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惠文王四年（公元前295年），被梁启超称为“自黄帝以后，中国第一雄主”的赵武灵王饿死于沙丘宫（今河北省邢台市广宗县大平台村南），成为战国史上一个令人可悲可叹的大事件。造成这一悲剧的原因，后人多有评论，最具代表性的，是汉代司马迁在《史记·赵世家》的说法：
主父初以长子章为太子，后得吴娃，爱之，为不出者数岁，生子何，乃废太子章，而立何为王。吴娃死，爱弛，怜故太子，欲两王之，犹豫未决，故乱起，以至父子俱死，为天下笑，岂不痛乎！[1]1078
所谓“欲两王之”，如果用现代政治学的语言来表述，那就是“最高权力的二元化”。其实，这在赵国国家进程中，一直是有传统的。从春秋时期的晋国正卿赵盾，到春秋末期的赵襄子，再到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由于政治改革措施不到位，儿女情长，屡屡尝试“权力二元”的游戏，最终使赵国的大国梦碎，拖累并羁绊与秦国一争天下的脚步。
一
赵氏在春秋晋国的成功崛起，得益于叔带第六代孙——赵衰的奠基。
还在晋文公是晋献公的公子重耳时，赵衰、狐偃、贾佗、先轸、魏犨等五人就追随左右，成为重耳的忠实仆从。晋献公二十一年（公元前656年），晋国发生骊姬欲夺太子位的“骊姬之乱”，太子申生被逼自杀，其他公子也受到牵连，重耳退保蒲城(今山西隰县)。之后，四十三岁的重耳遭到追杀，逃跑途中，接受舅父狐偃的建议，带着一帮忠于他的小伙伴流亡到姥娘家中山国，“重耳母，翟之狐氏女也”[2]970，暂做避难之所。在这里，重耳与赵衰分别娶妻生子：“狄人伐廧咎如，获其二女，叔隗、季隗，纳诸公子。公子(重耳)娶季隗，生伯儵、叔刘；以叔隗妻赵衰，生盾。”[3]405也就是说，赵衰娶了叔隗，生下儿子赵盾；重耳娶了叔隗的妹妹季隗，生下伯儵、叔刘。这样一来，赵衰与未来的晋文公就不光是臣与君的关系，还是连襟（挑担）关系。赵衰的儿子赵盾，不仅是晋文公的外甥，还与晋文公的儿子伯儵、叔刘是姨表兄弟。晋怀公元年（公元前636年），六十二岁的重耳等人在秦国帮助下回到晋国，继位为文公。中山国君派出使者，将季隗送到晋国，并请求将她的两个儿子伯儵、叔刘留在中山。晋文公为感谢赵衰的忠心，将自己的一个女儿嫁给了赵衰，“文公妻赵衰，生原同、屏括、楼婴”[3]416。这样一来，晋文公与赵衰之间，又添了一层翁婿关系。而赵衰的长子赵盾，又多了三个同父异母弟弟——赵同（食邑在原）、赵括（食邑在屏）、赵婴（食邑在楼）。虽然晋文公之女是赵衰后娶的夫人，但毕竟身份特殊，尤其又接连生了三个儿子，所以，深得赵衰的宠爱，对仍生活在中山国的妻儿逐渐忘怀了，即使新夫人不断提醒，赵衰还是不同意娘俩返回。但架不住新夫人贤惠，深明大义，不断提醒赵衰，不要娶了新人忘旧人。《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晋文公元年，公元前636）对此记载说：赵姬请逆盾与其母，子余辞。姬曰：“得宠而忘旧，何以使人，必之。”固请，许之，来。以盾为才，固请于(文)公，以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为内子，而己下之。这段话虽然放在了晋文公元年，但并非全是这一年发生的，而是把接下来几年所发生的事情全都归置在一起来叙述。
