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法制报》专版报道 |HIV戒毒人员的矫治之路

戒毒所那看似冰冷的铁门背后，隐匿着一群特殊且命运多舛的灵魂，他们是艾滋病与毒瘾的双重“囚徒”。被毒品拖进泥沼，被艾滋病压弯脊梁，在黑暗与希望的夹缝中，艰难匍匐前行。自弃、挣扎、悔恨、无望，是他们复杂而沉重的生命交响。

云南司法行政戒毒系统以保障为盾、关怀作矛，为他们辟出一方希望天地。围绕制度、组织、医疗、宣传、经费五个方面，落实“五项保障”，筑牢禁毒防艾根基；从生活、教育、技能、救治、延伸五个维度施予“五个关怀”，尽显人文温情。

从精心设计心理辅导、康复训练课程，到生活起居细致关怀、餐食专供营养均衡，再到医疗救治分秒必争、家属联动暖化亲情坚冰，在云南省戒毒管理局的指导、带领下，戒毒所全方位发力。

国家专项资金注入，保障定期体检、化验，让他们在病痛中有医可依；戒毒干警日夜守护、苦口婆心劝说服药，严守他们生命的防线；亲情纽带重系，撬开他们自我封闭的心门，唤醒他们内心的眷恋与责任……

从云南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云南省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到云南省第五强制隔离戒毒所，各所各施良策。干警们化身守护天使，用耐心、爱心、责任心编织安全网，让迷失的灵魂重回正轨，让破碎家庭有修复之机，让社会安宁多一份保障。这场与艾滋、毒瘾的鏖战，戒毒所正以爱与责任，书写救赎篇章。

毛毛的父母是中学老师。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大学生，算得上“高知”。家中三个孩子，毛毛排行老大。

年幼的毛毛，跟随外婆长大，一直到6岁。她记忆尤深的一件事，回到父母身边的第一天，被母亲打了。

“我妈好像不喜欢我。”这个想法如同毒蛇一般在她心里疯长，年幼孤独、迷茫的心，似乎要找到什么出口，才能被抚慰和支撑。

一切变数，从她17岁说起。

那时的她，在一所普高上高二，成绩很好。一次课间，同学邀她去校外小屋，神差鬼使，便与他们一起翻墙出去了。小屋内，几人围坐，白粉摊在锡纸上，火苗舔舐，火光摇曳，烟雾如鬼魅般升腾。“吸一口没什么事儿。”在同学的怂恿下，她凑近，猛吸一口，辛辣呛喉，胃里一阵翻腾，“第一次吸感觉并不好，过一会儿就吐了。”

但随后困意袭来，世界静了，所有的孤独、失落似乎都被这短暂逃离现实的昏睡和“惬意”所掩埋。

“躺在床上好睡觉。”这是毛毛对毒品最初的印象。

自那以后，“凑份子”买毒品成了她和几个同学间心照不宣的秘密。他们像幽灵般，趁着夜色翻墙出校，在城市的隐蔽角落，吞云吐雾。由于自己喜欢唱歌，常背着吉他进出校园，“同学们都以为我出去唱歌了，但其实我是吸毒去了。”

从事缉毒工作的表哥是家中第一个发现毛毛吸毒的人。表哥与毛毛从小一起长大，休假回家，在她房间待了一会儿，凭借着敏锐的直觉，发现了不对劲儿。

表哥问毛毛，她不敢承认。近40年后，面对着记者，说起这件事，毛毛依然感到困惑，“我没有在家里留下任何蛛丝马迹，表哥到底是怎么发现的？”

表哥对毛毛说：“不承认没有关系，你就在家陪我们三天。”

三天的时间内，毛毛果然犯毒瘾了，原形毕露。她清楚记得那天，父母房间的灯，亮了一整晚。

母亲是老师，深知毒品的危害，她含着眼泪问，“怎么办，怎么办？”问表哥，问毛毛，也在问自己。

表哥请了一周的假，帮毛毛戒毒。母亲寸步不离地守在毛毛身旁，冷了，为她盖被；热了，为她扇风；鼻涕出来了，替她擦拭。很多年以后，毛毛才明白，父母的爱，一直是她这只迷航小舟坚定的“锚”。

可那个时候的自己，把误入歧途的原因都归咎于母亲：“你老是打我，我就是要吸，在你面前吸，你不是人民教师吗，我要做你的眼中钉，肉中刺！”

