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鼎立之际，魏蜀吴之间战事频仍，但曹魏总体上对蜀汉呈现防守态势。蜀汉前后对曹魏的北伐接近二十次之多，而曹魏主动发动对蜀汉的入侵仅有三次：第一次是魏太和四年（230）曹真伐蜀，此次战事因连月霖雨、道路难行而被迫撤兵。曹真气病交加，次年即英年早逝，司马懿接替他执掌雍凉军权。因此，这一战虽然并不激烈，却成为司马氏在曹魏权力进阶的一次重要契机。最后一次，则是景元四年（263）的钟会、邓艾伐蜀之役，此战则直接导致蜀汉的彻底灭亡。
相比之下，第二次曹魏对蜀汉的战争——骆谷之役显得有些默默无闻。可能因为没有姜维参与的记载，文学名著《三国演义》里甚至直接将其忽略，只字不提。然而，如果将骆谷之役放在三国后期的历史语境中去看，就能够发现，此役带来的连锁反应，不仅逆转了曹魏朝堂上的政治天平，激化了曹爽、司马懿两党的权力斗争，还悄然改变了蜀汉内部的政治格局，以至于对多年之后的姜维北伐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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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景初三年（239）正月，年仅36岁的魏明帝曹叡崩逝于洛阳嘉德殿。在临终之前，辅政大臣人选几次更易，最终形成曹爽、司马懿二人辅政的格局。曹爽是大司马曹真之子，少年时就因宗室身份入值宫廷，与曹叡过从甚密。曹叡弥留之际，在卧榻之侧加拜曹爽为大将军，假节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让他一跃而升至当年他父亲的位置。以谯沛曹氏、夏侯氏执掌军戎大事，是曹魏集团自肇建以来的惯例。自从以夏侯惇、曹仁为首的第一代，以曹真、曹休为首的第二代谯沛宗室陆续谢世，这一重任就全部落在曹爽这位“三代”的肩上。
曹芳即位后，曹爽加侍中，改封武安侯，其食邑达到惊人的一万二千户。要知道，他的父亲曹真生前食邑也不过二千九百户。同时，曹爽还获得一项被称为“权臣标配”的特权——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其权势可谓到达极点。但是连曹爽自己都知道，他如今拥有的一切无不来自父亲功业的荫庇，他对内无声望，对外无战功，尤其是与历事四朝且刚刚立下平定辽东之功的司马懿相比，他更是无法望及其项背。于是，曹爽在秉政后就不遗余力地从司马懿手上夺权。他的身边聚拢了一批对司马懿不满的人，包括何晏、丁谧、邓飏、桓范、李胜等。其中丁谧提议，将司马懿升为太傅。这是一招明显的明升暗降之法，太傅虽位在“三公”之上，但只是个荣誉职位。朝廷真正的政令运转中枢尚书台就全部掌握在曹爽手中。当时曹芳年幼无法亲政，太后又无外戚之家，因此曹爽独揽尚书奏事之权，等同于可以代天子下诏，以此操控朝政。可是司马懿在军中扎根太深了，他虽当了太傅，仍“持节统兵都督诸军事如故”。于是我们看到，正始年间的司马懿依旧很忙：正始二年（241），司马懿督军南征，败吴将朱然于樊城；正始四年（243），司马懿率军东下，退吴将诸葛恪于舒县。眼见这个60多岁的老人仍旧精神矍铄，戎马倥偬，不肯放权，曹爽甚为忧虑。邓飏、李胜看出了曹爽的心思，于是献策说，要想“立威名于天下”，最直接的途径就是率军征伐，建立军功，这样也可以顺势接掌曹魏军权，削弱司马懿的力量。至于征伐的对象，无外乎吴蜀两国。邓飏、李胜为曹爽选择了伐蜀，一是因为蜀国相对弱小，自诸葛亮去世后，蜀国由攻转守，说明其国力已经大不如前。二是因为蜀国的宰辅蒋琬和中军都调离了汉中，汉中的防守势必薄弱，此是出兵的好时机。的确，就在正始四年，即蜀汉延熙六年（243），屯兵汉中六年的蜀汉大司马蒋琬上疏称病，南屯涪县（今四川绵阳涪城区）。称病只是一个借口，其背后真正的原因是蒋琬“东下之议”的流产。