它透露出的信息是：晋文公之女嫁给赵衰后，改称赵姬，得知赵衰还有妻儿留在中山，便向赵衰请求迎叔隗、赵盾母子回晋国。起初赵衰不答应，但赵姬坚持要接，几次三番后，赵衰才同意了。等到叔隗、赵盾回到晋国后，又牵涉到，赵姬与叔隗谁是正妻，赵盾与另外三个弟弟谁承袭赵氏宗主、主持嬴姓赵氏的祭祀。在赵姬的一番精心操作下，经父亲晋文公允准，以叔隗为内子（即卿大夫正妻），自己居于她之下；赵盾为赵氏的宗主嫡子，自己所生的三个儿子居于赵盾之下。这样一番安排，让叔隗、赵盾母子大为感动，也成为赵盾晚年实施“权力二元化”的动因。赵衰是一位沉稳而有谋略的政治家。《史记·赵世家》说，赵衰年轻时，因哥哥赵夙侍奉晋献公，在选择到底是侍奉晋献公还是侍奉几位公子时，赵衰先做占卜，“赵衰卜事晋献公及诸公子，莫吉；卜事公子重耳，吉，即事重耳”。在追随重耳流亡十九年返回晋国后，做人低调，与晋国其他卿大夫家族相处融洽，但暗中则培植自己的势力。据《说苑·善说》云：“阳处父欲臣文公，因咎犯，三年不达。因赵衰，三日而达。”《国语·晋语四》曾借伯宗妻之口评阳处父的为人：“华而不实，主言而无谋。”这或许是阳处父在咎犯/狐偃门下三年不受重用的原因。但是，赵衰却赏识其才，不久便推荐给晋文公，被擢为太子驩(即后来的晋襄公）的师傅。此人成为日后赵盾攫取晋国正卿权力的关键人物。晋文公之世，狐、赵两家作为复国之首勋，一直受到厚待。狐偃作为文公之舅，返国后又屡建奇功，故被庐治兵作三军时，狐毛、狐偃将上军，“命赵衰为卿，让于栾枝、先轸”[3]446。这样，赵氏的地位便低于狐氏。但是，赵衰既是文公妻妹之夫，又是文公爱女之婿，故清原再治兵作五军时，“使赵衰将新上军”[4]383。按照《国语注》的解释，“新上军之将，位在上军之佐下”，所以，狐氏的地位仍高于赵氏。
晋文公八、九两年，狐毛、狐偃相继谢世。赵衰因有三让之德，接替狐偃为上军佐，狐、赵的地位开始起变化。晋襄公元年(公元前627年)，在箕之战中，中军元帅先轸“免胄入狄师，死焉……襄公以三命委先且居将中军”[3]502，赵衰亦稍后替郤溱为中军佐。至此，赵氏的地位已驾于狐氏之上。加之赵衰之属阳处父，时已为太子驩的师傅，所以，到赵衰临终时，赵氏在朝中已隐约成为一股左右政局的势力。二
晋襄公六年（公元前622年），赵衰去世，谥号“成季”，其子赵盾继承爵位，同时成为赵氏宗主。让赵盾感到幸运的是，晋国的老一辈胥臣、栾枝、先且居（先轸之子），也在这一年纷纷去世，国内政坛出现权力真空。这就使得狐射姑、赵盾等新贵们掌握执政权成为可能。狐射姑是狐偃之子，他的姑母狐姬是晋文公的生母，晋文公与狐射姑为姑表兄弟。狐氏与晋除了小宗与大宗的血缘关系外，从辈份上讲，狐射姑还是晋襄公的外家叔伯。因为有着这样一层关系，在晋襄公七年(公元前621年)即赵衰卒后的第二年，晋国实行军制改革、减五军为三军时，适值阳处父出聘于卫，晋襄公乃“使狐射姑将中将，赵盾佐之”[3]504。春秋时期的晋国实行军政合一体制，“晋军将佐亦即卿相，中军元帅即国相”，狐射姑将中军，对狐氏来说，意味着自狐偃死后狐氏又东山再起，重操军柄、政柄；然而，在赵氏看来，此举是赵衰死后对赵氏发展的打击。所以，这一人事变动，被称之为“夏日之日”[3]562的赵盾当然是不愿接受的。赵盾的母亲叔隗与晋襄公的庶母季隗为同胞姐妹，晋文公嫁女与赵衰后，赵姬成为赵盾的庶母，赵盾又称晋襄公为舅。因而，在狐射姑将中军后，赵盾在宫内有姨妈、庶母为之上下周旋，在宫外有太傅阳处父援以为应，取代狐氏之势，无人匹敌。在狐、赵争夺中军元帅的过程中，太傅阳处父起了关键作用。据《左传》文公六年记载，在晋襄公宣布狐射姑将中军后不久，阳处父便从卫国返至温地(今河南温县西南)，迫使晋襄公改换阅兵地点、中军元帅易换赵盾：六年春，晋蒐于夷，舍二军，使狐射姑将中军，赵盾佐之。阳处父至自温，改蒐于董，易中军。阳子，成季之属也，故党于赵氏。且谓赵盾能，曰：“使能，国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盾)于是乎始为国政。至此，赵盾在阳处父的协助下，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成为晋国朝堂仅次于国君晋襄公的正卿。
