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耶斯洛夫斯基:必须去审视你自己的生活

文摘   2024-10-14 00:07   江苏  

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1941年6月27日一1996年3月13日),出生于波兰华沙,波兰导演、编剧,毕业于洛兹电影学院。

燃读
电影学校
(节选)

文|基耶斯洛夫斯基
译|施丽华、王立非
……
安德烈·塔科夫斯基是近几年最伟大的导演之一,跟许多伟大的导演一样,他已死了。就是说,他们大多数已经死了,或不再拍电影了,或在这条路上他们已经不可回头地失去了一些东西,一些个人的想像力、智力或叙述故事的方式。塔科夫斯基当然是没有失去这些的一个,遗憾的是,他死了,大概因为他不能再活下去了。通常人们就是这样死的,癌症也好、心脏病也好、摔到车轮子下面也好,经常人们的死就是因为他们没法继续活下去了。
在一些采访中,他们经常问我哪些导演对我的影响最大,因各种原因我回答不来,大概太多了,没有一个逻辑模式。报纸采访时我经常说是莎士比亚、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他们感到很奇怪,就问我这些人是导演吗?“不是,”我说,“他们是作家。”但这似乎比电影更重要。
事实是我看了太多电影——特别是在电影学校时——有很多我都喜欢。能说那是影响吗?我想到目前为止,除了一些特殊情况,我看电影一直是把自己当作观众的一员,而不是导演,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看问题的方式。当然,如果有人向我征求意见之类时我会以一种职业的眼光来看。我会尝试用职业的眼光去分析一部电影。但如果我去电影院——这种事情很少——我会尽力跟观众一样看,也就是说,我会尽量让自己被感动,而且如果有可能的话,让自己屈服于银幕的魅力,相信别人在讲的故事,但这很难说是影响。
基本上,我看电影时对好的、喜欢的电影分析得要比对不喜欢的电影少。差的电影很难说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影响我们的是优秀的电影。我尽量以它们的制作精神来观赏优秀电影——或者说确实看了。我不想对它们进行分析。在学校时我也是这样,我看了100遍的《公民凯恩》。如果你坚持,我可以坐下来画或描写其中一些独立的镜头,但这对我来说不是最重要的。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我参与了这部电影,体验了这部电影。
我也不觉得盗用有什么不可以。如果前面有人走过一条路而且证明是对的,你就不得不立刻盗用它。如果从优秀电影中盗用了一些东西,如果这些东西到后来成为我电影世界的一部分,那我盗用时就不会觉得不安。这经常发生在我完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可那不意味着我没做--它确实发生了,但没有经过计划和预先盘算,这不是直接剽窃。换句话说,电影根本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早上起床、去工作或者不去工作、睡觉、做爱、憎恨、看电影、与朋友或家人交谈、体验孩子们的或孩子们的朋友的问题,这些在电影中都能找到,它一直在某个地方和我们共处,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内心的一部分。跟那些生活中实际发生的事情一样,它们一直和我们相伴。我觉得它们除了是虚构的以外和现实生活中的事情没什么两样,但这并不重要,它们一直和我们相伴,我从电影场景或问题的解决办法中盗用了一些镜头,就像我盗用故事而到后来我甚至记不得从哪儿盗用的一样。

