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皆知，邓公的一生历经了“三落三起”的传奇历程。
尤其在1976年4月，他再度遭到“四人帮”的诬陷，不幸第三次被免职并受到批判。
这段时期，对于邓公而言，无疑是一段艰难岁月。然而，随着“四人帮”被彻底粉碎，众多老同志纷纷提议让邓公重新复出。
然而，就在这一关键时刻，汪东兴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甚至坚决反对此事。
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陈云同志率先发言，力荐邓公尽快重返工作岗位。紧接着，王震将军也表示了赞同。
陈云和王震的提议迅速得到了与会者的广泛认可和支持。
相比之下，汪东兴的反对声音显得尤为突兀和不合时宜。
最终，在同年7月，邓公得以恢复工作。那么，汪东兴为何会反对邓公的复出呢？
这并非出于个人恩怨，而是基于他对某些情况的片面理解。
汪东兴认为，邓公是伟人晚年撤职的，如果让他复出，可能会损害伟人的权威。
然而，他却忽略了几个关键事实。
首先，邓公之所以被撤职，完全是因为“四人帮”的恶意迫害。
其次，即便在被撤职后，伟人依然坚持保留他的党籍，这足以证明伟人对邓公的认可和信任。
汪东兴对邓公复出的盲目反对，实际上暴露了他对客观情况的片面认知和观察不足。
而在后来的工作中，汪东兴又犯下了类似的错误。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邓公和陈云与中纪委常委们进行了深入交谈，大家一致认为应该解放思想，尽快澄清党的历史遗留问题。
邓公特别强调了少奇同志当年被“打倒”一案的不合法性，并指示成立调查组进行复核和调查。
经过仔细查证，调查组发现少奇同志之前被指控的问题存在明显不实之处，强加给他的罪名更是毫无根据。
然而，在为少奇同志平反的过程中，却有人提出了“两个凡是”的论调，试图阻挠平反工作的进行。
汪东兴正是这一论调的支持者之一，他不仅反对为少奇同志平反，还反对为彭真、薄等老同志平反。
在1979年的组织会议上，汪东兴再次发言反对为少奇同志平反，并质问：“要是将来出了问题，谁能负责？”
面对汪东兴的质疑，邓公毫不犹豫地回答道：“由我来负责！”
这一问一答之间，邓公的担当精神和责任感令全场肃然起敬。
邓公的坚定态度让汪东兴无言以对。
在随后的会议中，陈云同志对汪东兴提出了批评，认为他已经不适合继续担任领导职务。
1980年2月的“五中全会”上，汪东兴主动辞去了领导职务，从此过上了低调的退休生活。
2015年8月21日，享年100岁的汪东兴因病逝世。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发现，邓公的复出和平反工作经历了不少波折和阻力。
然而，正是凭借他的坚定信念和勇敢担当，以及众多老同志的支持和努力，才最终推动了党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
而汪东兴的反对声音，虽然一度给平反工作带来了困扰，但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党内对于历史遗留问题的复杂态度和认知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