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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先驱张叔平
1927年5月间，张叔平化名张农，偕同爱人范介宝（他们在杨树浦区部委工作期间已结婚）、妻姐范介梅和姐夫陈定观到达杭州。
杭州是浙江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江浙财团的基地，也是蒋介石反革命政变的重要地区。国民党新军阀在浙江发动反共“清党”后，取缔了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核心的党、政、工、学各级组织，建立了以右派为核心的各类反动机构，从而确立了其在浙江的统治。
根据“以党治党”的反动方针，国民党首先改组了省党部的各类组织和机构。1927年4月1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74次会议决定建立中央政治会议浙江分会，由张静江任主席，该会议于4月25日在杭州正式成立，成为总揽浙江党政大权的最高机构。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74次会议上，还任命了浙江省改组党部特派员，接收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成立新的省党部执行委员会。为加强反共“清党”活动，国民党中央于5月下令成立以沈定一为首的国民党浙江省“清党委员会”，该委员会于6月23日在杭州正式成立。此前，还于6月20日成立了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改组委员会。随后，派出“清党”指导员分赴各地，改组各县区国民党党部，在全省53个县市建立了反共反人民的国民党党部组织。
在改组各级国民党党部组织的同时，还建立了反动的国民党浙江省政府。4月27日，浙江省务委员会成立，蒋介石等17人为省务委员，着手接收前浙江省政务委员会和财政委员会。7月25日，根据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命令，浙江省务委员会改组为浙江省政府委员会，浙江省政府正式成立，主席张静江。此外，对全省各级行政制度也进行了调整，废除道一级行政建制，实行省县两级政区制，全省划为75个县，设立县政府，并将杭县城区杭州设为省辖市。
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国民党新军阀统治在浙江建立以后，积极执行蒋介石的反共反人民政策，相继通过了《彻底肃清反动势力案》、《浙江省保障安宁条例》、《浙江省民众运动大纲》等系列反动议案，特别是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暴力“清党”，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全省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浙江的“清党”活动是根据南京国民党中央的部署进行的。在浙江、上海和江苏等地发生反革命政变以后，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外成立“国民政府”，以与武汉的国民政府相对立，当时还有以张作霖为首的北京政府。这样在全国一时形成了北京、南京和武汉三个政权对峙的局面。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便通过了一系列“清党”议案。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的当天，由南京国民党主持的所谓“庆祝建都南京与恢复国民党党权大会”上，即通过《请中央执监联席会议严厉取缔跨党分子》及《请中央执监联席会议训令各级党部从事清党运动》等议案。接着，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国民政府通缉共产党首要令》，宣布实行全面“清党”。在5月10日通过的《清党条例》中宣称:“各地清党委员会接到报告及各级党部审查意见后即将共产分子、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反动投机、腐化恶化等分子清除之。5月21日，南京国民党中央“清党委员会”通告各省、市国民党党部：中央“清党委员会”已开始办公，嗣后有关“清党”事宜，须向该会接洽。蒋介石还提出了所谓第二期清党”意见:“第一期之清党，为紧急处分，其时共产党徒谋叛正亟，非各地同时采用极严峻之手段，无以遏抑乱萌，第二期则为根本整理，肃清共产党徒之根株勿使复活。”强调“凡共产党一经讯实，立予正法，不必久押”。
