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这种封闭状态下的文化自信与文化优越感，使中国的皇帝到臣民，都对外部世界的知识极度缺乏，由此造成的文化误判与战略误判，又进一步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选自《从两百年看四十年：中国人如何重建文化自信》一文，原载“萧功秦论评”
本文转自公号理想国读书
这里可以讲一件当今绝大多数中国人很少知道，但却极为重要，极具思想启示的史实。
1860年秋，英法联军从天津打到北京附近，并在通州与大清钦差大臣进行谈判，双方本来已经谈妥，英法联军一万八千人的大军将驻留于通州附近，不再进入北京城，只由联军代表进入北京，并在京城内与清廷正式签订《天津条约》及其附款后，离京经天津回国。
然而，在通州谈判中，英法联军谈判代表巴夏礼提出，要求按国际礼法，由联军总司令额尔金觐见咸丰皇帝，并当面交换国书，此外，还提出由英法联军中的1000名身穿猩红色礼服的仪仗队（其中还包括背着硕大铜喇叭与军鼓的乐队），随同英法联军代表入城，参加签约仪式。
英法联军为什么提出这样的要求？他们是想以这一举动，以 “威斯特伐里亚体系”的国际秩序，来挑战中国的“天下秩序”。他们要向中国京城百姓展示，堂堂欧洲大邦，决非中国人心目中的“蛮夷”，以此来宣扬胜利者的国威。
根据英法联军当事人后来出版的回忆录，法国人与英国人在这个问题的细节上还是有分歧的，法国人认为，派100名或150名仪仗队入城足矣。但英国人坚持要派1000人。在英国人看来，非如此，不足以让中国皇帝与皇城的老百姓留下令人震憾的深刻印象。最后还是由英国方面说了算，因为联军总指挥是英国的前加拿大总督额尔金伯爵。钦差大臣怡亲王立即把洋人的要求转呈皇帝。
洋夷居然不行三九大礼，而只行洋夷之间通行的觐见礼！这被咸丰皇帝视为是奇耻大辱，而洋兵千人入京的要求，则立即被咸丰皇帝理解为这是洋人要重演当年项羽杀刘邦的“鸿门宴”故伎，他斥责谈判大臣，怒称“尔等怎么连洋人这种三十六计的鬼计都还看不明白？”
这位29岁的盛年皇帝，在暴怒之下，于1860年9月14日，向怡亲王下旨逮捕英法方面的全部谈判人员，9月18日，英法谈判代表与卫士共39人成为清廷的人质。
为了要回人质，暴怒的额尔金扬言威胁：三天内，如果负责交涉的恭亲王不交出全部人质，立即攻城，并将把整个攻下的北京城用一把火烧掉。三天到时，千钧一发之际，恭亲王派人把巴夏礼在狱中写的信送到了额尔金手中，巴夏礼在信中说，恭亲王是明白人，要额尔金冷静。这才使额尔金没有立即攻城并放火烧北京。
此后，咸丰终于同意放回人质，然而，此后不多久，恭亲王从热河行宫的太监得知，皇帝又改变了主意，还是决定下圣旨要杀掉所有的人质。恭亲王决定提前放人。在正式圣旨到达前的一小时，恭亲王把狱中所有还活着的人质，与盛放已死人质遗体的棺柩，全部移交给英法联军，这才避免了北京全城被焚的浩劫。
39个人质的命运如下：其中有2人被捕后当场被清军将领胜保斩首示众，18人在以后一个月里死于狱中。清廷被迫交还了另外19个人质，都在大狱中受到残酷虐待，有的伤口上还生满了蛆，有的还发了终生精神病。（关于这一人质事件的史料的出处，可参阅蒋廷黻编《近代中国外交史料辑要》270-273页、以及《圆明园丛书》内的巴夏礼、额尔金与英法联军当事人等多种回忆录。）
为了实行报复，英法联军决定在咸丰居住的皇宫与圆明园两者中，烧掉其中一个。用《额尔金日记》中的话来说，他的这个决定是“对中国皇帝个人进行的惩罚”。“让皇帝因失去心爱的住所而感到痛苦。”
额尔金之所以没有选择烧皇宫，他认为当时皇宫里还住着恭亲王，烧了皇宫，就找不到与中国进行谈判的代表了。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的故宫才得以幸免于难。
英军最后选择了火烧圆明园。远在北京城，人们都可以看到从圆明园发出的如黑色斗蓬般的巨大浓烟。（顺便一提的是，法国人对此表示反对，法军也没有参加这一行动），从此以后，“火烧圆明园事件”也成为中国人百年悲情的历史符号。
这确实是一场残暴的悲剧性的文明冲突，以强凌弱的英法联军侵入中国，并在中国火烧圆明园，这些侵略的暴行，是我们世代永远不会忘记的。
但我们也可以从这一文明冲突事件的恶性互动中看到，沉醉于天下自我中心这个梦幻中的大清皇帝，对外部世界，对于国际观念，对于欧洲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体系”，完全一无所知，他之所以下旨斩杀人质，也是因为，在大清皇帝的天下观念中，犯上作乱的夷狄，是可以当作不开化的土匪，予以任意处置的。正如此前把“化外”“夷狄”，押到午门前来斩首一样。
咸丰皇帝想像中的“鸿门宴”的文化误判，与斩杀英法人质事件，是刺激1860年事态不断恶化的内部原因之一。这也是人类历史上决策者固化的传统观念，如何影响其决策的典型例子。绝大部分中国人都知道“火烧圆明园”事件，却至今很少有人知道这件事情的具体原委。事实上，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提供真实的教训。
这里附带补充一下，英法联军方面提出这个千人入京的要求，也是在根本不了解在特定的文化条件下，处于长期封闭环境中的中国皇帝的心理承受力。
英法各国在此事件以后十几年，直到1872年同治皇帝大婚以前，都再也没有重提要求以“国际礼”觐见中国皇帝的要求。
事实上，逃到热河的咸丰皇帝，在英法联军撤出北京后，仍然迟迟不肯回北京，他对北京恭亲王提出的解释是，他担心联军又会从天津杀个“回马枪”，再杀回北京，并要求按欧洲礼觐见他（在他看来，这就是对他的羞辱）。
由于他迟迟不回，几个月以后死于热河，才让慈禧有机会在热河发动政变，成了统治中国长达54年的女主。统治者的念念不忘的三九大礼，居然改变了整个中国后来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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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如火，传播真相者如普罗米修斯。陈徒手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地在档案中挖掘真相，目的是“记录40年代末之后知识分子的几声长长叹息”，把历史的灰暗面平铺给人看。
陈徒手说，“知识分子有个天职，就是说话，不论用嘴还是用笔。若一声不吭，是失职；若作假，是渎职。”
知识分子的脊梁是如何一步一步弯曲的？“思想改造”、“洗澡”这些消失于教科书，只会偶尔散落在网络世界隐秘角落的陌生词汇，究竟意味着什么？知识分子又如何看待“今日之我”与“昨日之过”？
回答这些问题，在今天，仍有意义……
为此，我们诚荐陈徒手先生作品《故国人民有所思》和《人有病，天知否》。这是两部深入解读“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著作，运用了海量有据可查的档案资料，实在不可多得。
陈徒手先生根据几十年积累的资料所写出来的著作，其实还有好几本，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目前能出版的就这两本，而且《人有病，天知否》还颇多波折，属于“漏网之鱼”，最终能与读者见面，实属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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