蜀汉自丞相诸葛亮去世后，北伐曹魏的积极性日渐衰弱。辽东公孙渊叛魏也让蜀汉看到时机，蒋琬率中军北驻汉中，试图重新接续诸葛亮的北伐大业。但曹魏在雍凉防守严密，让蜀人看不到可乘之机。于是蒋琬提出“东下之议”，即在汉中打造舟师，顺汉水而下，与东吴军队联手攻打曹魏的襄阳、樊城，在东线打开局面。然而这一计划在成都朝堂上遭到强烈的反对声，反对者认为，顺汉水东下，进军易而退兵难。如果不能取胜，军队将面临无法撤回的危险境地，此举无异于重蹈夷陵之败的覆辙。蒋琬的方案遭到否决，蜀主刘禅甚至派遣费祎、姜维、马忠三名高级官员前往汉中宣传诏令。蒋琬的威望遭受重挫，他只能从汉中黯然退出。与此同时，曹魏负责应对蜀汉的雍凉都督区换上了新的主政者，即征西将军夏侯玄。此人是谯沛宗室、征南将军夏侯尚之子，同时也是曹爽的姑表兄弟，在曹魏历史上相当有名。曹爽伐蜀势必要得到雍凉都督区的支持，夏侯玄正可与他互为表里。在曹爽与夏侯玄之间起到关键联系的人物是李胜，李胜当时正在夏侯玄的将军府担任长史。他还有另一层身份——其父李休曾为张鲁的镇北将军司马，随张鲁降曹。因此，李胜对打回汉中去有着非常强烈的渴望，在鼓动曹爽伐蜀一事上也表现得十分积极。正始五年（244）二月，在曹爽控制的尚书台操作下，魏主曹芳诏令曹爽率众伐蜀。曹爽西至长安，大发兵卒六七万人，合夏侯玄雍凉之兵，已达步骑十余万之众。司马懿当时正在淮南主持屯田修渠，听闻曹爽要伐蜀，连忙派人劝阻，但曹爽哪里会听。为防止司马懿继续阻挠，曹爽还特意征调司马懿次子司马昭为征蜀将军，随夏侯玄从征。而曹真的昔日部下、前将军郭淮也被调来督诸军为先锋，郭淮纵是有一百个不情愿，也不得不豁出老命来“陪太子读书”。从长安出兵征蜀，自东向西有子午道、傥骆道、褒斜道、陈仓道四条路线可供选择。当年曹真走的是子午道，结果遭遇大雨，无功而返。鉴于此，子午道首先被曹爽排除。陈仓道绕路太远，而且其南端是易守难攻的阳平关，不适合建功心切的曹爽。事实上，比较合适的路线是褒斜道，这条路在秦岭诸途中行程较短，汉代关中通往巴蜀的驿路就设在这里。诸葛亮第一次北伐的赵云、邓芝偏师和第五次北伐的蜀军主力都是走的这条道。然而曹爽可能还是觉得褒斜道远，选择了更靠东的傥骆道。傥骆道之名，来自南段的傥水河谷和北端的骆水河谷。从长安西行，到今周至县西南骆峪镇可入骆水河谷，越十八盘岭，过骆谷关，经厚畛子、老县城（原佛坪县城）、华阳镇，出傥水河谷至今陕西洋县，即进入汉中盆地的东端。这条路看起来并不长，但是山路险峻，曲曲折折，通行条件比较差。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描述傥骆道“谷长四百二十里，其中路屈曲八十里，凡八十四盘”。秦岭的险阻对汉、魏双方都是公平的，蜀汉北伐困难重重，曹魏想要南征也必须面对行军和后勤补给的巨大挑战。但这毕竟是一场兵力悬殊的战争。蜀汉的中军已经在一年前随蒋琬调往涪县，汉中所余兵力不满3万。蒋琬曾在奏表中信誓旦旦地表示，涪县的陆路、水路交通都十分便利，如果汉中有敌情，涪县大军可以迅速往救。如今看来他显然是过度自信了。涪县迫近成都，与汉中相隔近千里，加上金牛道行旅艰难，蜀军又久未征战，士卒懈怠。当汉中边防真的告急之时，涪县的中军从动员到集结再到行军，怎么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完成呢？果然，在战事初始阶段，魏军行军异常顺畅，蜀军的情报机构也呈现出一定程度上的疏漏。当蜀军探测到曹魏大军来袭时，曹爽的先头部队已经进入骆谷。压力给到了蜀汉前监军、镇北大将军王平身上。王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今四川渠县北）人，原姓何。他出身寒微，从小在军旅里长大，“手不能书，其所识不过十字”。王平早年曾随本郡賨人首领杜濩、朴胡降曹，在曹营担任假校尉（代理校尉）。汉中之战，曹操弃地而走，王平顺势回归蜀地，被刘备拜为牙门将、裨将军。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提拔王平担任马谡的先锋，与他同守战略要地街亭。马谡违令导致大败，王平却能在败军之际严守阵地，徐徐退兵。街亭之败，马谡及其部将均遭到不同程度的处罚，唯有王平得到诸葛亮的嘉奖，加拜参军，统领精锐的“无当飞军”，不久更是进位讨寇将军，封亭侯，晋升为蜀汉高级将领。