赵盾掌权至去世，先后柄晋国政达二十余年，历经晋襄、晋灵、晋成三位国君，其中晋灵、晋成都是由赵盾一手扶立起来的。其间，赵盾不仅代晋侯与齐、宋、卫、郑、许、曹六国君盟会于扈(今河南原阳西)，开创了春秋时由大夫主盟之先河；而且还在晋国推行的一系列改革取得成效，维持了晋国的霸业，被孔子称之为：“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3]663由于学界对他的功过是非研究颇多，这里不赘，只想围绕他如何扩展赵氏家族势力略作展开。晋灵公在位第十四年（公元前607年），被赵盾的堂弟赵穿杀死；为避免祸及赵氏，赵盾便派赵穿到东周迎接晋灵公的叔叔、晋文公的另一个儿子黑臀回到晋国，拥立为国君，是为晋成公。新君立足未稳，赵盾便抛出他蓄谋已久的计划——设立“公族大夫”。这倒不是他想加强晋国早已形存实亡的公族实力或君主集权，而是想发展晋国的卿族势力，即把“公族大夫”也授予那些与晋国公室没有血缘的异姓卿的嫡子，卿的庶子也可以担任“公行”。后人认为，设置公族大夫是对晋国君权的一次致命打击，使这一灭亡晋宗的计划公开化、合法化、制度化了。自此，君权日衰，卿权日强，世卿对晋侯权力的渗透大大加速。根据《左传》宣公二年（公元前607年）的描述，赵盾为了打动晋成公，借用庶母赵姬这一亲情来为这一计划做注脚：初，丽姬之乱，诅无畜群公子，自是晋无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而为之田，以为公族，又宦其馀子，其庶子为公行。晋于是有公族、馀子、公行。赵盾请以括为公族，曰：“君姬氏之爱子也。微君姬氏，则臣狄人也。”公许之。冬，赵盾为旄车之族。使屏季以其故族为公族大夫。如果用现代语言来表述的话，那就是：赵盾在请求让赵括担任公族大夫时说：“赵括是你姐姐、我的庶母赵姬最喜欢的儿子。如果没有赵姬，那么，我赵盾仍是一个中山人啊。我赵盾能成就今天这样，全拜当年赵姬所赐。所以，恳请立赵括为公族大夫。”由于这一说辞在情在理，赵盾“设立公族大夫”的计划顺利通过。
这样一来，赵氏家族的权力分配，被赵盾设计成了这样一个格局：赵盾原本是嫡子，是赵氏的大宗，应当是公族大夫，但为了报答赵姬之恩，便将公族大夫之位、包括主持赵氏祭祀的大宗身份，让给了赵姬的大儿子赵括；赵盾本人则以馀子身份出任晋国正卿，以赵氏庶出小宗与晋国公行的地位兼管赵氏的旄车之族，平日里教育卿的馀子，战时则让他们跟随赵括一起冲锋陷阵。这一别出心裁的“权力二元化”设计，表面上看，是吸取了晋公室的教训，让兄弟四人都堂而皇之的入朝为官，既照顾了同父异母三兄弟的利益，也维持了赵氏家族的团结，维持了赵家的势力，并且紧紧地团结在以赵盾为核心的身边，非常美好；但实质上，这一设计要想良好运行、可持续下去，是有苛刻前提条件的：一是虽然在家族内是庶出小宗，但在朝堂上大权在握，无人挑战；二是个人魅力、威严、才能、经验，可以服众，能控制局面。然而，这些条件只适合于赵盾本人，他在世，弟弟赵括虽然已经升为赵族内大宗，主持祭祀，但其与其他弟兄一如既往地尊敬赵盾，唯他马首是瞻；而一旦赵盾去世，“权力二元化”的弊端立马显现，最终造成无可挽回的局面。三
晋成公六年（公元前601年），一代能臣、权臣赵盾去世，谥号“宣子”。按照晋国的传统，轮到郤缺执政，并提拔赵盾的儿子赵朔为下军副帅。晋景公三年（公元前597年），为笼络赵氏家族，晋公再次与赵家联姻，赵朔娶晋成公的大女儿、晋景公的姐姐孟姬为妻。在嫁给赵赵朔后，孟姬改称赵姬。但史家为了与赵衰的妻子赵姬相区别，因赵朔死后被谥为“赵庄子”，也称孟姬为赵庄姬。作为晋亲，又是晋国的下军副帅，赵朔在晋国的政治地位要高于赵同、赵括，但由于是小宗，而且在辈分上也是侄子，在家族内的宗法和荣誉地位当然要低于赵同、赵括，他们要以长辈、宗主的身份来号令他服从。使得双方在有关晋政问题的处理上，经常出现不一致，甚至站在对立的两边。例如，赵括、赵同与先榖的关系比较亲近，希望赵朔站在自己这一边；然而，赵朔因为在处理晋国事务上经常与郤缺、栾书打交道，所以，就与郤、栾两族比较亲近。赵括的小弟弟赵婴与赵朔理念相近，也站在赵朔一边，帮衬侄子。正是家族内部因为政见的不合，又缺乏一个弥合调控双方矛盾的机制，导致家族内部的裂痕越来越大。