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鹘文是一种音素文字，主要流行于8—15世纪，曾被包括回鹘人在内的多个民族使用。新疆吐鲁番及甘肃敦煌一带发现大量的回鹘文经典、社会经济文书、医学文献、文学作品、碑刻等文字材料，其中包括《高昌馆课》《高昌馆杂字》等汉文回鹘文合璧文献。迄今发现的回鹘文碑铭《居庸关石刻》《莫高窟六体文字碑》《大元肃州路也可大鲁花赤世袭碑》《有元重修文殊寺碑》等，都是汉文回鹘文合璧碑。这些文献和石刻是研究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珍贵资料。
存世的回鹘文文献中，有相当高的比例是由汉语译入的佛教经典。除宗教文献之外，也有一些由汉语译入的世俗文献被发现。这都显示，历史上曾有一部分回鹘人学习并掌握了汉语、汉文，其中，佛教僧侣和知识分子当属主体。高昌回鹘时期，大量汉文经典被译成回鹘文，使得后者受到了前者更加深刻的影响。
汉文和回鹘文有着相当长的相互接触、相互影响的历史。汉语使用文字的历史早于回鹘语上千年，其对回鹘语影响深远。早期的回鹘文碑铭文献中，出现了为数不少的汉语借词，例如，“听”“断（撕）”“珍珠”“墓穴（寝）”等。这部分词汇在现代维吾尔语中仍然在沿用，成为维吾尔语词汇系统重要组成部分。
回鹘佛教的兴起与汉传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回鹘文佛教文献中贯穿着汉传佛教文化及汉文佛经的强烈影响。
公元981年，北宋使者王延德出使高昌。他在出使奏本中述及高昌宗教状况时写到，“佛寺五十余区，皆唐朝所赐额，寺中有《大藏经》《唐韵》《玉篇》《经音》等”。有学者研究指出，这些典籍应为汉文书籍。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回鹘佛教僧侣的汉语水平。作为兼通汉语—回鹘语的双语人才，许多回鹘佛教僧侣和知识分子对汉文佛教典籍及汉文化非常熟悉。随着回鹘西迁，佛教逐渐成为各地回鹘人的主要信仰，大量佛教文献被译为回鹘文。
早期的回鹘文《弥勒会见记》译自吐火罗文。随着汉传佛教影响的加深，《金光明经》《俱舍论》《八阳神咒经》等众多佛经，则是从汉文译成回鹘文的。汉文《大藏经》经、论部分，有不少都有回鹘文译本。迄今已知最早由汉文译成回鹘文的文献，也来自这一时期。这一时期涌现出一批精通汉语和回鹘语的优秀翻译家，如翻译《金光明经》《玄奘传》《妙法莲花经玄赞》的胜光法师，翻译《大藏经》《普贤菩萨行愿赞》的安藏法师。
高昌回鹘汗国时期，是汉语—回鹘语翻译活动的一个高潮时期。到了元代，元大都设有译馆，专门从事汉语—回鹘语翻译活动，并出现了牙拉瓦赤、哈散哈治等优秀的翻译家。明代的《高昌馆杂字》等文献也说明，当时汉语—回鹘语翻译活动一直存在。现有资料还表明，《千字文》《三字经》等世俗文献也曾被译为回鹘文。汉语书面语以佛教经典为载体，随着大规模的汉语—回鹘语翻译活动的进行，对回鹘语在不同层面产生了诸多影响。
译自汉文的回鹘文《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被称为“回鹘文文献代表”，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范之作。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由玄奘弟子慧立依玄奘口述初纂，后经彦悰补修而成，记述了玄奘赴佛教起源地印度求法的沿途见闻，及其返回长安后组织译经等情况。大约在10世纪，该书由别失八里（今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县）的胜光法师自汉文译成回鹘文。回鹘文文献存世稀少，像《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这样全文译为回鹘文的长篇高僧传记更是绝无仅有，且字迹清晰，保存完好，堪称“回鹘文文献代表”。
胜光法师精通汉语和回鹘语，熟悉汉文化和汉文经典，从汉文翻译了诸多作品。他翻译的回鹘文《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语言优美，词、音、意表达准确。在书中，他多次将大唐翻译为“Ulugh tawghach”，在表示中国的“tawghach”（桃花石）前加“Ulugh”（伟大的）。
根据史料推测，胜光法师还精通梵文和龟兹文。佛教是从印度先传入西域，再由西域传入中原地区的。但胜光法师没有从梵文或龟兹文翻译他的另一部译著《金光明经》，而是选择了从汉文翻译，把中原佛教学者的研究成果介绍到西域。这一事实说明，西域和中原互相学习，彼此保持着密切联系。
正如回鹘语文学家耿世民指出的，“汉文《玄奘传》这部重要的著作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被一位古代维吾尔族学者译为本族语言，绝不是偶然的。这是长期以来新疆各族人民与汉族人民一起生活在统一的祖国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联系，相互学习、彼此影响的必然结果。从胜光和他的译作中，我们又一次清楚地看到维吾尔族人民和汉族人民之间源远流长的亲密关系”。
从出土于敦煌和吐鲁番的诸多文献可以看到，在甘州回鹘汗国和高昌回鹘汗国时期的佛教寺院中，均藏有大量汉文佛经，而两地僧侣往往在汉文佛经的边缘或背面用回鹘文写下注释或自身的愿望，这说明这些僧侣是汉语—回鹘语兼通的。而元代的回鹘文文献中则出现了正文中夹写汉字的现象，这不仅说明僧侣们依然保持着汉语—回鹘语兼通的传统，还说明汉文佛经的使用比例和重要性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影响到回鹘文书写的系统完整性。
除了文字以外，汉语对回鹘语的语音、词汇及句法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早期的碑铭文献中有19个辅音，在回鹘文文献时期增加了/v/、/x/、/z/三个辅音。这三个辅音通常用于汉语借词中，例如，“封”“绒锦”等。
汉语对回鹘语词汇系统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佛教经典为主的存世回鹘文文献中，存在大量汉语借词。这些借词除宗教词汇外，还包括一些日常词汇，如“栏杆”“莲花”“街”“真”“香炉”等。回鹘文文献中出现的汉语借词中，也不乏与文化教育有关的，如“笔”“墨”“卷”“博士”“弟子”“字”等。完成于喀喇汗王朝时期的回鹘文巨著《福乐智慧》中，也多次使用了“像”“样子”“绑”等汉语借词。
出土于敦煌、吐鲁番等地的回鹘文文献中，有大量的社会经济文书，其风格与汉文文书一致。例如，年月日的表达、固定用语的使用等。这些文书中存在大量的汉语借词，包括人名、地名、计量单位、经济术语等。出土于高昌故城的回鹘文斌通（善斌）卖身契中，也夹有一行汉字“庚辰祀八月廿六日给与新恩沙弥善斌收执”。从这件文书的语言风格、文字、内容来看，在高昌回鹘汗国，回鹘人和汉人在社会经济和语言文化方面都是互相交融的。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多种文化、多种宗教交汇的重要枢纽，生活过属于不同种族、操多种语言文字的族群。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回鹘人学习汉语文，翻译了大量汉文典籍，回鹘语在多方面受到了汉语的强烈影响。回鹘文文献资料是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证，说明维吾尔族和汉族在历史上就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依存、共同发展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各民族共同开拓了我们伟大祖国辽阔的疆域，共同书写了悠久的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新疆出土的大量多种语言文字书写的文献材料，充分展示了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景象，具有非常高的研究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