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卫平 ‖ 中华民族共同体“聚—融—生”历程的生动画卷——读《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

文摘   2024-04-29 10:07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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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去年上半年,《中南民族大学学报》的哈正利主编在北京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一书的撰写,夏天我到北京看他时,此书初稿成为彼此交流的主要话题。今年2月,我收到了哈主编寄来的样书,希望能对此书发表观感。于是,我就将去年夏天的交流内容整理成短文,借此表达我的一点认识。
中华民族共同体“聚—融—生”历程的生动画卷
——读《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

田卫平


近日,有幸读到了由国家民委组织编写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一书。

过去,我也读到过一些关于民族史研究的论著,但大多侧重于中华民族起源、中国历史上各民族发展史、海外华人华侨史等等;虽然也接受吸纳了多元民族的历史表述,但往往忽视了多元民族之间的“汇聚—融合—共生”的呈现,缺乏一种中华民族整体的历史观。而这部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核心概念来立论、叙事的著作,还真不多见,让我有耳目一新之感。

中国自夏、商、周以来,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个民族,如同涓涓细流,汇聚到一起,融合成“中华民族”这条大河、长江,在相互拥抱的同时,共同生存、发展、壮大,因而能够波澜壮阔,荡涤一切污泥浊水,奔腾向前,势不可挡。而该书,对此做了高屋建瓴的阐释。

该书的创新之处有二:
其一,建构起一个以中华民族整体为单位的理论和历史叙事体系。它通过“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理论和话语”“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脉络”“中华民族形成发展中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上表现出来的共同性”“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等内容,集中呈现了“互动互嵌,共生共融,和合统一”的中华民族整体内在的有机结合。

其二,建构起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话语体系。它在断代史的各章,十分注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内不同族群不同区域的“交”,聚焦呈现各个时代不同族群、不同区域的“融”,消解了以往流行的华夏与四夷、中心与边缘、内地与边疆的二元对立话语,形成了以中华民族为中心的话语,尤其是各个时代的考古资料穿插其中,生动活泼地展现并证实了“各民族共创中华”的历程。

笔者曾经长期关注周王朝的封国——晋国的历史与文化,对晋国六百年发展历程感受颇多。晋国的荣衰,其实就是与周边的戎狄各族相伴始终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可谓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彼此间既有合作也有冲突。正是这种相互汇聚、彼此融合,发展壮大了晋国,加速了这一地区文明进步的历程。到了战国初年,他们之中的绝大部分人,已很难说清谁是真正意义上周朝唐叔虞的后人了。

以往学者受秦汉著作的影响,以为“戎”“狄”之名,是中原人对四方异族的蔑称,是中原人视其为蛇、犬、羊、豕之类,不能与夏族并列所加的名号。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在已经出土的金文、甲骨文中,人们可以发现,有不少犬戎自名为“犬”、狄人自名为“狄”的记录。例如,《犬父丙鼎》有“犬祖辛,祖癸,享”,《犬祖辛父癸鼎》有“亚犬父”,《美录》426片有“辛亥卜,狄贞:王田盂,往来亡灾?”

在现存文献中,《国语·晋语九》白狄“鼓子”之臣夙沙釐对晋人自称“臣委质于狄之鼓,未委质于晋之鼓也”,更可以视做“狄为狄人之自称的旁证”。

它说明,“戎”“狄”之名均属族人自称,并非中原人有意贱恶之。弄清了这一点,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周人的祖先不窋甘愿“自窜于戎狄之间”、晋国的公子重耳欣欣然于戎狄(中山)十二年了。

正是晋人自身所具备的这一特殊历史地理因素,使他们对先周族的文化传统较为认同,而对“夷夏之辨”没有齐、鲁、宋、卫诸国那么严格,那么认真。

因此,晋国公室既可以与戎狄互为婚姻,如晋献公娶大狐姬、小戎子、骊姬,晋文公娶廧咎如之女季隗,晋成公嫁女于赤狄潞子婴儿;也可以选用戎狄人为大夫,如狐突为晋献公时太子申生之傅,狐偃、狐毛为晋文公股肱之臣,狐射姑与赵盾一起辅佐晋襄公;甚至还可以立狄女所生的儿子子为一国之君,如晋献公死后,骊姬所生之子奚齐、卓子先后被拥戴为晋侯,小戎子所生公子夷吾后来成为晋惠公,大戎狐姬所生的公子重耳后来成为晋文公。

在中原诸国中,晋人最早主动泯灭“戎”“夏”界限的做法,深刻反映出,在中原诸侯中,晋人的“夷夏”观念是最为淡漠的。此举,必然导致晋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种、语言、风俗、习惯等方面发生一系列新的变化。这种“融合—变化—再融合”,使得一部晋国成长发展史,也就成了一部民族融合史。这也是它能够率先将“和戎”作为国策、持续称霸诸侯的原因所在。据《左传》襄公十一年(公元前562年)记载,晋悼公对提出这一国策的魏绛感慨道:“子教寡人,和诸戎狄,以正诸华,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将民族融合、和平共处所产生的巨大动能,比喻为像音乐那样的和谐有秩。这一见解,在中国历史文献中还是第一次。

从历史发展看,晋国与戎狄的密切交往,使得他们能够在语言、服饰、饮食、居住、社会制度诸方面相互沟通、缩小差距,进而融为一体;反过来,从晋文公起,晋襄、晋景、晋厉、晋悼诸公持续与中原诸侯会盟,相继成为各个时期的中原霸主,又得益与戎狄的密切交往。晋国的所作所为,晋人的思想观念、一举一动,势必也影响和改造着中原其他诸侯国,并且潜移默化地从心理上对他们抱有的“夷夏之防”观念予以极大冲击。

晋国作为一面旗帜,它在第一次民族大融合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是其他国家所不能替代的。这一影响,一直延续到了战国。赵武灵王的重要改革措施“胡服骑射”所以能够在“三家分晋”后的赵国出现,如果追溯其根源的话,不能不说是晋惠公、晋文公以来的“和戎”观念奠就了其思想基础。

所以,晋国历史的发展演变,可以说从一个侧面,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一书展现的中华民族“聚—融—生”历程,提供了注脚和补充。

[作者简介]田卫平,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二级编审,曾任《河北学刊》社长兼总编辑、《学术月刊》总编辑、《南国学术》总编辑,现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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