么厉害呢？厕所革命的时候也是，好像工程进度是匀速进行了，每个时间段完成多少比例都是规定好的。

现在的一刀切，基层都懒得吐槽了。因为，这些政策似乎都是系统设置的，你都找不到吐槽对象。上级会说，我也没办法啊，制度就这么规定的。因此，基层只能违心干活，有条件要干，没条件就创造条件干。

只不过，创造条件干的，差不多都是折腾。违背实际的一刀切，不仅折腾干部，还折腾群众。这个系统，已经到了无人负责的程度。基层怨声载道，却毫无办法。

04 刻舟求剑

现如今，很多部门都有制度设计的瘾的。似乎，过去基层的很多问题，都是制度不健全，制度不规范造成的。但实际上，基层相当一部分问题，其实和制度无关，就是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这个阶段过去了，问题就没了。

很多制度，都是为了解决特殊时期的特殊问题而设计的，可以说是实践的产物。但很多部门都希望把特定时期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制度保留并完善，而这个时期又过去了，这就有点刻舟求剑了。

比方说，过去邻里纠纷是个大问题，通过枫桥经验，通过村民自治来化解纠纷，就很重要。但现在很多地方的农村都空心化了，农村社会从拥挤的社会变成了稀疏的社会，人们都不怎么接触了，矛盾自然就少了。但有些地方却把农村矛盾纠纷调解机制越来越正规化，不仅有专门的调解室，还有专门的文书，真是没必要。

最典型的是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制度。这两个制度是在脱贫攻坚比较吃紧的时期，各地采取的应急措施。可以说，这是一个“攻坚”制度。现如今，“攻坚”已经完成了，这一制度的必要性其实就大打折扣了。

可我们的调查发现，各地为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第一书记和工作队不仅没有撤离，反而扩大了派驻范围，加大了派驻力度。而他们下去又没什么事干，县乡就只能不断派发工作清单和工作提示让他们有活干。但他们一旦干活，村支两委又没事干。那么多干部扎在村里无所事事、无事找事，群众看着都着急。

05 政治恐吓

基层有很多“红线”“底线”，上级动不动就拿出来说事。有些红线，大家都懂，也理解，比如，意识形态，安全生产，粮食安全，环保。有些底线，也不用说，比方说不违规违法。但上级对“红线”“底线”的认定，却很有弹性。有些在基层再正常不过的工作上的“小事”，一经演绎，也可能是“大事”。

比方说，耕地“进出平衡”在基层的执行，明显不符合实际，制造混乱，但没人敢说。一些生态环保的问题，也明显在折腾，也不敢说。某地有个起火点被上级遥感到了，打电话要求地方上处理。但很不幸，又出了一个，上级发怒了，说这个地方的领导还能不能守住生态环保“红线“，这可把地方吓得半死。

于是乎，各地每年都要搞秸秆禁烧，花了大量时间和人力物力严防死守，真是劳民伤财。

某地发了一个禁止干部吃喝的文件，结果搞得风声鹤唳，基层干部连正常聚餐都不敢了。事实上，乡干部在村里干工作，在群众家里吃个便饭，群众其实很高兴。很多事情，给群众面子才能把做好。干群之间连饭都不能吃了，还讲什么群众路线呢？

但基层干部都懂政治，都不想在这个时候背一个“顶风作案”的帽子。干脆就不吃了呗，现如今谁还缺吃缺喝啊？

06 技术霸权

这些年，基层已经被陷入了技术牢笼中了，做任何事情，上级都给你一套程序，一套系统，你就得照着这些技术设定工作。基层其实就是填表员，被系统控制的零件，工作是不可能有主动性的了。

越来越多的部门依赖于现代技术，其目的无一例外都是为了更好得监督和控制基层。国土、生态、林业、环保等部门，都用上了卫星监测技术，是不是发一个图斑让基层去整改。图斑真是有图有真相，容不得基层狡辩。基层只有照着做的份。

但上级就不想一想，这些图斑所揭示的所谓真相，是需要解释的。不同层级，不同地方，解释很不一样。不容解释，已经成了技术治理的最大特点。而上下级之间一旦失去了解释沟通，也就失去了民主。

很多部门依赖于技术，其实是懒政。因为技术代替了具体的行政工作，这些部门完全可以依赖于第三方去操作，基层已经是傀儡。乃至于，很多基层为了避免被技术霸凌，干脆攻关第三方算了。

