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贡（前520－前456），春秋末卫国人。端木氏，名赐。孔子学生。才思敏捷，善于辞令。曾言：‘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经商曹、鲁间，富至千金。并参与政治活动，历仕鲁、卫。聘问各国，与诸侯‘分庭抗礼’。曾游说齐、吴等国，促使吴伐齐救鲁。（《辞海》）
子贡是孔子高徒，是公认的儒商祖师。子贡同时也是古代慈善家。
子贡作为慈善家一直被忽视了，“忽视”的原因是子贡慈善事迹的史料未受重视。
笔者在上世纪70年代读北京大学工农兵学员的《〈论语〉批注》（中华书局），留下印象：子贡是一个十分宏毅的君子；又读北京钢铁学院工农兵学员的《〈盐铁论〉译注》（冶金工业出版社），留下印象：子贡是仗义疏财的儒商。那时正是“批林批孔”及“评法批儒”期间，作为孔子忠实信徒的子贡当然在“批倒批臭”之列，但他仍然给人良好形象，可见他很有正能量，“正气在内，邪不可干”。
“贫者赡焉”
现在，检索“正经”版本的《盐铁论》，确实有子贡慈善的珍贵记录。“子贡以著积显于诸侯，陶朱公以货殖尊于当世。富者交焉，贫者赡焉。故上自人君，下及布衣之士，莫不戴其德。”（汉·宽桓《盐铁论·贫富》）
中华书局2015年版《盐铁论》译注者陈桐生的翻译是：“子贡通过囤积财物而名显诸侯，陶朱公通过货物增值而在当世获得尊荣。富贵的人与他们交往，贫穷的人接受他们救济。上到国君，下到布衣平民，没有人不感戴他们的恩德，称颂他们的仁义。”《盐铁论》是一部特殊的著作，它实际上是西汉中央政府的一个“会议纪要”。这条记载“证据确凿”，完全说明在孔子儒家思想的熏陶浸染下，子贡形成了富而好礼的品质，与范蠡一样大范围周济穷人、从事慈善了。
子贡赎人
《吕氏春秋》《说苑》《孔子家语》等典籍都记述，子贡自己掏巨资，赎回在外沦为奴隶的鲁国人。
“鲁国之法，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其金于府。子贡赎鲁人于诸侯，来而让，不取其金。孔子曰：‘赐失之矣。自今以往，鲁人不赎人矣。取其金则无损于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吕氏春秋·先识览·察微篇》）
这是说，鲁国有一条法律，鲁国人在国外沦为奴隶，如果有人能把他们赎出来，可以到国库报销赎金。子贡在国外赎了鲁国人，回国后拒绝收下国家赔偿金。孔子知道后说：“子贡做错了。从今以后，鲁国人将不会从别国赎回奴仆了。向国家领取补偿金，不会损伤到你的品行；但不领取补偿金，鲁国就没有人再去赎回自己遇难的同胞了。”
“孔子见之以细，观化远也。”这里，孔子的考虑确实是很对的。但后人对这条史料的关注点都在事件处理的方法上，我们要看到，这条史料本身客观上记录了子贡的一大善举！设定子贡拒收补偿金，不作张扬，则子贡也没不妥。现代人见义勇为之后，有领取奖励金的，也有拒领奖励金的，只要不以“拒领”对别人作道德绑架的，就是值得敬重的。
助力文化教育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
这里记述了子贡两个方面举措。对此，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杜勇认为，“聘享”是当时诸侯国间的一种外交礼仪活动。“结驷连骑”是够排场的，重要的是他所带的“束帛之币”应极为丰美，才使他国诸侯对其礼敬有加。既然聘享属于国家外交活动，其“束帛之币”当由国库支出，而子贡出使却以个人财力负担。这不只说明他财富“饶益”，更是其“富而好礼”、为国担当的表现。子贡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资助乃师讲学授徒，为其周游列国创造条件，“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也有益于社会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见《子贡与儒商精神》）。