表哥归岗一月后，毛毛复吸了。

毒品一点点啃噬着毛毛的记忆力，曾经课堂上对答如流、成绩优异的她，开始频繁忘事，成绩一落千丈，大学梦在那袅袅毒烟中渐渐破碎。

不出意外，毛毛高考落榜了。 

高中毕业后，她游走、出没于各大歌厅驻唱，一唱六七年。后来从家里出来租房子住，自己在外面吸毒。

1992年，买不到烫吸，毛毛开始了注射。吸毒人员是感染HIV的高危人群，因共用针筒注射吸毒，曾是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此刻的毛毛，一只脚已踏入了感染艾滋病的大门。

2002年，毛毛被强制戒毒，那是她第一次进入云南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

一次次的共用注射器，HIV悄然而入。2006年，在个旧市中医院做筛查，阳性，毛毛才知道自己感染艾滋病病毒了。“没有机会了。”毛毛的第一反应。

确诊艾滋病时，毛毛割脉自杀。母亲去医院里咨询，“这个病，吃药可以控制住。”母亲一直没有放弃毛毛，积极地引导她服药。

2023年3月31日，毛毛再进云南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当天上午进来，下午她就服上了艾滋病抗病毒治疗药。

云南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四大队作为云南省集中收治女性艾滋病戒毒人员的场所，充分结合女性艾滋病戒毒人员的生理特征、心理特点，开设运动、心理矫治课程，科学有序推进艾滋病防治和艾滋病感染者集中管理工作。

大队的自由书写活动，成了毛毛直面内心、梳理亲情脉络的“手术刀”。

戒毒干警说，“把你们认为生命中最重要的20个人的名字写下来。然后再把这些名字一一划掉。”

“划去了讨厌的人、死去的人，到了亲人，下不去手。”儿时的许多记忆又回到了毛毛的脑海，“该死的人是自己，而不是他们。心很痛，呼吸要停止。没有了亲人、记忆，我是什么东西？”

戒毒干警敏锐察觉到毛毛内心的波澜，给她找来了父母的电话，鼓励她联系家人。她摩挲着听筒，犹豫再三，不敢打。

干警问她，“三年不联系家里，你怎么就知道他们恨你呢？”

毛毛说自己吸毒，感染HIV，给父母的工作、社交圈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她知道父母还想着自己，但她没脸联系父母。此刻的她，好想母亲站在自己的面前，再骂自己一次，打自己一次。

面对像毛毛这般抵触与家人联系的戒毒人员，干警积极找寻家属电话，做通两边工作，努力打破那堵隔绝亲情与正常社交的“高墙”，重塑他们对生活的眷恋与信心。

云南省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三大队，26岁的小陈看上去满脸稚气涉世未深，却已是“二进宫”。

他初中毕业便外出打工。十八九岁的年纪，朋友递来一支看似普通的“烟”，轻描淡写说：“试试，就像抽烟一样。”他没多想，深吸一口，辛辣烟雾呛入喉咙，咳嗽几声后，脑袋竟有些轻飘飘，那瞬间的新奇感，让他一步步陷入深渊。

两三年后，父母才惊闻真相。警察上门，送他进入戒毒所，他的检查结果如炸雷——HIV阳性。“崩溃，想跳楼，患了绝症，人生完了。”小陈绝望地想。

在县医药负责发放艾滋病抗病毒治疗药的亲戚告诉他，“吃了药就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但小陈始终觉得自己跟正常人不一样。

同样于1998年出生的小李，自幼没进过学堂，来昆明打工，朋友找他借钱时拿出毒品，几句劝，尝了第一口，便深陷泥潭。此后常与朋友躲在昏暗角落，吞云吐雾，毒瘾渐生。

2018年，小李被送进云南省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戒毒时，查出感染了HIV。“恨别人有什么用呢，只能恨自己。”

毒品越来越贵，小李打工的钱都拿去买毒品了，吸了毒不想吃饭，身体很差。好在自己还是按时吃药。这次进入省一所三大队，提前一个月，他的艾滋病治疗档案及时转介到了省一所治疗点。一天也没耽搁吃药。

小李觉得戒毒所里的警官们都很关心戒毒人员，有什么诉求都会帮忙。“他们非常关心人，CD4细胞常规值低的话，就帮我们补充营养。”

为推动全省禁毒防艾工作，2015年开始，云南省司法行政戒毒系统设置了艾滋病专管大队，从各所抽调政治素质好、业务能力强的警察承担专管工作。

省一所三大队属艾滋病集中管理大队，积极落实国家“四免一关怀”政策的同时，提高HIV戒毒人员伙食标准，专门为他们供应奶粉、牛奶、鸡蛋、水果等，做到饮食科学、营养均衡。