赵氏家族在赵盾执政时期如日中天，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使赵家受益的同时，也明显影响到了其他家族的利益，仇恨的种子逐渐埋下，只是慑于赵盾的权势而没有发芽的温床，当赵家内部裂痕显露于外时，便给对手提供了可乘之机。晋景公十一年（公元前589年），年轻的赵朔突然去世，被谥为“庄子”，留下了七岁的儿子赵武和年轻的妻子赵庄姬。孤儿寡母，又是小宗，利益和诉求在赵氏家族内自然不被重视。一肚子委屈，以及情感陷入空虚的赵庄姬，只能与经常探望的三叔赵婴倾诉并表达。来往渐多，日久生情，就出现了《红楼梦》里所说的叔叔与侄媳的“扒灰”——通奸关系。晋景公十四年（公元前586年），赵婴与侄媳私通的事情败露，赵括作为赵氏家族的宗主，为了维护家族的体面，也借机惩罚平日里与他们唱反调的弟弟，在与赵同商量后，决定将赵婴流放到齐国。“晋赵婴通于赵庄姬，五年春，原、屏放诸齐。”[3]819-821赵婴担心，这样做，会给赵氏带来灾难，对两位兄长说道：“有我在晋国，中军元帅栾书不敢把你们怎么样，如果我到齐国居住，那你们可能会有麻烦了。我虽然不能遵守规矩、礼法，但凭着我与庄姬的关系，能够保护赵氏，而你们不能。赦免我，又有什么坏处呢？”哥俩不听赵婴的辩解，固持己见。赵庄姬认为，将这件事公开处理，是赵括、赵同故意羞辱自己，感觉在赵家已无颜面对族中老幼亲朋，于是，满怀对赵括、赵同两人的怨恨，带着年幼的儿子赵武搬回娘家，居住在晋景公的宫中，希望弟弟能为他出气，恢复赵武的大宗地位。在晋国史上，晋景公是一位有作为的君主。与晋灵公、晋成公不同，他雄心勃勃，欲履当年文、襄之迹，图复霸业。对外，灭赤狄，退秦兵，败齐师于鞍(今山东济南西北)；对内，强君权，弱诸卿，迁绛都于新田(今山西侯马)，使后继者晋厉公、晋悼公再度称霸成为可能。所以，晋景公十七年（公元前583年），当赵庄姬听说流放在齐国的赵婴死去的消息后，满腔怒火再次点燃，发誓要替赵婴报仇，便向弟弟晋景公举报赵氏谋反，并请求郤、栾两家为之作证。晋景公于是抓住时机，一举铲除了赵括、赵同为首的赵氏势力，将所封的食邑收回，给了祁奚。赵盾的孙子、赵朔的儿子赵武，因为随母亲生活在宫中，幸免于难。晋赵庄姬为赵婴之亡故，谮之于晋侯，曰：“原、屏将为乱。”栾、郤为征。六月，晋讨赵同、赵括。(赵)武从姬氏畜于公宫。以其田与祁奚。两年后，即晋景公十九年(公元前581年)，晋侯病危，幼时被赵氏抚养的韩厥感恩于赵氏，“韩厥言于晋侯曰：‘成季之勋，宣孟之忠，而无后，为善者惧矣’……乃立(赵)武，而反其田焉”[3]839。这件事情因为悲剧色彩浓厚，为后人创作多种版本的“赵氏孤儿”打开了想象空间。
至此，初衷是想让赵括分享权力的“二元分割”，在付出赵括和赵同的性命、赵氏家族险些被灭的代价后，宗主牌位、祭祀权于二十年后又回到了赵盾的嫡孙赵武手中。四
发生在晋景公十七年的这场争斗，虽然没有使赵氏灭族，但教训深刻，使赵氏认识到了宗族团结的重要性。然而，由于灭掉赵同、赵括两支后，接受赵氏爵位和封邑的赵武/赵文子又成为大宗，从此不再有大宗、小宗的烦恼和忧虑，所以，对“权力二元”的危害性并没有深刻反思，并加以完善，只是将责任推到赵庄姬身上，认为是“孟姬之谗”的个人偶发性因素所导致。因而，到了赵襄子掌权时代，随着选择继承人、进而移交最高权力进程的推进，这一问题又以新的面目出现，最终再次导致祸乱。赵襄子是赵简子的儿子，父子俩为赵氏家族发展壮大进而立国做出了重要贡献，被史家赞誉为“简襄功烈”。相比之下，赵简子的功劳更胜一筹。赵简子，原名赵鞅，又名志父，亦称赵孟。从晋定公十二年(公元前500年）成为正卿，到晋出公十五年（公元前458年）去世，赵简子在晋国政坛风光四十二年，《史记·赵世家》称之为：“赵（简子）名晋卿，实专晋权，奉邑侔于诸侯。”他的最大功绩就是改革旧制，成为战国时期李悝变法、商鞅变法、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先声。尤其是对继承人通过考察“能力”来选拔的高瞻远瞩，超越了赵氏乃至赵国历代政治家。