无当飞军是诸葛亮平定南中后吸纳当地勇士组建的一支“特种部队”。《华阳国志·南中志》载诸葛亮“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在建兴九年（231），诸葛亮与司马懿的卤城之役中，王平以“无当监”的身份统帅无当飞军守卫南围，与诸葛亮中军呈掎角之势。司马懿派张郃攻王平，王平凭借着自己高超的指挥能力和对地形、地势的巧妙运用，将营垒防守得如铁通一般，在张郃的猛攻下依然岿然不动。王平的坚守对魏军形成有效的牵制，诸葛亮使魏延、高翔、吴班等果断出击，大破司马懿。13年过去了，当年作为一支偏军将领的王平，如今已经成为整个汉中防区的军政长官、蜀汉北方门户的“看门人”。面对倏然而至的曹魏大军，摆在王平面前的只有两种方案：一是“实兵诸围”。这是蜀汉首任汉中太守魏延所建立的防御策略，具体来说，就是将关口前置，把士兵分散安排在秦岭通向汉中的各条河谷之中，设置军事据点，修建防御工事（围戍）。魏军在穿越谷道时，士气与战力会大为削弱，而此时蜀军的诸围戍驻军就可以依靠地形优势，以逸待劳。二是“听敌入平”。即将魏军放入汉中盆地，蜀军则集中在汉、乐（皆在今陕西汉中）二城固守，等待涪县来支援的主力部队。当王平在汉中召开军事会议时，多数将领倾向于第二种方案：“听当固守汉、乐二城，遇贼令入，比尔间，涪军足得救关。”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汉中兵力太少，如果实施“实兵诸围”的策略，就要将有限的兵力分散在各个围戍屯驻，每个围戍都可能面临数倍于己的敌军，谁也不愿意冒这个风险。可是王平当即提出反对意见，他认为汉中与涪县相隔千里，如此轻易就放弃关隘，那可能会带来不可预知的祸患。左护军、扬威将军刘敏也支持王平，他说，城外居住着大量百姓，分布着众多未收割的庄稼，如果放弃它们，任凭魏军在汉中盆地驰骋，那局面就已经无法挽回了。王平和刘敏的见解是准确的，一旦曹魏大军出傥谷进入汉中盆地，就会迅速占据郊野的人口和农田，因粮于敌，补充长途跋涉所消耗的资源，蜀军的士气也将大挫，只能困守孤城，到那时，很可能中军还未抵达，汉中就已沦陷。王平提出了他的作战规划——依然沿袭魏延“实兵诸围”的防御思路，但考虑到蜀军兵力不足的特点，又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了调整，即以傥骆道南口的兴势围（今陕西洋县北）作为防御重点。他派护军刘敏、参军杜棋先去兴势占据有利地形，建立防御工事，自己再率大军为后继。王平还做了一套应急预案，如果魏军被堵在兴势，想要分兵从黄金围突破，他就亲自统领千人部队前去迎击。只要将魏军堵在傥谷口，就能为涪县中军的救援争取宝贵的时间。
兴势，成为此役胜败的关键。因而骆谷之战也常被称为兴势之战。兴势山，今称汉王山，在今陕西洋县北20里。14年前曹真伐蜀，前锋夏侯霸就已经走出子午道、绕过黄金围，抵达兴势附近的曲谷。如今，曹爽从傥骆道而来，而兴势山正要挡在傥骆道进入汉中盆地的出口处。曹爽能否比他的父亲更有运气呢？虽然曹爽一路行军并没有遭遇恶劣的气候，但傥骆道行进之艰难超出他的想象。据学者严耕望、李之勤、陈显远对傥骆道的考证，傥骆道所依托的骆水、芒水、湑水、傥水谷地彼此分隔，中间需要翻越数座山梁，其中海拔超过1500米的就有官岭梁、西老君岭、秦岭梁、财神岭、兴隆岭、大牛岭等，人行尚且不易，何况还要用牛马驮运大量粮草物资。为供应这支十余万人大军的日常消耗，曹爽不仅调动了关中的资源，还征发氐、羌等部族来为大军运输。