根据南京国民党中央和南京国民政府的部署，浙江省“清党委员会”成立后，于当日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浙江清党委员会宣言》。不久又在浙江陆军监狱设置特别刑庭，组织密查队，设立反省院等机构，专门用来对付共产党人。同时浙江省政府第18次会议也作出决议:“在治党区域内，遇有反抗分子捣乱本党，阻挠清党进行者，当地清党委员会得
直接通知该地军警或行政机关严行缉拿。”从4月下旬起，浙江各地的“清党”全面展开。
宁波和杭州仍是浙江“清党”的重点。在宁波，王俊于5月16日组织“清党调査委员会”，随后逮捕了一批共产党人。6月22日，蒋介石又派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国民革命军第二路军总指挥部政训部主任陈群作“清党”特派员，带领200余名青红帮流氓，到宁波进行ˆ“清党”。当时曾有“入共产党满6个月者杀，国民党员跨党者(不问时间长短)杀”的说法，可见白色恐怖之严重。王鲲、杨眉山、胡焦琴等6名共产党员被杀害，庄禹梅等18名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分别被判处6个月至10年的有期徒刑。此后，反动当局还派出“清党”大员赴宁属各县“清党”。在杭州，从4月中旬起至7月，惨遭杀害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有郑恻尘、何赤华、宣中禅(宣中华胞弟)、王宇椿等。
除上述两地外，国民党在全省其它各地也开始了“清党”，仅四五两个月中，全省被破坏的中共组织就达70余个。截止7月15日，仅宁波、杭州两地就被捕400多人，其中被杀11人。到这一年年底，全省被捕1805人，其中被杀932人。在极其险恶的局势下，党内思想异常混乱，一些同志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而一些不坚定分子则自动离开党的队伍。全省共产党员数量急剧减少，从4月上旬的4000人，到9月底只剩1563人，共青团员也从“清党”前的1100人减少了一半以上。
在一片腥风血雨和严峻的生死考验面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张叔平并没有被吓倒，他和浙江的同志们并肩战斗，置生死与度外。
在一片腥风血雨和严峻的生死考验面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张叔平并没有被吓倒，他和浙江的同志们并肩战斗，置生死与度外。
早在1927年3月14日召开的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上，就曾讨论过建立浙江省委问题。上海区委组织部长赵世炎在提案中指出:“浙江省会，党的指挥是否应另成立省委”，因为“杭州是浙江中心，受上海指挥实多不便，万一不改变，杭州党部应成为全浙江的中心。”但会议讨论认为建立浙江省委的条件尚不成熟，故没有建立浙江省委。
1927年4月27日至5月10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宁波地委书记赵济猛、负责宁波农运工作的章兰芳作为浙江党组织的代表出席了大会。这次大会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批评，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等决议。会后中央决定撤销中共江浙区委，分别建立江苏、浙江省委。6月，中共浙江省委在杭州地委的基础上正式成立。省委书记庄文恭，省委委员、组织部主任张叔平，省委委员、宣传部主任赵济猛，省委委员、农民部主任卓兰芳，省委委员、工人部主任张叔平(兼)，省委委员、妇女部主任邬因明，秘书处负责人马吉良。中共浙江省委的建立，使浙江的党组织有了统一的领导机构，推动了全省党组织的恢复与发展。同时也充分展示了浙江的共产党人不畏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
浙江省委成立后，张叔平针对全省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首先抓了组织的恢复发展工作，他冒着生命危险，跑遍了全省各地，深入工农群众，调查研究，培养党的骨干分子。1927年6月至7月，直属省委领导的组织已有宁波地(市)委，杭州中心区委，湖州、绍兴县委，奉化、宁海、武义、兰溪、永康临时县委及17个独立支部、特别支部、支部，7个区委，加上一些地方的基层组织，全省32个县、市有了党的组织，党的工作初步扭转了被动的局面。
