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会中华引导术,用几千年老祖宗的养生秘法养生(一)

健康   2024-11-10 08:19   宁夏  
“人命至重,有贵千金”(孙思邈)。健康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需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永恒主题。当前,信息化、自动化、全球化主导着现代生活,现代文明的快速发展将人类身体的文化性发挥到极致的同时,也导致人类身体自然性的无助与退化。老龄化、急性传染病和慢性病的多重负担以及在环境恶化的影响下,使每个人都处在“失去健康”的威胁中,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的人深陷“失去健康”的困扰。
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显示:全球真正健康的人仅有约占 5%,不健康和不完全健康的人高达到 95%,经医生诊断患有疾病的人约占 20%,其余 75%的人都处于一种健康和疾病之间的“亚健康”状态。在我国,据中国卫生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人占总人口的 7377%。显然,这一数据与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数据高度吻合。我国成人高血压病患病率为 18%,患病人数将近两亿人。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恶性肿瘤等确诊患者 2.6 亿,慢性病导致死亡已经占到我国总死亡 85%。前卫生部部长陈竺用“井喷”一词表达了当前我国慢性病发展的严峻形势,并指出:我国慢性病的防控已经“刻不容缓”。2015 年,世界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刊发一项名为《2013 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系统分析》的研究报告,研究人员将 1990-2013 年全球各地 240 种死因的死亡率进行研究发现,中国人的健康问题集中表现为:第一,居民平均预期寿命延长;第二,慢性病攀升、癌症高发已成为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重要杀手。究其原因,吸烟、过量饮酒、“三高”饮食(高油、高盐、高糖)、运动少、久坐、精神压力大等不良生活方式,是造成慢性病和癌症高发的主要原因。研究显示,这些不良因素导致了2/3 的慢性病。其次,我国居民的健康素养较低,据“2012 中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检测结果”显示,90%的国人健康素养不达标,知道定期体检并懂得利用体检数据的人太少;第三,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重,日益严峻。目前,我国60 岁以上的人口已超 2 亿,而 60%的癌症和 70%的癌症死亡均发生在 65 岁以上的人群;第四,城市现代化、农村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加快,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空气污染、水污染、光污染和土地污染等都给健康带来巨大的威胁。这绝非危言耸听,实际上,尽管我们主观上不愿相信自己或是他人已经失去健康, 但是不能否认的是:我们都处在“失去健康”的边缘。
慢性病在严重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同时,也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严重负担。2012 年世界银行发布的一份报告称:“慢性病已成为中国的头号健康威胁”,报告中推算 2010 年至 2040 年间,如果每年能将心血管疾病死亡率降低 1%,其产生的经济价值相当于 2010 年国内经济生产总值的 68%,或多达 10.7 万亿美元,而如果不能有效控制,显然意味着巨大的损失。大量的社会实践表明,针对疾病的医学思想和行为,在降低病死率的同时,却导致患病率的不断增加,而医学与药物学不断进步的同时又造成了医源性与药药源性疾病的不断上升。医疗费用日益上涨,难以控制,造成了社会极大的负担。世界性医疗危急的不断出现,迫使人们对医学的目的开始反思。1996 年,WHO 在《迎接 21 世纪的挑战》报告中指出:“21 世纪的医学,不应该继续以疾病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应以人类健康作为医学研究的主要方向。”
