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公号新史学之路
大家都知道，江同志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其实在上海交通大学之前，1943年，他先考入南京中央大学电机系，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大学。他在这里度过两年大学时光。
在南京，顺着汉口路走，就到了南京大学校门口，穿过一段满是梧桐树漏下的碎阳光，右手边就是图书馆。1986年的一个夏天，图书管理员发现了江同志读书时的借书证，当时，江同志正在南京以东300公里的上海任市长。
2002年时值南京大学百年校庆前，图书馆旁边建起校史博物馆，随着这张借书证主人的不断晋升，这张证并没有像其他学生的档案那样被移走，而是继续留在了校史馆内，并被放在了显眼的位置。
这张借书证上分“姓名”“学号”“院别”“系科”，右边还贴着一张江同志的证件照，当时他并未戴眼镜，证件主体则是频繁的图书借还记录，包括书号、借期和还期，用红黑两种墨水笔标记得一目了然。
南大校史馆里的借书证
一个人的全部会映射在他所读的书上，有时这种映射是如此完整而精妙。
借书证暴露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喜好——而是你的喜好、你的品位、你的心路历程，都在人面前一览无余。
江同志本人也没想到自己的借书证会在40多年后被人翻出来，这是他“一丝不挂”的“闺房”，是江同志的秘密花园。
对爱读书的江同志来说，1943年入学是件幸运的事情，南京中央大学“复校”两年后，搬迁到条件较好的金陵大学校园内，继承了金大图书馆，据1936年申报馆作过的一次全国大学图书馆藏书量的调查，藏书量超过20万册的仅有5所，金大图书馆即为其中一所，而西迁前金大图书馆文献总藏量已达339184册，加之中大“复校”3年来的一些采购，呈现在年青的江同志面前的是战时藏书量首屈一指的图书馆。
江同志第一本书是11月11日借的，这一天去图书馆借书确实是件挺孤单的事。
江同志借的第一本是《电工学原理》，译者为顾毓琇老先生，光棍节这天书架上偶然的邂逅，让两个人生开挂的人，纠缠一生，3年后在交大，顾毓琇成为了江同志的老师，顾回国期间江同志还邀请他去中南海做客，1997年访美，江同志还特意去费城看望了他。
细究借书日期，还可以发现专业类图书多在秋冬天借阅，而《往事》《寄云的信》《恋爱的妇人》《两条血痕》《春天》《归来》这6本纯文学的书则全部在三、四、五这3个月内借阅，看来春天容易让人变得柔软。
江同志自小接受的是传统私塾教育，中学阶段在扬中接受的是西式教育，在那里他爱上俄罗斯文学和西方文学，起码在刚入大学的第一年的借书记录里看，像所有十七八岁的青年一样，江同志开始对新文学乃至革命文学产生了兴趣。
冰心的《往事》当时付梓时为纯散文集，包含6篇散文，语言隽永流畅，成就高于早期诗歌和小说。
《寄云的信》则为海派作家徐蔚南寄给妻子的书信集，平素写作“喋谈性欲”的他却在书信中表现出了清新脱俗。
《恋爱的妇人》这本书值得一提，这是借书证上唯一的一部戏剧，这部剧很小众，法国的心理剧作家Porto Riche所著，著名语言学家王了一翻译，三幕剧的剧本主要讲述男主替朋友向一个少女表白，谁知少女爱上他了，婚后她爱他的激情不减，导致男主厌烦“用恋爱的方式来专制人家，精神上、物质上都受痛苦”，便将她拱手让给朋友，事后男主却痛苦万分，最终还是回归家庭成了爱情的俘虏。
所有好的文学都是悲剧，爱人是痛苦的，被爱也是痛苦的，不知江同志在他人的故事里是否流下了自己的泪，但后来江同志似乎并未被这渗出纸面的爱情虚无主义影响，其婚姻长跑已有70多个年头。
《两条血痕》则为日本短篇小说、剧本合集，周作人在日本文学翻译方面对其他译者来说几成碾压之势，其特有清隽幽雅略带涩味的味道为作品打上了周氏印记。有点意思的是，看图书目录，江同志是在一堆鲁迅作品里选择了他的弟弟，结合以上4本书来看，小清新的写作风格是江同志这一阶段的偏爱。
《归来》是东北作家罗烽的中篇小说集，其与妻子白朗出现在了电影《黄金时代》里。江同志这一年的书单不光都是阳春白雪，艾芜的《春天》是唯一偏乡土文学的，刻画了南方农村的图景，含蓄克制，尚未像抗战胜利后人物刻画的脸谱化。
人是不会变的，穷其余生都在巩固早年形成的“偏见”，吃过的东西、爱过的人、读过的书都已构成了你的骨架，以后再学新知遇新欢，但一有机会还是会回去。
很多年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当被问及他有何爱好时，江同志回答说：“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喜欢读书。我阅读与我工作有关的东西：一是机械，二是电子。”
后来，江同志还把其苏联导师所著的《机械制造厂如何合理利用电力》一书翻译成中文，此刻他肯定想到当年在图书馆里感激为他带来新知识的译者们。
同样他会专程前往马赛参观大仲马创作基督山伯爵的地方，去巴黎蒙玛特高地希望为“茶花女”扫墓。
在借书证被发现的同一年，1986年8月16日，《解放日报》选登了一幅漫画家为时任市长的江同志画的漫画像。漫画的标题是“书迷江同志”。
据信，江同志在上海的市长办公室里就藏书逾3000本。江同志的阅读经历自始而终，令人信服。