浙江省委成立后不久，书记庄文恭因病请假，省委工作由张叔平主持，省委机关由民权路迁至下城万安桥弄口，工作方针是“整理内部，加强教育，以培养恢复力量，听候中央新的政策和方针。”但严重的白色恐怖，使工作环境极端艰险。张叔平决定，秘密成立工人纠察队，以“红色恐怖”对付“白色恐怖”，抓获并处决了几名罪大恶极的国民党特务和青红帮流氓，一段时间，使敌人惊慌失措，嚣张气焰得到收敛。
1927年7月，敌我斗争更加残酷，国民党反动派动用了大量的军警、流氓，杭州城内到处是便衣特务。张叔平夫妇住址四眼井，经常出现行迹可疑之人，为了躲避敌人，他们把家搬到了马士甲。
不料，与张叔平接头的葛潜被捕叛变，供出了张叔平的身份和住处。7月8日，即农历六月初十，搬家后的第三天，葛潜指引着许多军警，突然包围了张叔平的住处。张叔平从窗口看到敌人冲上楼来，欲跳窗而走，但未走脱，爱人范介宝、妻姐范介梅、姐夫陈定观一同被捕。
张叔平被捕后，被押送到杭州国民党陆军监狱。当天晚上，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清党”科科长何秉达即亲自审讯。张叔平化名张石州，坚称自己是上海老怡和纱厂的职员，携眷属来杭州游览。并写信给老怡和纱厂的包工头张荣生，请他代为设法，出面找保。在上海时，张叔平与张荣生较为熟悉，与我党也有一定的联系。因此，将张叔平的来信迅速转交到上海党组织，上级当即派遣张维祯和张荣生前往杭州进行营救。
张维祯和张荣生到达杭州后，一面聘请律师出庭替张叔平等同志进行辩护，一面又花钱运动，买通监狱警卫连长，让张维祯以上海济难委员会的名义，带了部分食品衣物，前往探视张叔平同志。
随后，由张荣生出面，花了五百块银元，买通了一家铺保，将范介宝、范介梅二人首先保释出狱。而张叔平同志则由于叛徒葛潜的无耻指证，以及张叔平被捕时有关“四一二”政变中党员被捕、遇害、失踪等统计资料落入敌手，使张叔平同志的身份完全暴露，因而使党组织的营救活动十分困难。
本来，敌人在捕获张叔平同志时，奢望很大。他们以为从一个省委组织部长兼工人部长的口中，一定会获取许多有用的情报，从而把浙江省委组织和工会组织一网打尽，因此，他们先是采用封官许愿、威胁利诱的手法，指使叛徒葛潜等人进行劝降。张叔平同志大义凌然，怒斥了叛徒的无耻行径，愤慨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滔天罪行，坚定不移地表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敌人劝降失败后，恼羞成怒，轮番采用“老虎凳”“三角架”“三链铐”“灌辣椒水”等种种酷刑，张叔平被折磨的死去活来，但坚不吐实，怒骂不止。
张叔平在监狱中，勉励战友们要挺起腰杆，同敌人斗争。他用自己流血的手指写道“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崇高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敌人无计可施，决定秘密杀害张叔平等几位革命志士。张叔平得知后，泰然自若，通过狱中难友给范介宝寄出一封绝别信，嘱咐妻子与党组织保持联系，代他向“母亲”致意，并转告“母亲和战友”，说“我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学业，出国深造去了”，充分表现了张叔平同志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
1928年1月20日（农历1927年腊月28日）深夜，敌人把张叔平、池耕襄等八位共产党人绑赴刑场，由何秉达亲自监刑。当池耕襄等七位志士倒在血泊中后，何秉达狞笑着对张叔平说：“张先生，你看见了吧？这就是你们信仰共产主义的下场。不知此时张先生有何感想？”张叔平愤怒地答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共产党人是杀不尽、斩不绝的！为共产主义哪怕抛头颅，为劳苦大众甘愿背十字架！”
“那好哇！我今天就成全你了！”何秉达狂叫一声，喝令刽子手们把张叔平拉到墙边，用八寸长的铁钉将其双手钉在墙上，接着又用两枚长钉穿过他的脚心钉入土中。随着热血的喷涌，张叔平竭尽全力连声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
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凛然正气，使全场的军警惊骇万分，准备钉住张叔平心窝的最后一枚长钉，也从刽子手颤抖的手中掉到了地上。一向以＂杀人魔王＂自称的何秉达也惊得脸色灰白，连声狂叫:“开枪！快开枪哪!”一阵枪声过后，张叔平烈士像尊大理石塑像似地紧贴在墙壁上。
坚贞不屈的革命战士张叔平，用崇高的革命气节和青春的热血，谱写了共产党人光辉灿烂的不朽诗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