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时期的长安城有多繁华，想必不用再多说。这座当时的国际大都市，不但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还比同时期同为国际首都的君士坦丁堡面积大七倍。据学者徐畅估算，唐天宝年间京畿乡村的人口总数可多达150万。即便除去周边乡村的人口数量，长安城内的人口想必也十分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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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如此庞大的城市，每天对于粮食的消耗肯定是巨大的。尽管唐前期的皇帝不时带着众臣去东都洛阳就食，但留在长安的人口数量依然不可小觑。那么长安到底是如何保障粮食供应的呢？
或许，我们可以从粮仓上找找答案。
唐朝主要有五种粮仓，分别是太仓（正仓）、转运仓、军仓、常平仓、义仓。太仓是都城的大型粮仓，正仓设在地方各州县，由各州县官员管理，储存地方粮食，太仓其实就相当于长安城的正仓。转运仓一般沿交通要道设立，负责粮食的临时搬转、水路互换和临时存放等。军仓顾名思义就是储存军用粮食的仓库，一般位于军事重地。常平仓是稳定市场的隐形助手，丰收时，常平仓会以合理的价格将粮食收购并储存，歉收时再以正常价格出售储粮，以防通货膨胀。义仓则一般在饥荒灾荒时出面，负责稳定粮价，救济灾民。这五种分布在各个地区不同形式的粮仓相辅相成，共同保障大唐百姓的温饱问题。既然太仓属于正仓，那么首要任务就是为皇室服务，《唐六典》卷十九载，“凡京官之祿”均由隶属司农寺的太仓署按其品级发放，并在其中详细记载“受领粟官吏姓名”“与某年日月”，除了朝廷百官，当时国子监和医学院的学生的口粮、调味品也是在太仓署领取的。可见太仓几乎能满足宫廷内所有的粮食需求。由此，便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这么多的人都要从太仓署领取禄米，若是集中下发，恐怕场面混杂，很容易发生纰漏。因此为了避免太仓门前排起“长龙”，朝廷规定各级官员按照所属部门不同，于不同日期发放禄米。据《唐六典》附录可查各单位分期支俸的具体时间：“中书，门下，御史台，尚书省，殿中省，内侍省，九寺，三监，左、右春坊，詹事府，京兆、河南府，并第一般（班），上旬给；十八卫，诸王府，率更、家令、仆寺，京、都总监，内坊，并第二般（班），中旬给；诸公主府邑司，东宫十率府，九成宫总监，两京畿府官，并第三般（班），下旬给。余司无额，准下旬。”但即便如此，也无法完全避免混乱的场面，因为此时唐朝京官的俸禄极为优厚，可以领取的禄米数量庞大，个人搬运困难，太仓署便专门雇佣役夫来帮助京官搬运禄米回家。而这些役夫数量多达几万，他们或是因灾荒饥馑，或是为逃避赋税，总之大多是逃到长安的破产农民，皆因无“土著生业”而成为“游手堕业者”。时日稍久，这些役夫中的有些人便开始攀附权势，依靠太仓署的不良官员或地方上的土豪作为后台，甚至结成团伙，进行欺行霸市的行为。小说《朝野佥载》中有一个“李畲（shē）之母退粮责子”的故事，里面就有一个“看人下菜碟”的役夫：这位送粮差使去监察御史李畲家送禄米，恰巧是李母代为接收，查收时把禄米称了称，结果发现多了15斗米，就问其原因，差使说：“按惯例给御史量米，不平掉冒尖的部分，所以就多了点。”又问其运费多少，差使说：“给御史家运送货物从来不收运费。”李母当即付上运费并遣差使将多余的禄米带回，待李畲回家又将其训斥一顿，教他为官要清廉。这本是严母教子的故事，却能从中看出太仓运行之下的漏洞。但总的来说，太仓作为唐代的重要粮仓，其作用不容小觑。2023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大白杨村发掘出的11座唐代粮仓遗址，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太仓规模的直接证据。这些遗址是太仓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主体仓储区，太仓还包括漕河码头及周边区域的纳粮区以及用于铺开和扬谷物的场区。根据史料和考古发现，大白杨唐代粮仓遗址位于长安城北的禁苑内，这一地理位置既便于及时向宫城和皇城供粮，又确保了粮食的安全。太仓位于龙首原高地，地势高且地下水位低，这有利于保持仓内空气干燥并及时排水。而龙首原附近有多条漕渠，如广通渠、永安渠、通济渠等，其中永安渠直通繁华的西市。西市不仅是商品集散地，也是手工业和娱乐业的中心，拥有商铺、手工作坊、酒楼、茶肆和戏院等。周边还有波斯邸、北坊新宅等住宅区，住着各种身份的外国人。太仓的粮食被运至集市，经过加工后就可以成为满足都城居民日常饮食需求的农产品。在长安城遭遇饥荒时，太仓还会充当常平仓和义仓的补充，贱粜（tiào）（以便宜的价格卖粮食）以济长安贫民。比如“开元二十一年（733）出太仓米二百万石”“元和九年（814）太仓出仓米七十万石”“长庆四年（824）出仓米四十万石”……这些史实记载的数字表明，太仓不仅服务于朝廷，还承担着保障长安城百姓温饱的重任。长安城地处关中地区，因为土地兼并和盐碱化等原因，相较于地势平坦、农业历史悠久的河东地区（今天的山西、河南、河北等地）粮田较少，所以太仓的粮食大多来自这里。
