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加大区域战略实施力度、增强区域发展活力作出部署，强调“发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叠加效应，积极培育新的增长极”。发挥三大战略的叠加效应不是政策的简单累积，而是要使各个区域战略形成合力，达到协同增效的整体效应。记者就此采访了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区域与城乡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王磊。
1月6日，浙江金华，一列满载着货物的列车从义乌西站开出，驶向广州国际港，标志着长三角与珠三角之间首趟铁路快捷物流示范班列成功开行。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使各个区域战略形成合力，积极培育新的增长极
记者：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如何理解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叠加效应？
王磊：我国文明传承悠久、地域幅员辽阔，各地区历史基础和资源禀赋条件差别较大。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既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内在要求，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途径。
区域协调发展既要求各地区基本生活水平大体相当，也要求各地区因地制宜发挥优势；既要求各地区做好管辖范围内的工作，也要求地区之间深度协同充分合作，是指导我国区域发展的底层逻辑和顶层设计。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指导下，我国持续推动西部大开发、东北全面振兴、中部地区崛起、东部率先发展以及支持特殊类型地区加快发展，就是为了在国土范围内形成全体人民基本生活水平得到保障和各地区功能互补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
区域重大战略是以特定目标和问题为导向，在对全国发展大局有重大影响的地区进行的先行性和示范性布局，有利于在更深层面以更大力度辐射带动广大地区加快融入全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大局，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抓手和有力引领。
主体功能区战略是按照各地区的现状及其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确定其主体功能定位，对开发强度已较高需要进一步提高效率的地区、尚有一定开发潜力的地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等不同类型的地区分别制定差异化开发政策，分类指导推动形成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国土开发协调有序的空间发展格局，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效保障。
因此，三大战略的叠加有利于在全国层面，从导向、抓手和底线等层面共同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而三大战略的交叉叠加也正在成为常态。例如，作为优化开发地区，长三角既属于东部率先发展区域，也属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区域；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等既属于西部大开发战略区域，也属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区域，而各省区内的不同地区还分别属于不同类型的主体功能区。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考察时多次强调，要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如：2024年10月在安徽考察时指出，安徽要“以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为牵引，带动省域内区域协调发展，在长江经济带发展、中部地区崛起战略中发挥更大作用”；2024年11月在湖北考察时指出，湖北要“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中奋勇争先，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北篇章”。
不同区域战略追求的目标、关注的重点、解决的问题有所不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涉及区域间的相互关系，既包括发展差距的关系，也包括功能互补的关系，是管总的战略；区域重大战略强调的是主导功能、优势功能的彰显，是为了打造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主体功能区战略主要是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涉及底线管控，实现有所为有所不为。发挥三大战略的叠加效应，就是要使各个区域战略形成合力，达到协同增效的整体效应，这体现了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不断深化。因此，要准确把握不同战略的宏观政策取向，深入研究其相关性和互动性，构建战略叠加运行的深度融合机制，突出战略叠加核心优势，制定多元化的发展目标，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要通过发挥不同战略的叠加效应，实现既保底线、又扬高线，使各地能够扬长避短、彰显优势，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集聚配置资源，最终形成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
福建省永泰县将青梅等特色种植产业作为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图为游客在该县文埕湾的冬日赏梅活动上选购商品。新华社发
记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积极培育新的增长极。如何理解增长极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意义？
王磊：作为面的范围中的一条线或一个点，增长极是大量要素集聚的结果。其作用在于，随着自身的不断发展，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向外辐射，从而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实现以点带线，以线带面的效果。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培育经济增长极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有效举措。
此前，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及我国区域经济值得关注的新情况新问题时曾指出，我国“发展动力极化现象日益突出。经济和人口向大城市及城市群集聚的趋势比较明显”。极化现象是区域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但如果不加以及时、合理的引导，往往会在给自身带来大城市病的同时，也通过虹吸效应抑制周边其他地区的发展。因此，在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加深，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的情况下，应因势利导，将更多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中心城市，以及以其为核心的都市圈和城市群培育为新的增长极。这一方面有助于避免传统增长极陷入大城市病的泥沼，使其能聚焦主导功能，另一方面有助于带动更多地区发展，加快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是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具体体现。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培育经济增长极，如2024年4月在重庆考察时，要求“积极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更好发挥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作用”；2024年5月在山东考察时，要求山东“深度对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努力成为北方地区经济重要增长极”。各大区域战略也对培育经济增长极作出部署，以长江经济带发展为例，《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确立了长江经济带“一轴、两翼、三极、多点”的发展新格局，其中“三极”是指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为主体，发挥辐射带动作用，打造长江经济带三大增长极。
增长极的形成，离不开政策的积极引导和市场的充分参与。未来，要进一步发挥区域战略的叠加作用，立足主导功能，发力优势领域，集聚市场要素，联动周边地区，积极培育形成更多的增长极，从而为全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更多支点和更强支撑。
