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桓大司马
知识分子的优点与缺点，值得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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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维尔批判的是哪种知识分子
托马斯·索维尔的大作《知识分子与社会》对知识人启发良多，但也有一些缺憾。
想要力挽狂澜的托马斯·索维尔
他书中“知识分子”的概念其实与大众心目中的有些不同，细究起来有点像古代的巫师或者神职人员。因而，对于知识分子的反思，可以从反思巫师的角度获得若干新解。
索维尔论述的“知识分子”，是指那些“理念的处理者”，而不是所有的专业人士。
比如医生、工程师在大众印象中肯定是知识分子，但因为其工作仅限于专业领域，不太涉及生产社会理念和对社会理念进行评判，所以不是索维尔论述的“知识分子”。
索维尔所指的是塑造社会理念的那些人。他认为，这些人一部分具有某一类专业知识，但喜欢在专业领域之外的社会理念方面发言；另一部分学的就是怎样影响甚至操弄社会理念，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方面的知识了。
由于社会极其复杂，几十亿人每天会生产无数的新知识，要从总体上把握社会，前提是要掌握天量的社会知识，索维尔认为没有人能办到，所以上述这两种人无论哪一种，在社会理念方面的发言都是不专业的。
而且，这些人还会自我圣化，其中许多会认为自己拥戴的理念正确之至，只要照做就能建成理想社会。
他们会觉得自己手握天道，是天道的化身，如果有人质疑，这些人即便拿不出够分量的反驳，也会指责对方道德败坏，把对分开除出“知识分子”团体，必欲除之而后快。
然后，这些对社会如此隔膜的人，居然极度“自信”或者“狂妄”地给社会诊脉、下药方，在索维尔看来既滑稽又危险。
总之，托马斯·索维尔旗帜鲜明地支持立足现实的经验主义方法论，反对理念先行、用理念来阉割现实理性主义方法论。
知识分子与萨满巫师
其实，以上这些特征，跟上古时代的巫师，或者历史宗教形成以后的神职人员颇有相似之处，两相对照看一看会很有意思。
古代的萨满巫师，虽然会兼职给人治病，但并不是以医生为主业，他们的主业是通过巫术仪式和致幻药与神沟通，了解神的喜好，对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作出指导，他们并不分为战争巫师、农业巫师、祛病巫师、长生巫师，而是一切全包。
后来的神职人员也差相仿佛，无论传教士、僧人还是儒生，一般也会兼职给人治病，但主业仍然是用神的旨意或者说宇宙规则（佛教之法、儒教之天理）。
到了宗教退潮的近代，他们就会变成哲学家，通过从所有社会知识中归纳出世界的本质，来指导社会的方方面面。
至于宗教精英们的宗教狂热，也是所在多有、史不绝书。上古的巫师会把敌对部落的贵族（一般身兼巫师）献祭，摧毁对方的宗教圣所（毁其社稷）。
进入中世纪以后，基督徒发动的十字军和穆斯林发动的圣战，印度各宗教的辩经（失败者要在改宗和自杀中间二选一），儒教的排佛和道教的灭佛，都是对本宗教的正确性极有信心，对敌对宗教必欲除之而后快。近现代哲学家的互相攻讦与此同理。
至于指导社会，宗教精英们也都非常有热情。上古巫师与神灵沟通多方面的事务，然后代言神意，全面管理社会，神权最终孵化为王权；历史宗教产生后，犹太律法和伊斯兰教法的建设，就是为了将神的旨意贯彻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理学家对社会各方面提出了非常细密的要求；印度教通过《摩奴法典》对社会进行全方位的规范。
近世以来，哲学家也纷纷希望用自己的哲学来指导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这样一个群体产生了什么？既有极度惨烈的宗教战争、令人发指的宗教迫害，也有政教和睦的风俗醇美、教义转捩的社会革新，庸俗点说效果有好有坏。