“医生会定时来给我们上课。我所有关于艾滋病的知识，都是在所里学的。”小陈说，所里每天都给他们抽血，不定时体检，与他们一起分析身体状况。

22岁时，小陈跟青梅竹马的妻子结了婚。妻子知道他的吸毒史，但还是瞒着娘家，嫁给了他。病毒载量低，CD4细胞值高时，县人民医院的医生们告诉他们可以要孩子了。孩子很健康，当了父亲后的小陈很高兴，“意识到了作为父亲的责任。”但妻子二胎怀孕8月时，因复吸，小陈被公安抓捕。经过生理脱毒后，送进了省一所三大队，进行为期两年的强制隔离戒毒。

妻子一人生下了孩子，现在孩子一岁大，说到这儿，小陈捂住眼睛，忍不住痛哭起来。“我对不起我的老婆孩子。”

看到小陈痛哭，小李也掉下了眼泪。自己的老婆也是独自带着三个月的孩子在外，“感觉很亏欠。”他说自己出去后，要带着老婆孩子好好生活。

作为艾滋病集中管理大队，对于管理的难点，三大队副队长魏巍说，“HIV戒毒人员比较敏感。对于生活、人生的态度是消极的。他们会觉得与社会有隔阂，属于‘边缘人’。目前没有根治的办法。”在三大队中队长庄正贤看来，HIV戒毒人员“对自己是放弃的，对教育的配合度很低。”身体差、懒散，没有能力、力气来做事情。

吸毒群体里，鄙视链的底层是艾滋病。魏巍说，这要求干警不能歧视他们，要有共情、同情的心理，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怀。

此外，对HIV戒毒人员，省一所三大队规范其生活制度，服药监管到位，定点定时发药，使他们服药率近100%。分类管理让他们有交流互助的空间，在国家医疗保障下，定期为他们体检化验，加强其餐食营养，将他们从死亡边缘拉回，助其重回生活正轨。

云南省第五强制隔离戒毒所的戒毒人员，突发脑出血后的黄某躺在床上，阳光勾勒他轮廓，皱纹如刻痕，诉说沧桑过往。

今年58岁的黄某小学毕业后就没再上学，17岁那年，在社会青年的诱导下，吸食了第一口海洛因，此后31年，毒品是“伴”，也成“劫”，身体被掏空。2012年，HIV感染确诊书如沉重铅块落下，可毒瘾难戒，依旧沉沦。

黄某先后3次被强制隔离戒毒，但每次戒毒成功后又走上了复吸之路。

2023年5月30日，因再次吸食海洛因，黄某被送进红河州强制隔离戒毒所戒毒，戒毒期2年，今年5月11日，转入云南省第五强制隔离戒毒所五大队继续强制隔离戒毒。

7月16日中午，黄某在上厕所时突然晕倒，脸色苍白、无法动弹。

五大队一级警长白建国介绍，五大队作为艾滋病专管大队，有一定的医疗救治能力，且紧邻戒毒所医院。危急关头，值班干警沉着冷静，上报值班班长。值班班长第一时间向指挥中心和指挥长汇报，并对施救现场开展调度指挥，各应急小组紧急奔赴现场增援。

事发后4分13秒，驻队医生用警用电瓶车将黄某急送至省五所医院，戒毒所医院是一级综合医院，由院领导、医生、护理、药房构成的戒毒所医疗救治小组24小时随时待命。接到消息后，医务人员早早备着担架在门口等候。

“血压160/100，心率115次/分……”此时黄某口唇发绀、呼之不应、脉搏急促、心音急促，病情十分危急。戒毒所医疗救治小组立刻行动，院领导坐镇指挥，医生检查其生命体征，护士迅速打开其静脉通道，药房准备急救药品，吸氧设备嗡嗡作响，现场紧张有序。

经过17分钟的全力抢救，黄某的情况终于有所好转，意识逐渐恢复。

黄某无儿无女，父母已逝，所里联系他的两哥两姐，得到回复：“人我们不要了，听政府的安排。”

本着生命至上的原则，所里当即决定，启动与外部医院联动机制，联系云大医院、昆明市延安医院、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昆明市第三人民医院等“医联体”共建单位。最终送去了离所最近的延安医院。

