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报：您曾提出，要在民族史研究中更充分地重视出于研究对象自身的主体叙事和主体意识。在这一研究领域越来越受到关注的今天，为什么您觉得还需要特别强调这个看法？姚大力：这也许是当代的民族史叙事之区别于有关民族史的中国传统叙事模式的最重要特征之一。汉语文献对中国民族史的记载有很久远的历史传统。这一传统的叙事模式，在《史记》时代从更早先的神话叙事转变为成熟的“行纪-传译体”叙事，并由此一直沿用到晚清。《通典》把这一类记载归入“边防门”。清代的四库馆臣批评说，其中很多部族、人群或国家“既不临边，亦无事于防”，“边防”之名殊多不妥。所以《古今图书集成》改以“边裔典”称之。清末同光年间在边疆危机刺激下兴起的“边疆舆地之学”，代表了中国民族史叙事从它的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转变的过渡阶段。而这个学派的殿军洪钧，在以下两层意义上，成为上述叙事模式转变的标志性人物：他第一次向中国学术界揭示出非汉语的民族史料和域外史料对本领域研究的极端重要性，从而给基本上依靠汉文资料进行考察与讨论的传统局面带来极大的冲击；另一方面，他本人还没有直接运用民族及域外语文资料的能力，所以还只能拐一个弯，通过请人翻译俄、英、德文的第二手著述，间接借用欧洲东方学对各种非汉语文献的释读，来从事与传统汉文资料作对照比勘、互证互补的工作。
不能把洪钧的贡献，看作仅仅是将民族史的史料范围扩大到汉语之外其它语文的文献而已。它反映的，实际就是现代民族学高度重视被考察的边缘人群之主体叙事和主体意识的学术取向。正是由于这一点，民族学才会强调长期的、持续的田野工作，强调参与其中的观察，强调沉浸到研究对象的文化和日常生活里去，强调用被考察者自身的视角和情感去释读那个部落、人群或社会。显而易见，民族史研究无法直接借用民族学的种种基本方法，因为民族史研究者根本没有可能从事针对过去的田野工作，根本无法亲身参与、更不用说无法沉浸到研究对象的文化和日常生活之中去。尽管如此，民族史研究者还是可以从民族学的上述学术取向中获得非常重大的借鉴和启发。在这里，我想举一个自己处理过的例子来说明问题。我们都知道，努尔哈赤出于“建州女真”部。因为明代文献和李氏朝鲜王朝的汉文记载都这样指称他。他们自己当然也知道明人和朝鲜人都这样称呼他们。那么，被我们称为“建州女真”的这个部落，是否有一个出于他们自己的自称呢？建州女真以外的其它女真语部落都有这样的自称。如乌拉、辉发、叶赫、瑚尔哈、哈达等等。所以建州女真应该也有属于他们的自我指称。然则这个自称是否已从文字记录里完全消失了呢？
属于他们自己的早期历史记载叫《满洲实录》，它是经过删改的《满文老档》汉译本；而《满文老档》又是对更原始的满文“旧满洲档”的删改文本。这种最原始的满文档案被塞在故宫大内档案库的几个大口袋里，于1930年代被重新发现，后来运至台湾，到1970年代中叶才开始有学者对它们作释读研究。
旧档的写作年代，有些属于努尔哈赤时期。它们往往书写在明政府公文纸的背面，尚未经过纸张供应充裕的皇太极时期重新整理抄写，故可断定是当时的原件。就在这部份文书原件里，也出现了“满洲”一词。这个“满洲”究竟指的是谁呢？不可能是别人，只能是努尔哈赤本部！这就表明，“满洲”并不像我们一直以为的那样，是皇太极时期发明的一个名称。它一向就是努儿哈赤所在部落的部名。不仅“建州”不是他们的自称，连“女真”一名，也不是他们原初就知道的！这些被明朝人和李氏朝鲜人、因而也被今天的我们称作“女真”的人们，最初把自己叫Jushan（“诸申”），明朝人把这个名称汉译为“朱先”。
如果说，明人和朝鲜人是凭藉着数百年连续不断的文字记载，才得以把辽东边外的女真语各部看作金元女真人的后代，那么这个部落群体内部并不存在类似的知识传承与历史记忆，可以使他们把自己和金元时代的女真人联系在一起。满语中的“女真”一词写作jioji，完全是汉语“女直”一名的音译，是一个源于汉语的外来词。
因此，真实的情况是，恰恰就在努尔哈赤与明朝和朝鲜有了更多接触后，才通过他们知道了金元女真人及其曾经创造过的辉煌历史。为了在由明、朝鲜、辽东边外女真语各部以及蒙古等势力集团构成的东北亚国际斗争环境中增强自己的政治合法性，努尔哈赤立即把新获得的知识变成了一项珍贵的历史资源加以利用。为全面接续金王朝的统绪，他把新成立的政权称为“金”，没有像突厥、蒙古人那样把原属统治部落的名号变成全体部众的共同族名，而是把诸申追溯为金元女真的后代。“满洲”的部名于是也就不可避免地被他的这些措施淡化了。如果努尔哈赤的上述政治-文化策略没有在皇太极时被终止，那么17、18世纪的中国所见证的，也许就不是一个叫做“满洲”的民族的诞生，而是古老女真民族的复兴了。那么皇太极又为什么会断然否认自己与金代女真之间的直接继承关系呢？因为他变成了漠南蒙古人的汗，所以他不愿意再把自己看作是曾被蒙古人灭国的女真人的后代。因此，努尔哈赤选择的“金”的国号，在这时被“大清”所更替。也就是说，“满洲”并不是皇太极的发明，但确实被他重新发掘出来，用以取代正在变成“女真”同义词的“诸申”。