提出“博施济众”命题
十分可贵的是，子贡作为慈善家，不仅有慈善的实际行动，而且还有慈善理念。他提出了非常重要的“博施济众”的慈善命题。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
子贡说：“如果有人能对民众广施恩惠，能周济民众，怎么样？可以说是仁吗？”孔子说：“岂止是仁啊！一定是圣德了！恐怕尧、舜也会觉得难以做到吧！那仁者啊，自己想立身于世，也使别人立身，自己想做事通达，也使别人通达。能从眼前的实际事情这样去做，可说是实行仁道的途径了。”
孔子认为“博施济众”尧舜也难以做到，其中原因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认为是尧舜时期经济条件差。“夫博施者，非圣人之所欲？顾其养有不赡尔。”（博施济众难道不是圣人想要做的吗？只是由于圣人自己用来养民的东西不足。）而子贡经商积累了财富，慈善的眼界大了。在那个时代子贡有这个愿望，从社会进步发展的角度来看，是很有意义的。“博施济众”命题，按费孝通先生所揭示的儒家仁爱的“差序格局”说，慈善追求更超前，是仁爱的最高境界。
南怀瑾先生所说“子贡问的问题，都是中肯扼要，而且碰到孔子中心思想的要点之处”（《论语别裁》），就是针对上述这一段话说的。
子贡的另一处问话，则引出了孔子“富而好礼”的观点。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论语·学而》）
子贡说：“贫困而不对人阿谀奉承，富贵而不骄傲自大，这怎么样？”孔子说：“这样也可以了。但还不如贫困而乐道，富贵而好礼的人。”
李零教授在解读这段话时说：“怎么叫好礼？没准是当慈善家吧。”（《我读〈论语〉》）
今天，我们肯定子贡的慈善家地位，宣扬子贡慈善的知和行，是很有意义的。
第一，慈善史一般认为，范蠡是中国首善，这没有问题。现在我们看到，首善不是一人，而应该是“双子星”。春秋时期中国民间慈善发端，子贡和范蠡同时发挥了率先垂范作用。“真正的儒商历史上没有几个，一个是孔子的学生子贡，儒商的代表是他。第二个是范蠡。”（南怀瑾《中国文化》）《史记》赞誉范蠡：“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有道是“陶朱事业，端木生涯”。范蠡和子贡，经商成就并称，慈善事业共耀。范蠡的“三次创业、三次散财”不是孤立的慈善事件（春秋史料也记载一些权贵个人的慈善行为），春秋时期的慈善不是范蠡“一个人在战斗”，春秋时期慈善的开篇便不同凡响。
第二，子贡的“博施济众”的命题，对中国慈善理念发展是一大贡献。19世纪爱尔兰历史学家威廉·莱基提出“道德圈”理论，认为人类道德圈一开始很小，后来时间的推移不断扩张。可以说，子贡在同时代人中已经“破圈”了。“博施济众”的命题丰富了儒家的慈善思想理念。
第三，从《论语》一书中，我们切实感受到子贡是一个“仁以为己任”的“士”。中国古代慈善有一个独特景象——“士”对古代慈善作出了重要贡献，是中国古代慈善的主要推动力量。学界认为，“中国‘士’的传统，是世界文化史上独特现象。”（钱穆《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士》）“士人是一个精神群体，是‘把品性作为生命’的一群人，是道义、气节、趣味、礼仪的源泉。”（何立明《中国士人》）纵观历史，“士”，是政府慈善的主要执行者和重要推动者，是宗族慈善的主要组织者，是个人慈善的垂范者、倡导者。可以认为，子贡是中国古代第一个从事慈善的“士”。
子贡是儒学中一个重要人物。日本作家井上靖在《孔子》一书中认为，不久将来，对子贡的研究“可能居于孔门研究的中心”。《后汉书·桥玄列传》载：“子贡曰：‘宁丧千金，不失士心。’”中国慈善史应给子贡这位名“士”以应有的地位。
（本文作者系浙江新湖慈善基金会秘书长、浙江工商大学英贤慈善学院特聘教授叶正猛）
来源：公益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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