但长途跋涉、山路多艰，许多牛、马、骡、驴都累死在路上，汉夷民众苦不堪言，傥骆道中充满着他们的号泣之声。魏军将士的斗志和战力，已经在山谷之中被消耗殆尽。魏军历尽艰难险阻，好不容易来到兴势山下，却发现蜀将刘敏已经抢先占据了这里。刘敏派人多张旗帜，前后长达百余里。魏军本已疲惫，又被蜀军堵在了谷口，内部顿时乱成一锅粥。参军杨伟劝曹爽撤军，否则就将吃败仗。伐蜀之战的鼓吹者邓飏要与他争辩，杨伟却当面斥责：“飏，胜将败国家事，可斩也。”曹爽兵力虽多，却分布在狭长的谷道之中，无法发挥优势。王平、刘敏依靠着兴势山的险要地形，成功实施疲敌之策。局面一旦僵持下来，战场的主动权就转到蜀军这一方。五月，蜀汉大将军费祎统率的中军抵达战场，蜀军开始向魏军发动反击。蜀将王林夜袭司马昭营地，被司马昭击退。次日，司马昭去见夏侯玄，对他说，费祎已经尽占险要地势，魏军进不能与他们决战，攻又攻不下来，不如撤军，保留实力。杨伟、司马昭先后提议撤军，反映了魏军上层也基本不看好这场战事。与此同时，先锋郭淮见战事不利，竟然径自率领所部士兵撤走了。看到魏军士气衰竭，萌生退意，费祎派兵循两侧山路潜行至魏军后方的三岭。果然，曹爽、夏侯玄开始引军回撤，汉军突然发动袭击。曹爽一番苦战，才率军突出包围，狼狈逃回。而当时征发运输物资的队伍，都被魏军抛弃在后面，“死失略尽”。
骆谷之役，以蜀军全胜、魏军大败告终，这是一场借助有利地形以少胜多、积极防御的经典战例。这场败仗不仅让曹魏损失惨重，而且因为征调运输之事，引得“羌、胡怨叹”“关右悉虚耗”，原本依附曹魏的陇右少数民族对曹魏离心离德，并开始向蜀汉靠拢，这客观上为姜维正在执行的笼络羌胡、“偏师西入”的方略提供了条件。后来，姜维主持蜀汉北伐大业后，多次率军取道曹魏洮水以西的羌人聚集地，从羌人手中获取军粮补给，从而在曹魏陇右一带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境，乃至取得洮西之战这样的大捷，向上追溯，都是骆谷之役为曹魏埋下的苦果。这一年，恰是诸葛亮去世的第十个年头，这场战争成为后诸葛亮时代蜀汉与曹魏的第一场大战，也是第一场大胜。它至少说明，蜀汉并没有因为失去诸葛亮而一蹶不振、走向衰落。底层出身的王平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捍卫了蜀汉的疆土，是蜀汉本土将领崛起的集中体现。不过，此役的最大获益者是费祎。他原本在蜀汉长期从事的是内政、外交等文职工作，此次因为蒋琬卧病，以大将军的身份代其统领中军，取得如此大捷。战后，费祎晋升成乡侯，在爵位上超过蒋琬，而中军的指挥权也从此移到费祎手中。不久，蒋琬又将益州刺史让给费祎。费祎文武兼领，蒋琬的大司马已沦为虚职。可以说，蜀汉已经正式进入费祎秉政时代。对曹魏而言，经此一败，曹爽和夏侯玄在朝中声望大跌，史书中称“时人讥之”。这里的“时人”，很可能是司马懿父子的党羽，他们通过制造舆论，借机打击曹爽的威信。此后，曹爽虽然依靠职位把控曹魏的行政权力，却无力与司马懿争夺军权，无法在军界建立自己的声望和地位，故而只能通过政治手段对司马懿步步紧逼，双方矛盾愈加升级，直至在5年后的高平陵政变中彻底激化。骆谷之役，也让曹魏吃足了秦岭行军的苦头，不敢轻言对蜀汉用兵，以至于19年后，司马昭试图伐蜀建功以掩饰自己弑君之罪时，朝野上下竟是一片反对之声，支持者唯有钟会一人而已。
参考文献：
①宋杰《三国兵争要地与攻守战略研究》
②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骆谷驿道》
③李之勤《傥骆古道的发展特点、具体走向和沿途要地》
④陈显远《“傥骆道”初考》
⑤申雷《魏蜀兴势之战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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