第三方掌握技术，代替上级拥有实际权力，进而有了和基层做交易的能力。基层到处都是第三方，这也算如今基层治理的一大奇观。

07 唯利是图

基层治理差不多唯利是图了。其中最重要的表现是，一切工作都围绕着项目转。几乎每个县都把重大项目放到最重要的位置，每个县级领导得领衔一个项目，每月都要检查进度。

招商引资、争资跑项仍然是各地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很多项目明显不合理，浪费钱财，但还是要搞。原因在于，项目是否有用不重要，重要的是做项目本身就是意义。

有了项目，于公有利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于私则有明确利益，地方领导和干部群众都可以围绕项目，获得相应的利益。有了项目，哪怕是村干部也有利可图，至少可以承包一点小工程，成为地方能人。

但那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最好别干。现如今，各地都有一点社会危机，只是表现不一样而已。有些地方有高价彩礼，有些地方光棍很多，有些地方养老不乐观，有些地方人情负担重，有些地方赌博成风，有些地方还有地下教会泛滥，这些事，又不能创造价值，还可能引发群众上访。

群众工作最麻烦，还是少干为好。装不知道最好。

08 以点“代”面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每个地方都把创特色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于是乎，各地都在开展俗称“拉练”“赛马”的工作机制，每个季度或每半年，县领导带着各部门和乡镇主要领导，浩浩荡荡到各个地方看点，现场评比，现场打分。优秀的奖励50万，100万项目经费，表现差的上台做表态发言。

为了吸引领导的注意力，各地都在想方设法造点，各地普遍把具有试验性的示范点，变成了展演性的典型。示范点的目的要让别的地方学习，可复制，可推广；但展演性的典型，最大目标是无可超越。如果让人一下子就复制去了，那还搞什么搞呢？

最简单的造点就是砸钱。每个县，每个乡镇都要造出一两个点出来，让领导来了可以看。因此，选点很重要。得选一个有点基础的，交通方便，但又不能太好的地方。如果一个地方本来就很好了，就没啥创新的价值。如果一个地方一点基础都没有，代价太大，没那么多时间精力来搞。如果那个地方太过偏僻了，领导受不了车马劳顿。

因此，现在的基层工作，指望以点带面是不可能的。任何工作，基本上都是以点“代”面，把点弄好了，其他地方普普通通就算了。

所以，一个县里面，有些村早就过上了现代化的生活，但大多数村庄，则还处于初级阶段。群众也很现实，评价一个村干部是不是有能力，就看他能不能搞项目。要是自己的村一不小心成了“点”，那真是天选之子。

只可惜，很多“点”，真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砸了那么多钱下去，谁买单呢？因此，往往是，越是光鲜亮丽的村庄，负债就越多。

09 精准依赖

现如今，很多上级部门像是中了“精准”的毒，做什么事都要求精准，恨不的数字要精确到小数点的多少位。比如，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工作是防止规模性返贫，但这在基层，什么是规模性？大家不知道。

站在任何一级领导的角度，对“规模性”的理解都是最好一个都没有。因为，如果一村有一个返贫，一个乡镇可能就有十几二十个，一个县就有几百个。一个不算规模性返贫，那几百个算不算？县委书记没把握，所以干脆就一个都不允许。

但要做到一个都不允许，工作量就实在太大。于是乎，对返贫的监测，就很是全面而无用。但凡是有人车祸了，有孩子上大学了，有人住院了，都是所谓的风险点。只要有风险点，村干部和驻村干部就得一个个去调查，填表，无尽繁琐，无尽折腾。

在基层，往往工作要求越精准，结果一定是越不精准。因为，基层本来就是模糊性的社会。哪个村民家情况怎样，有没有返贫风险，村干部怎么会不知道呢？有风险，村干部主动报告不就完了？如果村干部不作为，群众举报不久得了？犯得着一个个信息提示么？结果是，花费了无尽的人力物力，反倒是起了副作用。

“精准治理”这个毒，必须拔掉。辅助精准的技术和制度设计，最好都废除，回归到群众工作的本质就行了。上级还是少用各种系统，慎用卫星图斑，让驻村工作队早点回自己单位上班。

要相信群众，他们自己的事自己会处理好。我在基层调研，一位乡组织委员说，有个村有四个村干部，这四个村干部的素质都可以担任村支书，能力超强。但就这样的村，还派了三个驻村干部，有必要么？

10 包办代替

基层俨然成了群众的“保姆”，不仅要时刻提醒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事了，还经常着急忙慌包办代替。久而久之，少数群众已经形成了等靠要思想。

现如今，很多地方搞公益事业，让群众自己参与出钱出力是不可能的了。基层的干部和群众似乎都习惯了，搞任何一件事，最好有项目。如果没有项目，就搞不了。从来就不想想，自己的事自己处理，不就完了么。