赵简子有两个儿子（按照《史记·赵世家》的说法，不止两个），长子叫伯鲁，少子叫无恤（亦作“毋恤”，死后谥号为“襄子”）。在选择继承人时，他拿不定主意，到底选哪个为好？按照周代实行的宗法制度：“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桓，何以贵？母贵也。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5]2197而少子赵无恤，这两条全不占：第一，他是庶子，不是嫡长子；第二，他的母亲原是赵简子身边的使唤丫头，“(襄子)其母贱，翟婢也”[1]1066。所以，立长子赵伯鲁作为继承人，是天经地义、无可质疑的。但是，赵简子为了赵氏家族的长远利益计，在选择继承人问题上，打破了宗法制度的束缚，决定先对诸子能力进行考察，然后再做决定。首先，考察两位儿子的“贤”或者说“德”。据《太平御览·皇亲部》引《韩诗外传》云：赵简子大子名伯鲁，小子名毋卹。简子为二书牍，亲自表之。《书》曰：“节用听聪，敬贤勿慢，使能勿贱。”与二子，使诵之。居三年，简子坐清台之上，问二书所在。伯鲁忘其表，令诵不能得。毋卹出其书于袖，令诵习焉。乃黜伯鲁，而立毋卹。
《资治通鉴·周纪一》又有加工：
赵简子之子，长曰伯鲁，幼曰无恤。将置后，不知所立。乃书训诫之词于二简，以授二子，曰：“谨识之。”三年而问之，伯鲁不能举其词。问其简，已失之矣。问无恤，诵其词，甚习固。求其简，出诸袖中，而奏之。于是，简子以无恤为贤，立以为后，是为赵襄子，而果昌赵。其次，考察两位儿子的“能”或者说“才”。据《史记·赵世家》记载：赵简子乃告诸子曰：“吾藏宝符于常山下，先得者赏。”诸子驰之常山下，无所得。毋卹还，曰：“已得符矣。”简子曰：“奉之。”毋卹曰：“从常山上临代，代可取也。”简子于是知毋卹果贤，乃废太子伯鲁，而以毋卹为太子。最后，考察两位儿子的“智”或者说“毅力”“情商”。据《淮南子·道应训》记述：赵简子以襄子为后，董阏于曰：“无卹贱，今以为后，何也？”简子曰：“是为人也，能为社稷忍羞。”异日，知伯与襄子饮，而批襄子之首，大夫请杀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 曰能为社稷忍羞，岂曰能刺人哉！”处十月，知伯围襄子于晋阳，襄子疏队而击之，大败知伯，破其首，以为饮器。故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其为天下谿。”《说苑·建本》与《淮南子》的记述大同小异：
赵简子以襄子为后，董安于曰：“无卹不才，今以为后，何也？”简子曰：“是其人，能为社稷忍辱。”异日，智伯与襄子饮，批襄子首，大夫请杀之，襄子曰:“先君立我，曰我能为社稷忍辱，岂曰刺人!”而处十月，智伯乃围襄子晋阳，襄子疏队而击之，乃大败智伯，漆其首级，以为酒器。
正是经过对“德”“才”“智”的一系列考察后，“简子于是知毋卹果贤，乃废太子伯鲁，而以毋卹为太子”。而赵襄子也果然继承了赵简子的衣钵，在父亲死后的一两年里，展现出过人的才干和智慧。一是平息叛乱。赵简子刚死，就发生了中牟城叛赵入齐的大事件，赵襄子发兵围困中牟的同时，恩威并施，迅速将事件平息。据《淮南子·道应训》卷十二载：赵简子死，未葬，中牟入齐。已葬五日，襄子起兵围之，未合，而城自坏者十丈，襄子击金而退之，军吏谏曰：“君诛中牟之罪而城自坏，是天助我也，何故去之？”襄子曰：“吾闻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于利，不迫人于险。’使之治城，城治而后攻之。”中牟闻其义，乃请降。二是兴兵占领代国。代国位于今河北、山西、内蒙交界处，其中心在今河北蔚县一带。由于其境内有飞狐、句注之塞，按照王隐《晋书·地道记》的说法，“北方之险，有卢龙、飞狐，句注为之首，天下之阻，所以别内外也”，并且盛产名马，因此成为赵氏北进战略的重要目标。赵简子、赵襄子把政治中心放在晋阳而不是邯郸，完全是因为晋阳可以与代、中山等连成一片。