由上例可见，对被研究者主体叙事和主体意识的重视与发掘，有助于将过去被我们长期忽略的某些历史变迁层面重新揭示出来，为民族史叙事提供更丰富多彩的内容。比如在重视中央王朝治边策略及其实践过程的同时，也更多地关注边陲社会自身状况的变迁；在了解汉－少数民族关系史的原有认识基础上，进一步探明互动背景下以相关族群为主体的叙事；在留意于政治史、军事史层面的同时加强对族群内部经济、文化和人地关系的考察；在依靠汉语文献同时也花力气去开展田野调查，开展民族语文资料和口头传说的收集与解读，并把对民族语文资料的文献学解读与边疆史地的宏观叙事更密切、更有机地融合为一体。读书报：您所说的从民族学引入到民族史研究中来的这一新取向，对该领域之外更广泛意义上的历史学思考来说，是否也有启发呢？姚大力：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强调尽可能基于研究对象自身的感知去了解、认识他们以及他们生存于其间的世界，实际上是历史学的根本性格所规定的。人们曾天真地以为，历史学可以客观地还原或再现“真实地发生过的往事”。但是进一步的历史哲学分析却使他们失望地发现，历史学家讲述的其实只是“我们以为发生过的事情”。于是就有人从这一极端跳跃到另一个极端，如同柯林伍德批评过的，主张仅凭“同情的洞见”或“想象的理解”，将历史过程纯粹主观地封闭在“思想家的心灵之内”。针对德国人与法国人所持的这两种相反立场，美国的中亚史专家弗莱尔（R. N. Fryer）评论道，或许还是“东方”人说得更贴切：历史就是“人们认为往事曾应当如何发生”。不知道他说的“东方”所指何谓。但此处的“人们”显然是有区别于“我们”的一个概念，我以为它首先应当指曾亲身参与及经历过那些往事的人们。这就是说，我们只有透过最详尽真切地去感悟亲历者们“认为往事应当如何发生”这一环节，才有可能使“我们以为发生过的事情”最大程度地接近“真实地发生过的往事”。这里有两点需要提出来略加分疏。如果说历史研究真应该“还原”什么，那它首先要还原的，就应该是活动在那个时代的各人群或个人存留在历史文本及其他形式记忆之中的对那个时代的切身感知。有一位我很敬重的作家说过，要力求对自己所描述的对象有一种“如肌肤触碰般”的踏实具体的了解。
历史学家怎样才能“如肌肤触碰般”地感受他要加以讨论的那个时代，以至于闭起双眼就好像能够看见它呢？当然最重要的是靠阅读亲历者们讲述“往事曾应当如何发生”的各种纪录。不避繁琐地检阅所有最细小的情节或信息，远远不止是为著书立说寻找某些具体证据或反证的需要，更根本的，还是为了从海量的叙事中寻获对于过去的身临其境般的感受。这是只知道一门心思地利用电脑检索软件的人敲一辈子键盘也敲不出来的。对每一件细琐的史料都用足工夫后，还要能从中跳出来。无论是在各有专长或各有不同聚焦点的历史学家们之间，乃至在具有不同类型与性质的知识需求的专家与一般阅读者之间，他们的相互理解与交流大多不会发生在非常微观的细节层面上。因此细部研究又必须被还原到有关那个特定时代的精神气质、人类生存环境，以及当时人如何感受其生存环境的宏观历史图景之中去，从而使这幅宏观图景变得比原先更丰富、更立体、更多样化、更准确可凭。真正出色的微观研究非但不能回避对宏观图景的应有关怀，而且恰恰就是宏观描述所必须依赖、不可或缺的。
所以，民族史领域内的这种学术新取向，也是完全符合历史学本身的学科逻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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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教育史上，曾有过这样一个奇迹：
学校没有一座高楼，却大师云集，人才辈出。
明明是“最穷大学”，却被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与哈佛、剑桥、耶鲁齐名而毫无愧色。
林语堂评价它：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
杨振宁说：它是他中国最好的大学。
后世人赞它：“讲台上，人人是大师，讲台下，则是未来的大师”。
相信不少读者已经猜到了，它就是中国历史上“最群星闪耀”的大学——
西南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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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它存在短短8年时间里，诞生了：
2位诺奖得主，4位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8位“两弹一星”元勋，170多位院士……
以及上百位霸占历史、文学、外语的人文大师。
惊人教学成果的背后，离不开它豪华的师资力量。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说过，“真正的好大学，不在有大楼，而在有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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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泰斗许渊冲老先生回忆说：
那时国文课真是精彩，中国文学系的教授，每人授课两个星期：闻一多讲《诗经》，陈梦家讲《论语》，许骏斋讲《左传》，刘文典讲《文选》，唐兰讲《史通》，罗庸讲唐诗，浦江清讲宋词……
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年轻学子们还能津津有味地听课、读书，可见大师们的授课内容有多精彩绝伦、妙语连珠。
如果你也梦想一睹朱自清、闻一多、钱穆、雷海宗等清华北大的教授风采；
亲身感受属于汪曾祺、许渊冲、杨振宁等泰斗级学霸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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