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民族
中华文明史中最重大的脉络就是国家的起源、形成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要牢固凝聚”。
中国历史上，既有漫长的统一时期，也有时间不短的分裂时期。统一时期，族群大融合固然不断走向深化；分裂时期，族群大融合也从未停止，甚至范围更广。伴随着从秦汉至明清的古代大一统国家的演进，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在更深与更广的不断交替中发展前行。
政治共同性的发展。在政治观念上，以“天下”统摄中央与地方、中原与边疆，是古代各族的共同信念。在中国古代史上，无论哪个政权入主中原，都把自己建立的王朝视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正统；无论哪个政权都会为构建政治共同体添砖加瓦。历代既注重大一统制度，也注重因俗而治。凡是巩固了政治共同性的多元制度，都得到了良好的发展；凡是削弱了政治共同性的多元制度，都会被改造。
经济共同性的发展。中华民族作为经济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始终建立在各族群需求互补与区域经济联动的基础之上。国家力量推动了大运河、全国驿站网等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历代财税政策与行政制度的变迁，加速了边疆地区开发、区域经济整合、全国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文化共同性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在不同区域文化的互化继承中，共同的文字是维系文化共同体的基本纽带。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中华文化大交融始终有一个稳定的共同价值观。中华文明拥有民本品格，奉行“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打通天道与民心，坚持民为邦本，讲求天下归心。中华文明越是包容开放，就越能得到各族群众的认同维护，就越能延绵壮大。
社会共同性的发展。古代各族群通过通婚、经贸、宗教、战争、自愿性和强制性人口迁徙等方式，逐步形成“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居住”的人口分布格局，不同性质的战争与族群冲突亦带来客观交融结果。
即便在大分裂时期，中华民族的共同性依然继续发展。在政治方面，分裂时期虽有不同区域性政权为统一天下彼此争斗，但越争斗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越趋同。在经济方面，各区域经济冲破政权并立的阻碍，不断融合发展，推动形成共同的大市场。在文化方面，更多的族群进入中华文化共同体，使更多的文化思想会通融合。在社会方面，分裂时期的各政权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族群融合。这些政权的统治者拥有不同的族属文化，之所以推行同样的混居融合政策，是因为对大一统理念有着基本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