赵氏利用它，不仅可以在南下中原时防止北方诸国扼其项背，又可以北上略地时作为做为战备资源的后方依托。故在晋出公十五年（公元前458年）晋国知瑶伐中山后，赵襄子不顾除丧三年的禁忌，毅然兴兵平代，实现了赵简子的遗愿：襄子姊，前为代王夫人。简子即葬，未除服，北登夏屋，请代王。使厨人操铜枓，以食代王及从者。行斟，阴令宰人，各以枓击杀代王及其从官，遂兴兵平代地。其姊闻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杀。[1]1068关于这件事，《战国策·燕一·张仪为秦破从连横谓燕王章》叙述更详细一些：（赵襄子）其姊为代王妻，欲并代，约与代王遇于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为金斗，长其尾，令之可以击人。与代王饮，而阴告厨人曰：“即酒酣乐，进热歠，即因反斗击之。”于是，酒酣乐，进取热歠。厨人进斟羹，因反斗而击之，代王脑涂地。其姊闻之，摩笄以自刺也。对此，元人吴师道点评道：“《古史》又云：‘襄子夏屋之役，见《史记》。’行如虎狼，盖生于兼并无亲之国，而承（赵）简子贪暴之规，遂以为，临大利，决大计，非用仁义之所也。”然而，令人费解的是，赵襄子承袭其父赵简子之规，似乎更多表现在对外部事务的处理上，“行如虎狼”，而在内部事务的处理上，尤其在选择继承人时，并没有承袭其父设定的“德”“才”“智”选拔标准，反而是仿效天祖赵盾，儿女情长，又弄出一个传位于侄孙的“权力二元”闹剧来。五
按照《史记·赵世家》的说法，在占领代国之后，赵襄子就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兴兵平代地……遂以代，封伯鲁子周为代成君”。也就是说，在新占领代地之后，就把这一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城邑，封给了兄长的儿子、自己的侄子赵周驻守。即从大宗手中，分出一部分权力给了小宗。他这一举动，既可以理解为，因为是采用阴谋手段将姐夫杀死，以此来平息外界的舆论；也可以理解为，因为自己不是嫡长子，封兄长的儿子赵周为代成君，可以减轻家族内部的矛盾，有利于团结赵氏稳定发展。总之，可以理解为，是掌权不久，赵襄子安抚人心的权宜之计。理由是，晋哀公二年(公元前455年)，知瑶公开向韩、魏、赵提出索地要求，唯独赵襄子不给，知瑶联合韩、魏围攻赵氏，赵襄子退守晋阳，因而爆发了赵氏家族第二次晋阳保卫战：三国攻晋阳，岁余，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城中悬釜而炊，易子而食。群臣皆有外心，礼益慢，唯高共不敢失礼。襄子惧，乃夜使相张孟同私于韩、魏。韩、魏与合谋，以三月丙戌，三国反灭知氏，共分其地。于是，襄子行赏，高共为上。张孟同曰：“晋阳之难，唯共无功。”襄子曰：“方晋阳急，群臣皆懈，惟共不敢失人臣礼，是以先之。”[1]1069“群臣皆有外心，礼益慢，唯高共不敢失礼，襄子惧”，说明赵氏家族内的大多数人，已对赵襄子的领导能力丧失信心。鉴于此，晋阳保卫战胜利后，赵襄子论功行赏时，首先考虑的是那位“不敢失礼”的高共。
晋阳保卫战之后，赵襄子又展示了他出色的领导才能，带领赵氏，乘机扩大势力范围，“南并知氏，强于韩、魏”[1]1069，实现了赵氏梦寐以求的晋阳、代、中山结为一体的战略构想，大大增强了赵氏在对外战争中的进攻能力。按道理说，有了这些辉煌的成就，足以证明赵简子当年挑选接班人的英明或远见卓识，但赵襄子似乎更加缺乏自信了，决心要把自己拥有的行政权、宗主权也交给侄子：其后，（赵襄子）娶空同氏，生五子。襄子为伯鲁之不立也，不肯立子，且必欲传位与伯鲁子代成君。成君先死，乃取代成君子浣立为太子。[1]1069也就是说，被宗法观念绑架的赵襄子，在晚年已经走火入魔，铁了心要把主公职位、大宗地位转给哥哥这一系——哥哥死了，那就给侄子；侄子死了，那就给侄孙。其父赵简子开创的选人原则、赵氏家族的未来发展大计，全都抛之脑后、不管不顾了，哪怕是侄孙年幼无知，也在所不惜。