为了保证粮产，河东地区的粮地安全就尤为重要。唐代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最著名的当数姚崇灭蝗，当时，河南一带遭遇了一场严重的蝗灾，民众普遍认为这是天降的灾难，只能无助地看着庄稼被毁，同时祈求神灵的庇护。姚崇却采取了一种创新的方法，他利用蝗虫的趋光性，指导百姓在夜间点燃火堆，吸引蝗虫飞向火光并集中捕杀。尽管副宰相卢怀慎和汴州刺史倪若水对此表示反对，认为天灾不可避免，若执意杀虫反而有伤天和之气。但姚崇力排众议甚至向唐玄宗以性命担保，最终成功地控制了蝗灾。而太仓的粮食除了有河东地区作为保障之外，还会从各州县正仓进行调拨：每到收获季节，州县正仓会将一定比例的粮食上缴，其中一部分便被调拨至太仓。并且在制度上，唐朝实行租庸调制，这些通过赋税收集上来的粮食，经过筛选和处理，最终也会有一部分被送往太仓。还有官营屯田制度，本是将屯田置于边疆地区及交通要道以满足当地军需民用，但在粮产丰腴之时，也会将多余的粮食送往太仓。太仓在接收了这些粮食之后，会采用一系列的仓储技术来存放这些粮食，从形制上来说，太仓的建筑多为土木结构，仓内货架也是木质，可以保持良好的通风和防潮性能，防止粮食霉变。
在存放时，太仓署的官员会采用堆垛技术：粮食被装入特制的粮袋中，然后按照一定的顺序和方式堆放，粮袋间放置干燥的草木，以吸收多余的水分。据说白居易那首著名的《赋得古原草送别》（就是那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就是在参观太仓后深受启发创作出来的，以往这首诗都被认为是在描绘草原景象，但可能也隐喻了粮食的循环生长和储备。为防虫害，窖仓通常被设计成口大底小的缸形，并且采用地下窖藏的方式，仓内会定期撒放石灰、草木灰等物质，辅以花椒、桂皮等香料来驱虫防虫。在粮食管理上，朝廷为防止贪污腐败，建立了严格的收纳查验和监察管理制度。太仓接收粮食时，必须进行“扬掷”以清除杂质，并按照规定的损耗标准由交粮的州县补足。经过检查确认后，由司农寺、太仓署官员以及各地押粮吏共同监督粮食入仓。出仓时，官员需使用契符验证身份，以防止粮食被盗或被私吞。为了方便分区管理粮食，每个仓窖都有编号，并且会详细记录粮食的来源、品种、时间、数量以及经手官员的姓名等信息在铭砖和牌子上。如果发现仓窖中储存的粮食数量与铭砖上的记录有较大出入，将追究相关管理人员的责任。尽管在实际操作中，一些地方官员可能还是存在不当行为，但从整体上看，朝廷在太仓的管理制度和设施建设上实在用心良苦。“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在重农抑商的古代，太仓作为国家级大型粮仓，与王朝命运息息相关。贞观年间，唐太宗为稳固唐王朝边疆安全多次出兵，而能支持唐王朝连年征战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粮草充足。据《旧唐书》记载，贞观四年（630），唐太宗李世民为了彻底解决突厥边患，派遣李靖、李勣（jì）等将领率军北伐，在这一军事行动中，太仓储备的大量粮食和物资，确保了唐军的后勤补给。由于粮食供应充足，唐军能够在边疆长期驻扎和作战，无需担心粮草问题。最终，这次北伐取得了胜利，俘虏了突厥的颉利可汗，为唐朝北部边疆带来了长期的安宁。进入开元时期，唐玄宗的治理使得唐朝达到了全面鼎盛的状态，文化包容并蓄，社会风气开放。玄宗皇帝喜欢在皇宫内设宴，款待来自各地的使节和文人。其中，最为盛大的宴会是庆祝玄宗诞辰的千秋节。《唐会要》记载，开元十七年（729）的千秋节，玄宗皇帝在花萼相辉楼举行了盛大的宴会，邀请了数千名宾客，包括各国使节、文武百官和民间艺人，共同庆祝“万方同乐奏千秋”。作为国家级的粮食储备中心，太仓在这一天敞开仓门，为这场国宴提供了充足的物资支持。而在这两个盛世之中，长安城也曾有过一段失权的历史。天授元年（690）武则天称帝，改国号为周，迁都洛阳，并称其为神都。对于迁都一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解释为：“武后数见王、萧为崇，被发沥血如死时状。后徙居蓬莱宫，复见之，故多在洛阳，终身不归长安。”但这样的说法显然带有大量的封建迷信的色彩，可能并不完全符合历史真相。武则天迁都洛阳的真正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因为长安城中李唐皇族的传统势力较强，不利于她巩固武周政权，因此她选择在已有基础的洛阳建立新都；另一方面，也可能与长安城人口持续增长导致城市超负荷发展有关。那时长安城的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人口增长的步伐，加之长安作为古都，长期大兴土木，对土地造成了严重破坏，农业生产逐年下降，导致太仓无法满足长安城居民的粮食需求。相比之下，洛阳的含嘉仓却能保持稳定的粮食供应。据史书记载，当时洛阳“帑藏积累，积年充实，淮海漕运，日夕流衍”，而长安“府库及仓，庶事实缺，皆籍洛京传输”。足可见粮食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民以食为天”，如今当我们回望太仓的历史，这种“重农”“重储”的传统，直到今天也依然有启示意义。白酒杀疯了！五粮液硬通货价格战，今天119元抱走5瓶！点击下图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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