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洛斯·德鲁蒙德·德·安德拉德（Carlos Drummond de Andrade，1902－1987），巴西现代诗人、小说家。因诗歌触角常常伸向社会的黑暗和小人物，因此赢得了“公众诗人”的称号，是巴西最受民众敬爱的诗人，著有诗集《心灵的沼泽》《世界的感情》《诗集》《人民的玫瑰》《直到现在的诗歌》《明晰的谜》《露天里的农夫》《在野外过的生活》《事件的教训》等。此外，他还是短篇小说集《米纳斯的忏悔》《在岛上散步》和诗歌散文合集《何塞及其他》等作品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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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胡续冬接受南都访谈
南都：里约奥运会的开幕式让广大中国读者第一次知道卡洛斯·德鲁蒙特·德·安德拉德。当时，您翻译的《花与恶心》在网上引起很大反响，可以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吗？
胡续冬：卡洛斯·德鲁蒙特在中国的接受度比较低，我很早之前译过他的诗。里约奥运会开幕式朗诵的《花与恶心》，我一听非常熟悉，想起曾经译过，就把译文找出来贴在朋友圈。后来非常惊讶，开幕式还没结束，不少公众号已经把我的译诗拿去用了。
接下来不断有媒体朋友打电话过来，问我能否授权译文，或以这首诗为切入点讲点什么。卡洛斯·德鲁蒙特在巴西是非常重要的诗人，突然以这样一起公众性的直播事件为助推被全世界知道，大家都很惊讶。
南都：您第一次知道卡洛斯·德鲁蒙特·德·安德拉德是什么时候？
胡续冬：在去巴西做访问教师前，我已经读过卡洛斯·德鲁蒙特的诗，但印象不深。那是巴西大使馆印刷的巴西诗歌选集，由赵德明老先生翻译。后来我在巴西教书时发现公众建筑的户外招贴或其它非纯文学的媒介引用的诗下面经常标注同一个名字———卡洛斯·德鲁蒙特·德·安德拉德，这引起了我的注意。
后来我去巴西利亚大学的图书馆找他的作品，找到美国诗人伊丽莎白·毕晓普翻译的《巴西20世纪诗选》，毕晓普在前言里对卡洛斯·德鲁蒙推崇备至。读完卡洛斯·德鲁蒙特第一首诗，我便喜欢上了，冷峭、讥诮，将市井的东西做机智处理，具有强烈的反讽张力，符合我的口味。后来因为“存活”的需要，我自学了葡语。学一种语言最好的方式就是翻译诗，实际上《花与恶心》这本选集最早的一部分翻译早在2004年初学葡语的时候已经完成。
南都：翻译卡洛斯·德鲁蒙特·德·安德拉德，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胡续冬：卡洛斯·德鲁蒙特的诗表面看似简单，其实很难翻。难在哪呢？卡洛斯·德鲁蒙特的出生地是巴西内陆米纳斯吉拉斯州的一个镇，叫伊塔比拉。早期的两本诗集里有很浓重的米纳斯地方经验，俚语、方言比较多。另外一个难度在于诗里裹挟着一些特殊时段、富有地方性的具体事物，你很难在汉语里找到对应物。
南都：书名《花与恶心：安德拉德诗选》将“花”与“恶心”两种相反的事物并置在一起，是否暗示安德拉德的某种写作风格？
胡续冬：卡洛斯·德鲁蒙特早年诗歌有较强的反讽张力，将意向度差别大的东西并置一起，或者表面上书写一个项目，其实建构反向的阅读方案，他有意避免单向度处理简单的抒情话题。《花与恶心》体现出来的矛盾感或者张力，从词形或语言层面形成互为依托的关系。《花与恶心》写于1945年左右，当时巴西初步工业化，弊端很多。花与恶心的并置，一方面体现了卡洛斯·德鲁蒙特把各种对抗的东西找到富有张力的处理方式，另一方面也有将这些东西互相依存、互相转换的策略。
南都：卡洛斯·德鲁蒙特·德·安德拉德一生都是公职人员，同时不间断地写诗，他如何平衡公务员和诗人两者的身份？
胡续冬：可能很多人对诗人有过多模式化的幻想，认为他们一定反抗刻板的生活，一定诅咒循规蹈矩的日子，认为所有诗人都该是兰波或波德莱尔的形象。但其实很多诗人过着一种非常安稳，甚至可以说乏味的生活，比如佩索阿、史蒂文斯……我觉得没有必要在诗人的职业生涯和写作之间寻找对应关系。不过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卡洛斯·德鲁蒙特既作为公职人员也作为诗人的生活方式，更加强化了他面具化生活的心理。
南都：你曾在巴西任教多年，据你的观察，巴西人民怎么看卡洛斯·德鲁蒙特·德·安德拉德？
胡续冬：卡洛斯·德鲁蒙特被认为是再造国民情感的诗人，他对底层经验的洞悉能力和情感复杂向度的把握能力，让巴西人民感同身受。我在巴西教书时经常发现学生能完整背诵卡洛斯·德鲁蒙特的诗，好多并非文学科班出生，说明巴西人民对这位诗人的认可度非常高。许多地方都能发现卡洛斯·德鲁蒙特的雕像，比如在里约热内卢最漂亮的科帕卡巴纳海滩上，最好的位置就放着卡洛斯·德鲁蒙特的青铜雕像，一把长椅上坐着卡洛斯·德鲁蒙特，戴个眼镜。这副眼镜经常被偷，最后万不得已装了摄像头——可见卡洛斯·德鲁蒙特在巴西受欢迎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