这样做的后果是，必然引起家族内部的动乱。因为，权力的分享与转换，不是在保密状态下、小范围进行的，也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本身有一个组建新班底、培养接班人成长、不断分权用权的过程。即使赵襄子可以走火入魔、义无反顾，但他的嫡儿嫡孙这一系是清醒的，意味着，他们在从小宗成为大宗的三十多年后，又将再次沦为小宗，内心产生抵制和抗拒是不言而喻的。赵襄子在世，这种不满情绪还还可以压得住，他死了，儿子们自然不会善罢甘休、拱手让出，必然就要跳出来反对，甚至采取行动：襄子弟（《世本》写为“子”）桓子逐献侯，自立于代，一年卒。国人曰桓子立非襄子意，乃共杀其子而复迎立献侯。[1]1069《史记·赵世家》叙述这段历史虽然只有短短的68个字，但血雨腥风扑面而来。赵襄子在位三十三年死后，他的哥哥赵伯鲁的孙子赵浣继位为赵氏宗主、主公，被称为赵献侯。由于赵献侯小小年纪就挑起这么重的担子，手下人担心会有闪失，为安全起见，打算将都邑迁到中牟城。但赵襄子的儿子、赵浣的堂叔赵嘉，对于赵浣即位为献侯这件事大为不满，便采取行动，在赵浣迁都之前，就带领人马赶到代地，驱逐献侯，自己在代地继位。一年后，死亡，谥号为“桓子”。赵氏的族人认为，赵桓子即位不是赵襄子的本意，就共同杀死赵桓子的儿子，再次迎立献侯。表面上看，这次主公传位争夺战，似乎只死了赵襄子的孙子、赵桓子的儿子一个人，但细读史书，却没有那么简单。因为，不仅赵桓子死得不明不白，而且，从此以后，赵襄子这一支的嫡系子孙，随着赵桓子的儿子被杀，从此销声匿迹，史书再也不见提及了。不知赵襄子地下有知，该作何感想？六
一百二十多年后，相同的剧目再次上演，只不过，这次主角换成了叱咤风云的赵武灵王，配角是他的两个儿子——长子赵章、幼子赵何，即爷仨的“权力二元”或者说“权力三元”游戏，地点在邯郸。二十七年（前299年）五月戊申，大朝于东宫，传国，立王子何以为王……是为惠文王。惠文王，惠后吴娃子也。武灵王自号为主父。三年后，赵国彻底灭掉心腹大患中山国，完成了数十年以来的夙愿：
北地方从，代道大通……封长子章为代安阳君。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又过了一年：
朝群臣，安阳君亦来朝。主父令王听朝，而自从旁观窥群臣宗室之礼。见其长子章傫然也，反北面为臣，诎于其弟，心怜之，于是乃欲分赵，而王章于代，计未决而辍。不久，即发生“沙丘宫变”，长子赵章兵变失败：
公子章死，公子成、李兑谋曰：“以章故，围主父，即解兵,吾属夷矣。”乃遂围主父。令宫中人，“后出者夷”，宫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雀鷇而食之。三月余，而饿死沙丘宫。这件事如果稍加梳理的话，可以发现，“权力二元”或者说“权力三元”也是赵武灵王改革的一部分。只不过，“胡服骑射”的改革而成功了，后人关注比较多；“权力二元”的改革失败了，人们很少提及。根据《史记》的记载，在赵武灵王时代，赵国上层最高权力的交接，一开始也是平稳有序进行的，长子赵章最先被立为太子。在武灵王的精心调教下，赵章逐渐积累起才干，并且在战争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甚至独当一面，“二十一年，攻中山。赵袑为右军，许钧为左军，公子章为中军，王并将之”，即赵武灵王亲率三军，其中的中军则由长子赵章带领。然而，英雄爱江山更爱美人，当遇到了心爱的女人吴娃、并生下儿子赵何之后，武灵王爱屋及乌，先是，“惠后卒，使周袑胡服傅王子何”；两年后，又“大朝于东宫，传国，立王子何以为王”。根据推算，此时的赵何也仅有七岁而已。这一废长立幼的重大政治变动，自然会在赵国内部引起动荡，不仅长子赵章“心不服其弟所立”，他周围形成的势力集团也会分化反弹。为了安抚长子赵章及其追随者，赵武灵王因之“封长子章为代安阳君”，使得代地成为事实上的另一个政治中心。第二年，当赵武灵王“从旁观窥群臣宗室之礼，见其长子章傫然也，反北面为臣，诎于其弟，心怜之，于是，乃欲分赵，而王章于代”。所谓“分赵，王章于代”，通俗一点说，就是将赵国的权力一分为二，设立两个王——被封为安阳君的长子赵章在代地升格为王，幼子赵何在邯郸为王。至于赵武灵王，则成为“太上王”。平日里，两王各自治理所管辖的地域；对外作战时，两王的军事、财政、物资归赵武灵王统一调遣。