“我是个十足的白痴……很幼稚,也不是很聪明。”
我不断劝告那些跟我学编剧和导演的年轻人,必须去审视他们自己的生活。不为写书或剧本,而是为他们自己。我常对他们说,试着想想你的生活中发生了些什么重要的事情使得你会坐在这里,在这张椅子上,在今天,在这么多人中间,发生了什么?到底是什么把你带到这里来?你必须知道这些。这是起点。
如果你自己不工作,几年的时间就被浪费掉了,凭直觉你会感觉到或理解一些事情,其结果是任意的,你只有在做完这个工作后才能在事件和影响中看到一定的规律。
我试图领悟是什么把我带到了人生的这个点上,因为没有这种真诚彻底及无情的分析,就没有故事可讲。如果你不懂自己的生活,那我想你也不会明白故事中那些人物的生活,不会明白别人的生活。哲学家知道这点,社会工作者知道这点,而艺术家——至少那些讲故事的艺术家——也应该知道这点。虽然我认为作曲家也应该知道这点,但也许音乐家不需要这样的分析吧,画家可能也不太需要,但对那些讲述人生故事的人来说是绝对必要的——对于生活的真实理解。我所说的真实不是那种可以与任何人分享的一种公众的理解,它不是用来销售的。实际上,你永远不能在我的电影中发现它。你可以很容易地发现一些东西,但你永远不会明白我的电影和故事对我意味着什么以及为什么会这样,你永远找不到答案。我知道这个,这种知识仅仅是属于我的。
我很害怕那些想要教我点什么东西的人,或那些试图给我或别人指明目标的人。我认为如果自己找不到目标,那别人是不可能给你寻找到目标的。我莫名其妙地害怕那些人,这也是我害怕精神分析家和心理疗法学家的原因。当然他们经常会说,我们不给你指出目标,我们帮助你发现目标。我知道所有这些道理。遗憾的是,那只是理论,而在实践中他们又向你指出来了。我认识许多事后感觉很不错的人们,我也认识一些感觉非常糟糕的人,他们认为今天感觉好的那些人到明天就不会再感觉那么好了。
我不赶这种时髦。跑去接受心理治疗专家的各种不同的集体或个人疗法,或从精神病专家那里寻求帮助。这些是很流行的,我知道很多人都这么做。可我怕这些,就是怕这些。我对这些精神治疗家的恐惧就像对政治家、牧师和老师的恐惧一样。我害怕所有那些向你指路的人、那些知道一切的人,因为真的--我深深相信这点,我坚决相信这点——没有人真的知道一切,除一个别例外,不幸的是,这些人的行为常以悲剧告终——像二战之类的东西。我确信斯大林和希特勒知道他们自己想干什么,他们知道得很清楚。但事情就那样,那就是荒谬主义,那就叫作知道。那是种绝对知道的感觉。下一分钟,军队出现了。那些事情常以一种方式告终。
我上了一所优秀的电影学校,1968年从那里毕业。这所学校过去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及一些明智的老师,但随后就被当局摧毁了。他们开始时把一些教师赶出去,就因为他们是犹太人。最后,这所学校所享有的自由被剥夺了。就这样,他们把它摧毁了。
他们试图掩盖他们冠冕堂皇施行的审查制度。例如,有一段时期、些年轻人想在学校中掌权,他们是所谓的实验电影倡导者。也就是说,他们在电影中剪了一些洞,或连续几小时在角落里开着摄影机,把结果拍摄下来,或在电影中乱涂乱画等。如果一种运动能摧毁另一种运动,极权主义者通常就会支持这种运动,而那次运动是有能力摧毁学校的另一种运动的。后者建立的基础是我们想知道世界发生了什么、人们是怎么生活的、人们为什么不能生活得比现在更好、为什么人们的生活不像纸上描写的那么容易。我们制作的都是这些电影。
当局本来可以把学校关掉的,但那看起来不太好。人们会说当局在破坏艺术自由,于是他们采取了更微妙的行动,当局给了那些宣称在制作艺术电影的人一些保留的权利:“拍摄人们及他们的生活条件没有什么意义,我们应该拍艺术电影,尤其是实验电影。”
我记得1981年和阿涅兹卡·霍兰一起回学校,当时那些年轻人还在。他们由我先前的一位同事领导,这位同事疯狂地想当校长,花费了大部分的时间在带子上剪洞,白色的洞,那时的屏幕是黑色的,因此时不时地有大大小小的白洞在屏幕的各处闪烁,而且有音乐伴奏。我不倡导这种电影,也不掩饰它们刺激我这个事实。但这不是关键,因为有些人确实喜欢那种电影,因此洞还是要剪的,以便迎合这些人。只要这些洞洞没有毁坏别的东西,我也绝对没有什么可反对的。
……
  • 节选自《基耶斯洛夫斯基谈基耶斯洛夫斯基》, (英)达纽西亚·斯多克 编,译者: 施丽华 / 王立非,文汇出版社,2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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