12时47分，黄某被医护人员送上早已等候的救护车。警灯闪烁、警笛声声，救护车风驰电掣地驶向昆明市延安医院。

经昆明市延安医院诊断，黄某“急性脑出血”。经全力抢救，他转危为安，病情得到控制，生命体征逐渐稳定。

多方协作、密切配合、应急得当，急性脑出血的黄某被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昆明市延安医院医务人员感慨万千：“脑出血发病很快，死亡率极高，抢救时间很短。幸好云南省第五强制隔离戒毒所警察及时发现，并科学施救，才挽回了戒毒人员的生命。”

生死时速，与时间赛跑，云南省第五强制隔离戒毒所又一次跑赢了时间。

医院治疗了2个星期，黄某出院回到了所里。此时的他心灰意冷，失去了生存的信心，对自己能活多久产生了怀疑。

大队政治教导员字卫松多次开导他，所里高度重视他的康复，为其安排了单独的宿舍，每天两名人员专职照顾。干警们轮流端来热水，为他泡脚、按摩，舒缓肌肉。大队大队长代启新因亲戚有类似病症，深知康复艰难，主动分享经验，与医护人员探讨方案。

戒毒所医院副院长杨智超为他擦拭身体，针灸治疗时，详细记录其反应。刘正，这位从部队转业的一级警长，从黄某住院、出院到康复，全程看护，对其进行科学训练。他用绑带绑在黄某的右脚上，一点点引导、辅助其移动。

在这份无微不至关怀下，黄某重拾勇气，积极配合治疗，身体恢复远超预期。起初，他的右脚像被钉在地上，分毫难挪动，最后能拄着拐杖迈出步子。一开始只有一个食指能动，现在能抬手。2个月时间，黄某康复到能自己喝水、走路。

杨智超回顾全程，满是感慨：“这是所里上下一心、多院协同作战的成果，每个环节紧密相扣，才抢回他一命。”

黄某重获新生，他大哥对杨智超说：“能恢复至此，作为家属，我们真的很感谢你们的帮助。”黄某也表示，“感谢政府，感谢警官。”

心理辅导室里，在戒毒干警和心理咨询师引导下，毛毛敞开心扉，倾诉多年积郁，与过去那个自弃的自己和解。身体机能逐渐好转，CD4+T细胞计数、肝肾功能等常规值稳步上升，生命像是在历经寒冬后，迎来了暖春。

云南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四大队是艾滋病专管大队，副队长田溪扎根于此多年，目睹太多像毛毛这般对生命绝望之人。“在这个大队里，非常明显地能感受到这些人对于生命的轻视。她们对自己生命的认知、掌控感很低。”

为此，四大队音乐治疗、自由书写、心理矫正和康复训练等多管齐下，为延长其生命的时间，提高其生命的质量而努力。

当激昂乐章在活动室奏响，有人随着节奏轻哼，有人闭目沉浸，音乐似一道光，穿透心灵阴霾；自由书写活动中，戒毒人员们写下心声，纸张承载着她们的悔恨、挣扎与渴望，成为彼此慰藉、自我疗愈的“药方”；一对一的心理矫正，咨询师如知心老友，耐心倾听、循循善诱，为其调整认知、接纳自我；康复训练循序渐进，从简单肢体舒展到耐力锻炼，帮助她们恢复身体机能，重塑她们的体魄。

戒毒，生理性的依赖难戒，心瘾更难戒。什么是心瘾呢？田溪说：“任何时候都会想要链接到吸毒的快感，这就是心瘾；跟社会、家庭没有链接，跟毒品的快感有链接，这就是心瘾。”

戒毒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收治着吸毒人员，每天都有吸毒人员戒毒期限到了，被送出去；被公安抓了，送进去。对于绝大部分吸毒人员来说，戒毒所“走不出去”。回到社会后，有人会很快复吸。庄正贤在岗5年，见过不少刚被送出去几周甚至几天，就又被抓住送回戒毒所的。

那进戒毒所戒毒有什么意义呢？在魏巍看来，许多艾滋病吸毒者，生活不规律，吃不下饭，身体差，干不了活。没钱买毒品，就去盗窃筹毒资。“如果不进来，早就不知道死在哪个角落了。”这样的话，戒毒干警不知听家属们说过多少次。

从2010年全面履行强制隔离戒毒职能至今，云南司法行政戒毒系统已累计收治艾滋病戒毒人员超2万人。

筑牢社会稳定基石，减少因吸毒、艾滋病引发的社会治安、疾病传播风险，彰显戒毒工作于社会治理、人性救赎层面的关怀，是这场守护生命、拯救灵魂之战最大的意义。

（毛毛、小陈、小李、黄某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