这一“权力二元”或“权力三元”设计，等于将赵国的最高权力再分配。由于对长子赵章及其追随者有利，必然遭到聚集在幼子赵何周围、并且已经在行使权力的朝臣的反对。其中，既有老臣肥义，更有一直反对“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的叔叔赵成等人，因此，这一改革计划胎死腹中。但是，尽管赵武灵王的“权力二元”改革没有真正落实，却重新激发起长子赵章对最高权力的向往。既然父亲的设想受到朝臣阻拦，无法“和平”实施，那么，只好自己铤而走险，采取武力杀掉赵何及其随从来实现。然而，与早有准备的弟弟赵惠文王集团相比，赵章及其追随者则显得势单力孤，失败自在情理之中。可悲的是，赵武灵王因此也被牵连其中，赵成、李兑抓住这一千载难逢之机，顺势谋取最高权力，将赵武灵王饿死在沙丘宫，以绝后患。事成之后，由于赵惠文王年少，也就十岁左右，赵成、李兑从而统揽朝中大权，“是时，王少，成、兑专政。……公子成为相，号安平君，李兑为司寇”。[1]1078至此，赵氏尝试的最高权力“二元化”，再次以失败而告终。三次的不同之处在于，赵盾、赵襄子在生前并未尝到自己种下的苦果，对自己的设计和实施是满意的，所付出代价是由他们的至亲来承受的；而赵武灵王则不然，他生前已经尝到了苦果，并且是以他的惨死为代价的。综上所述，春秋晋国的赵氏，是“三家分晋”的主要推手。从“夏日之日”的赵盾开始，目标远大，锲而不舍；之后，虽历经“孟姬之谗”、两次晋阳之围，均能化险为夷、浴火重生；到赵襄子时，基本实现了从家到国的第一大目标。然而遗憾的是，赵氏家族内部的两次由大宗变小宗、“权力二元”的折腾，是一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为。因为，无论是春秋末年魏文侯的改革，还是战国中期商鞅的改革，在最高权力的掌控上，都是由“分权”转向“集权”，从而增强实力、壮大自身。而赵氏两次的反其道而行之，给赵国国家进程带来巨大损害，削弱了自身的实力，使得战国初期的赵国反而不如变法后的魏国。到战国中期，尽管有英主赵武灵王问世，但由于制度建设缺位，只在与军事相关领域的改革取得了成功，而在最高权力分配问题上仍摆脱不了祖先的深深烙印，再次重复“权力二元”所带来的危害，最终未能实现统一六国、做天下共主的第二大目标，不免令众多历史看客扼腕叹息。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赵世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司马迁.史记·晋世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
[4]左丘明.国语·晋语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5]阮元.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作者注：2024年4月20—21日，由邯郸学院、中国先秦史学会共同主办的“新时代赵文化的使命与担当”学术研讨会在邯郸学院召开，此文作为参会论文在大会上宣读，后应《邯郸学院学报》之邀，发表于该刊2024年第2期第22—3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