1月22日，江苏省靖江市长江边的江苏新扬子造船有限公司建造基地呈现一派繁忙景象，企业正开足马力赶制新年订单。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支持经济大省挑大梁，鼓励其他地区因地制宜、各展所长
记者：在对“加大区域战略实施力度，增强区域发展活力”作出部署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支持经济大省挑大梁，鼓励其他地区因地制宜、各展所长。如何理解这一要求的重要意义？
王磊：首先，经济大省要挑大梁，为稳定全国经济作出更大贡献。在区域发展的大棋局中，经济大省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经济大省挑大梁，首先体现在经济规模上。2023年，经济总量排名前十位的省份地区生产总值约占全国经济总量的61%。2024年前三季度，全国经济增长4.8个百分点中，排名前十位的经济大省贡献了3.1个百分点。特别是2024年9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的一揽子增量政策，经济大省推动落地见效普遍较快，在全国经济回升向好大局中的作用体现得更加充分。可以说，长期以来，经济大省始终是稳住全国经济基本盘的“压舱石”。
经济大省挑大梁，具体体现在供给和需求能力上。从供给侧看，经济大省作为创新的主力军、改革的先行者、开放的排头兵，是新业态新动能和新质生产力形成发展的“策源地”，未来推动产业升级、发展新质生产力，有着更大的优势。将这些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正是经济大省挑大梁的重要发力方向。从需求侧看，经济大省的资源、人口等综合承载力强，投资项目多，消费市场体量大，对外开放水平高，对拉动经济增长具有“主引擎”作用。可以说，全国经济基本盘企稳以及更高层面的高质量发展，都离不开经济大省挑大梁。
经济大省挑大梁，还体现在承担国家重大任务和重大使命上。在国家区域重大战略中，经济大省多是肩负重任。如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若干区域重大战略的主体都是经济大省，目的就是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上先行示范。
因此，经济大省挑大梁的首要任务是稳定自身经济发展，在此基础上抓住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带来的机遇，敢于转变经济发展理念，发展新质生产力，同时，打通经济内循环堵点，激发消费潜能。由于发展基础、资源禀赋、区位等差异，不同的经济大省在挑大梁上的发力点会有差异。经济大省必须自觉把自身工作放到全国大局中去谋划推进，既要扛起政治责任，又要用好政策机遇，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不仅在“量的合理增长”上走在前列，更在“质的有效提升”上示范引领，在服务国家战略上主动担当，更好发挥带动和支柱作用。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强调支持经济大省挑大梁的同时，还提出鼓励其他地区因地制宜、各展所长。也就是说，每个地区都要着眼于发挥自身比较优势，打开新的发展格局，各展所长、奋勇争先。要按照主体功能定位进一步优化生产力布局，坚持宜水则水、宜山则山，宜粮则粮、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在新型城镇化、农产品供给与保障、生态产品供给、生态安全等领域承担与区情相一致的主体功能，切实担负起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边疆安全等方面的使命任务。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东部地区要发挥创新要素集聚等优势，不断提高创新能力和经济能级；中部地区要发挥承东启西、连南贯北的区位优势和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的产业优势；西部地区要发挥能源丰富等优势，积极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东北地区要加快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在此基础上，各省区市强化合作、统筹联动，共同为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发挥作用。
深化东、中、西、东北地区产业协作，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和湾区经济
记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深化东、中、西、东北地区产业协作，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和湾区经济。在您看来，东、中、西、东北地区应当如何发挥自身优势、深化产业协作？为何强调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和湾区经济？
王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完善区域一体化发展机制，构建跨行政区合作发展新机制，深化东中西部产业协作。这是打破各地区自我小循环，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当前，统筹协调东、中、西、东北地区四大板块发展，不再只是对欠发达地区进行项目和资金的输血，而是要通过建立多要素流动转化激励机制，推动各地区立足自身主体功能定位，用好自身资源禀赋条件，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打出东、中、西、东北地区协作的“组合拳”，推动构建多层次、多形式、全方位的协作战略。这有利于打破区域壁垒，促进资源要素高效流动和优化配置，更大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有利于不同行政区发挥各自优势，通过跨行政区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形成促进发展的合力；有利于促进先发地区带动后发地区加快发展，缩小区域差距，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
深化东、中、西、东北地区产业协作，首先要加强顶层设计，夯实有利于产业协作的制度基础。产业链在整体布局上通常表现出明显的跨区域特征，涉及多元区域主体的利益，需要通过国家层面的产业政策加以统筹协调，以此消除市场发展的区域壁垒，促进资金、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顺畅流动。特别是对产业发展来说，需要健全公平竞争制度框架和政策实施机制，建立公平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保障机制，优化完善产业政策实施方式。对此，要以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为契机，在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推进商品和服务市场高水平统一、推进市场监管公平统一、进一步规范不当市场竞争和市场干预行为等方面发力，夯实产业协同的制度基础，自上而下破除制约要素流动的藩篱。要发挥政府在体制机制保障、功能平台共建、公共服务共享等方面的作用，促进区域之间的充分合作和良性发展，打造统一开放、有序竞争的市场环境。
同时，要强化交通、通信、能源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提高流通效率，有效降低产业协作的成本。要用好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推动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既要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大数据等方面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也要完善物流枢纽、交通网络、公共信息服务平台等传统硬件设施建设。要加快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推进多层次一体化综合交通枢纽建设，推动交通运输设施跨区域一体化发展。要充分利用新技术整合各类市场信息，加快推进不同主体之间的数据开放共享，使数据要素在更大范围内有序流动。通过交通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可以削弱区域市场分割、促进区域产业分工协作和资源配置优化、提升企业活力和竞争力，为扩大有效市场规模容量、提升市场运行效率和培育壮大市场主体创造有利条件，助力深化产业协作。
在部署区域战略时强调发展海洋经济和湾区经济，一个重要原因是，海洋经济、湾区经济一头连着国际需求，一头牵着国内市场，一头是对外开放，一头是深化改革，因此也是推进海陆统筹，推动对外开放和深化改革相互促进，深化东、中、西、东北地区产业协作的重要抓手。以海洋经济为例。发展海洋经济，需要数字技术的支撑，如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对海洋资源进行更加精确的监测和管理，通过物联网技术能够实现海洋设备的互联互通，等等。发展海洋经济，还与制造业紧密相关，海洋工程装备和高技术船舶是海洋装备产业链的核心环节。这些数字技术、制造技术，广泛分布在东、中、西、东北各个地区。通过发展海洋经济，可以起到牵引带动作用，拉动东、中、西、东北地区产业的协作与发展，形成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引擎”。（本报记者 郝思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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