其实知识分子也一样，其中固然有那些不知所云乃至包藏祸心的纵横之士，但不也有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萨缪尔·亨廷顿、保罗·约翰逊等文明栋梁吗？
前年去世的保罗·约翰逊
堪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
托马斯·索维尔的大作，惩于美国严重左倾的现实，努力破除民众对一些浪得虚名甚至大诈似信、颠倒黑白的欧美“知识分子”的迷信，这方面成绩斐然，贡献巨大。
但另一方面，对于“知识分子”可以达到的思维深度和良知水平，信心有些太不足了。
如何鉴别知识分子的成色
对于“知识分子”的成色，我们结合对古代巫师的了解，可以有一些鉴别标准。
一是看是否有敬畏之心。
就如索维尔所言，人对社会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再厉害的知识分子亦然，对宇宙的了解就更有限了，即便科学昌明，科学理论之中仍然存在大量假设的成分，而且也还是在不断修正。
就古代宗教而言，凡是那些认为自己能够把神或者宇宙解析得明明白白、并且还要用来指引社会实践的流派，往往就会陷入狂热和狭隘，比如犹太和伊斯兰的律法主义、中国的程朱理学等等。就“知识分子”而言，自认为手握天道、绝对正确的那些，与此差相仿佛。
因为人类对社会和宇宙的了解不足，好的“知识分子”必须承认自己的理论体系有其边界，不能过于狂妄，不能认为自己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不能动不动就发表历史终结论，在宇宙面前应当保持谦卑的态度。
二是看敢不敢让人质疑。
真理越辩越明，“知识分子”的理论体系要是站得住脚，不怕跟人辩论；要是站不住脚，则可以在辩论中对自身的体系予以完善，不论哪种情况，敢于让人质疑、跟人辩论的“知识分子”，都是有前途的。
古代宗教也一样，凡是那些教义足够开放的宗教，或者某些宗教中教义比较开放的阶段，都是其健康发展的时代，对社会也会有很正面的反馈。
如果“知识分子”不允许别人质疑，在辩论中出盘外招，不是在学理上战胜对方，而不断攻击对方“是何居心”“屁股歪了”“**歧视”，那么其理论体系肯定也是站不住脚的。
主张“言论自由是种族主义的狗哨”
跟“是何居心”并无区别
三是看有没有身体力行。
如果“知识分子”的理论体系没太大问题，践行起来就会比较顺畅；如果有问题，那一定会在践行中反映出来，这个时候，他若是反思，则会承认其理论体系有问题；若是视而不见，甚至“理论与事实不合时，就修改事实”，则会被大众发现猫腻。
比这更等而下之的，是借拥护某种理念来获得社会资源，本身并不信奉，自然更加不敢实践。
回看古代宗教，《十日谈》里讽刺的那些对人要求极高、自己却道德败坏的腐败教士，佛寺里的酒肉和尚，我国历史上热衷于道德审判、自身却道德有亏的“假道学”，也都是教义不易践行，令人走向虚伪。
对“知识分子”也应该秉持这样的视角，看看他们有没有践行自己的理念，践行时是不是有问题，是否言行不一，以此来掂量他们及其理念的成色。
“知识分子”的理论体系通过这三重检验之后，就是站得住脚的理念，这个时候，敢于撼卫自己的理念，甚至不惜以身殉道的，就是高贵的知识分子，也就是我国古代所称的“圣贤”。
另外，索维尔的书中还存在一个“只缘身在此山中”的问题。
胡适说，西方所有的思想，无论是经验主义还是浪漫主义，都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古希腊的“理性思维”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早已浸入西方人的骨髓。所以，索维尔在反对理性主义时，实际上只是反对过度的理性主义，而不是反对理性本身，但是其表述容易让人误解。缺乏理性基础的经验主义，就像东方的一些学问一样，只是巫术而已。
具备理性思维的“知识分子”，即便不能学全天量的社会知识，但举一反三、融会贯通的能力还是有的，即使进入自己陌生的领域，理解能力和认知高度也会比一般人高出一筹。
只要扭转若干偏差，接受大众和其他知识分子的鞭策，知识分子仍然是人类文明的引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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