关注健康,是社会发展永恒的追求,拥有健康,是每一个人的理想。20 多年来国人健康问题的变化更值得我们去反思,虽然我国居民的预期寿命已经大大延长,然而,预期寿命并不等同于健康寿命,预期寿命只能代表生命的长短,并不意味着活得健康。我们更加应该关注延长健康寿命,即保持身体健康、无疾病缠身、不靠药物维持生命。2010 年,联合国开发署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人的健康寿命仅为 66 年,较之发达国家少了 10 年左右。从“病后治疗”转为“病前预防”。成倍增长的慢性病致死率,反映出我国居民健康素质较差,治未病观念尚未养成,健康管理仍处于初级阶段。
但是,为什么要等我们“濒临失去健康的边缘”之时才去关注健康?2000 多年前的《黄帝内经》指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20 世纪初,爱迪生曾说:“未来的医生将不再给病人药物,而是引导病人关注饮食结构、饮食的保养及疾病的起因和预防。”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我国疾病谱已由传染性疾病为主向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转化,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是我们面临的一大挑战。与此同时,老龄化、亚健康、过劳等问题日渐突出,如何满足人们对健康的需求, 不断提高国民的健康水平,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艰巨任务。
我国是养生大国,具有悠久绵长的养生文化体系和理论基础,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系统的养生理论体系和行之有效的实践经验以及丰富多彩的方法和手段。数千年来为中华民族乃至世界人民的保健事业和繁衍昌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汉代魏伯阳著《周易参同契》、梁代陶弘景著《养性延命录》、唐代孙思邈著《孙真人养生铭》、宋代陈直著《养老奉亲书》、元代李鹏飞著《三元延寿参赞书》、明代高濂著《遵生八笺》及胡文焕著《寿养丛书》、清代曹庭栋著《老老恒言》等,主要从养生的大旨、理论、指导思想等立论,全面分述各种养生方法;元代忽思慧的《饮膳正要》、《道藏精华录》收载的《服气长生辟谷法》、清代简缘老人的《节饮集说》等则从饮食物性味、补泄滑肾的效用与人体状态、天时气候、地理方域等的关系论述养生之道;而宋代吴悞著《丹房须知》、金陵子著《龙虎还丹诀》以及著者佚名的《黄帝九鼎神丹经诀》、晋代葛洪的《抱朴子》等, 主要是关于各种炼制丹药法的相关记述。虽说,古人试图通过对各种矿石药物的复杂烧炼,制造出长生不死、霞举飞升的灵丹,设想荒诞,近于虚幻,但却也得到了一些有疗效的治病丹药,开人类药物化学研究之先河。疗疾者如红升丹、白降丹等,临床已有定论。
在诸多的养生理论体系中,关于导引养生的探索与实践独具特色。《庄子·刻意》载:“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此导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所好也”。在我国传统的养生原则中,最为讲究的为“闲心”与“劳形”,即:精神要悠闲,形体要运动。而导引术的锻炼目的正是通过适量运动来放松精神, 进而达到身心和谐的完美境界。同时,我国导引术是通过传统中医学的治病与养生原则为指导,而其养生理论又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融合在一起,因而形成了独具特色、内涵深厚、方法多样的养生特色。
作为一种内涵丰富的养生方法,中华导引术已有 5000 余年的悠久历史。从上古时期简单质朴的舞蹈动作到春秋战国时期“熊经鸟伸”等术式的出现;从隋唐鉴真之“鉴真吐纳术”到宋代广渡始创之“广渡导引术”,再到清代曹庭栋之 “老人导引法”等。在其发展过程中,中华导引术的内容和形式也日趋完善。从形式简单的宣导之舞发展为吐故纳新的导引术,从术式繁杂的散式导引发展为成套动作的五禽戏、八段锦等等。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导引术已发展为阻止身体自然性退化和修身养生的艺术结晶。“州虽旧邦,其命维新”,今天,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导引之术正逐步和预防医学和康复医学有机结合在一起,为了不让人类的身体在文明进程中日渐退化,积极应对现代文明病带给人类的巨大威胁,中华导引术正承担起救赎与养护人类自然身体的历史使命, 切实保障每个公民的身体养护之需,在提供与公众身体养护密切相关的有形产品中,加强国民体育强身观的引领与培养。
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导引术在发展中面临着难以回避的诸多问题,如:重术轻学,术法等内容体系良莠不齐;专业知识人才不足,系统传承者极少,老干而无新枝;民间修持内容过于杂散,任重而道远;过度的包容,逐步丧失了自身特色等等。而如何传承导引术,使其可持续发展;如何发展导引术,合理、科学应用传统体育方式、方法进行健康干预,实现健康促进,都是传统体育养生领域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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