搞人居环境治理，政府比群众还着急。人家都不在乎自己的生活环境脏乱差，但基层政府在乎。为了保持清洁，各村都雇佣了专职保洁员。保洁俨然成了各村最大一笔开支，这也是奇了怪了。

由于搞了精准扶贫，我们的党和政府似乎也不允许有懒人存在了，非要给他们安排一个公益性岗位之类的。人家都不愿意脱贫致富，着急什么呢？

城市社区也一样，什么事都要等街道社区去做，楼道堵塞、安装电梯、环境卫生，似乎都成了社区治理的难题。几乎每一项工作要做下来，背后都是依靠政府财政支持。

疫情防控过后，每个社区都有了下沉单位。这些下沉单位，俨然成了“帮扶工作队”，其最大任务就是链接资源给小区办好事。

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群众都形成了一个固有观念，“帮扶”就是给钱给项目，要是没有，就不给好脸色看。连工作队也形成了自觉，要是没资源带下去，也就不好意思往基层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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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才子李健说，只有真正了解历史，才能更好地活在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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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生南征北战，先后灭了40多个国家，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疆域辽阔的蒙古帝国。

整个版图东起朝鲜半岛，西抵波兰、匈牙利，北至西伯利亚俄罗斯诸国。

鼎盛时期，面积甚至超过4500万平方公里，是现在中国版图4倍还多……

他就是“上帝之鞭”成吉思汗。

不读世界史，也很难站在上帝之眼，俯瞰整个人类进程。

当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古希腊人正在进行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当隋朝建立，科举制度诞生，欧洲正进入黑暗的中世纪；

而当波斯帝国被揍得鼻青脸肿，大唐长安正跃居为全世界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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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无论之于曾经还是之于当下的中国，都举足轻重。

尤其在关键时期，一个重要的选择就可以决定命运，对于个人如此，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更是如此。“改革开放”这样一个重大选择，几乎决定了中国40多年来的经济增长。

人们关注历史，研究历史，不外乎寻找真相、发现真理，并汲取经验教训，警示现实。

因此，中国若想延续这种社会经济的繁荣，则不可以忘记邓小平当年的选择，以及他当时所处的那个时代，只因我们今天依然身处邓小平时代的延长线上。

为此，特别推荐一部堪称邓小平研究“纪念碑式”的作品——傅高义教授的《邓小平时代》。这本书不只是给邓小平个人立传，更是给一个时代立传。

在改革开放面临严峻挑战的当下，社会出现的种种问题，很大程度都能在邓的时代里找到可作为参考的答案。

正如马勇老师所说：读傅高义《邓小平时代》，仿佛那个慈祥老人并没有离我们远去，他似乎一直在注视着中国的发展变化。

说实话，很多外国作者写中国领导人的书，大多都“不太好看”，然而这本《邓小平时代》除外。

作者傅高义教授“十年磨一剑”，收集了来自日文、俄文、中文和英文的种种史料，并得天独厚地采访了包括邓小平家属、身边干部在内的众多历史亲历者，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这一切都使该书具有独特的历史成因，其价值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难以被超越。

众所周知，当代史难写，而写当代史中的领导人难度则更大。

本书最成功的一点，傅高义将目光聚焦于从1976-1997年的“邓小平时代”，把史实、叙事和评价极好的融合起来，在写作上既不苛求历史人物，也不为尊者讳。因此，有读者说：“这本书七百多页的篇幅，居然能一口气酣畅淋漓的读下来。”

因此，本书的中文版，从最初的港版繁体到中文简体，都因话题宏大、题材特殊而一度洛阳纸贵，频频断货。并且近些年，每逢邓小平时代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关键节点，包括中美关系、港澳台问题，这本书更是频频被推荐。

这不仅因为本书所披露的大量细节所蕴含的史料价值，更重要的是，今天，我们依然身处邓小平时代的延长线上，而未来，无论“邓小平时代”是继续，或出现转折，本书都绝对无法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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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如火，传播真相者如普罗米修斯。陈徒手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地在档案中挖掘真相，目的是“记录40年代末之后知识分子的几声长长叹息”，把历史的灰暗面平铺给人看。

陈徒手说，“知识分子有个天职，就是说话，不论用嘴还是用笔。若一声不吭，是失职；若作假，是渎职。”

知识分子的脊梁是如何一步一步弯曲的？“思想改造”、“洗澡”这些消失于教科书，只会偶尔散落在网络世界隐秘角落的陌生词汇，究竟意味着什么？知识分子又如何看待“今日之我”与“昨日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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