回望这张借书证，你会发现江同志每个月都有借书，一次2-4本，几无断绝，这样的阅读习惯伴随一生。
文G中，无论在武汉被撤职接受P斗还是河南博爱农场“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江同志始终手不释卷，甚至在探望同样被P斗的汪道涵时，还建议他读读莎士比亚。
读书最好的目的就在于此，你会发现凭借自身阅读构建起来的小世界，能以体恤式的温柔，消解自身的苦难。
真相如火，传播真相者如普罗米修斯。陈徒手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地在档案中挖掘真相，目的是“记录40年代末之后知识分子的几声长长叹息”，把历史的灰暗面平铺给人看。
陈徒手说，“知识分子有个天职，就是说话，不论用嘴还是用笔。若一声不吭，是失职；若作假，是渎职。”
知识分子的脊梁是如何一步一步弯曲的？“思想改造”、“洗澡”这些消失于教科书，只会偶尔散落在网络世界隐秘角落的陌生词汇，究竟意味着什么？知识分子又如何看待“今日之我”与“昨日之过”？
回答这些问题，在今天，仍有意义……
为此，我们诚荐陈徒手先生作品《故国人民有所思》和《人有病，天知否》。
这是两部深入解读“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著作，运用了海量有据可查的档案资料，实在不可多得。
陈徒手先生根据几十年积累的资料所写出来的著作，其实还有好几本，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目前能出版的就这两本，而且《人有病，天知否》还颇多波折，属于“漏网之鱼”，最终能与读者见面，实属不易。
陈徒手先生的这两部作品，数量有限，之前一度售罄，有兴趣的朋友，现在可以收藏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在当今中国舆论场，秦晖老师是非常稀缺的学者。此前，他长期在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2018年于清华“退休”后，前往香港中文大学任教。
在学术圈，有个说法是，“老辈看余英时，中生代看秦晖”。在大陆史学界，秦晖老师是为人称道的人品与学养都深厚的学者。更重要的是，他不是象牙塔学究，他有坦言“主义”、直面“问题”的精神，对中国现实有极深的思考力和洞察力。
看一下他的观点就知道了：
◎当今“中西文化碰撞”的问题，不是西学还是儒学的问题，而是西儒皆灭，“秦政”与“痞风”相继、强权与犬儒互补的问题；
◎从中国现实的“问题情境”出发，我们现在不是自由主义太多或社会民主主义太多了，而是寡头主义与民粹主义太多了；
◎中国无论是左派得势，还是右派得势，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强势者，而吃亏的也是同一些弱势者。左时“公权”侵夺个人领域却无心公共服务，右时放弃公共产品却不保护个人权利。“左派”建不起福利国家，“右派”搞不成公平市场；
◎道家强调无为，是权力对权利的无为，但我们的主流却在践行着权利对权力的无为。如果说前者是宽容，后者就沦于苟且了；如果说前者意味着自由，后者就意味着奴役。
秦晖老师被称作“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涉猎广泛，但其实他的研究一直紧紧围绕着中国国家转型的核心问题意识。这是他作为一个中国现代历史亲历者的反思，也是一个历史学家“通古今之变”的责任与担当。
他是典型的“π”型的学者，从中国古代历史一路走来，辐射世界上其他面临同样问题的国家，以社会史和经济史两条理路为基本支撑，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转型的全景式思考。
虽然秦晖老师的很多观点饱受争议，而且一些作品也受到了限制，但是无论对于专业历史学者或是普通读者来说，理解中国现代转型问题，认清当下现实困境，秦晖绝对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
张鸣老师说：秦晖令我震惊，他是学界大人物，没有人比他更睿智、更犀利，对中国的问题剖析得更深，每个论点的提出都会引起社会的一阵悸动。
刘瑜老师说：秦晖先生很像是一个思想的管道工，哪里出现了认识和观念的严重堵塞，他就常常“赶赴现场”，进行疏通清理。他传奇般的知识面、记忆力和思辨力，总是能三下五除二，将一堆杂乱无序的论争梳理得一清二楚。读先生的书，让我有豁然开朗之感。
秦晖老师的作品本本经典，值得反复阅读，但由于某种原因，秦晖老师部分书籍已被绝版，很多书在市面上已经找不到了。我们经过多方努力争取，集全了目前尚能找到的秦晖老师六部代表作，都是最适合阅读、也最宜收藏的版本。其中，《传统十论》已经再版了14次，每次再版都迅速售罄，本次还增加了秦晖老师最新的有趣“点子”。
正如张宏杰所说：“秦晖是个颇有几分英雄气的人。他就是《皇帝的新衣》里的那个孩子，只有他有足够的清澈和‘天真’说出石破天惊的话。”秦晖作品集库存所剩不多，十分珍贵，先到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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