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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花欲燃吖
1926年，梁启超出现尿血的症状，他不顾朋友们的反对，毅然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并于3月16日切除了肾脏。可没想到，手术出了纰漏，好肾被割掉，只能靠一颗坏肾活着，可他却不许家人声张。
袁克定曾公开评价梁启超，称其“得渠一言，贤于十万毛瑟也”。梁实秋回忆听梁启超演讲时的感受：一个短小精悍的秃头顶宽下巴的人物，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光芒四射。并且开场白极为短暂，自负中也不失谦逊。
在梁启超成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导师之前，清华大学从体制上来讲还是作为留美预备学校设置的，比如梁启超的三位公子都是先后入清华，而后赴美留学。
所以那时候清华大学和北大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北大在校长蔡元培的积极倡导下，专心研究学问，创建了国学门，开创了在大学里设立专门的研究机构研究学问的先河。而清华在中华传统文化知识的传播方面就相对薄弱。
眼见着北大做学问做得如火如荼，清华大学也意识到应该对国学重视起来，并且着手筹备清华的国学研究院。
也就是这个契机，梁启超接到了清华的聘用书。因为梁启超和清华的渊源很深，他几乎毫不犹豫并十分欣喜地赴任，成为清华影响深远的四大导师之一。
另外三人，其中一个是王国维，虽百般犹豫和曲折，最后还是来到了清华校园，第三人本该是国学大师章太炎。
但是章太炎和梁启超的关系剑拔弩张，起因是康有为。章太炎多次发表反对清朝的言论，大家也知道绰号章疯子的章太炎，不仅毒舌而且出口很刻薄，他要是讨厌谁，一支笔写得你无地自容。
康有为就授意大弟子梁启超，不要发表章太炎的文章。
章太炎十分不悦，后来又因康有为常自比孔子，还认为自己的弟子们都超过了颜回、曾参，章太炎哪能放过讥讽他的机会，借着酒话说得很难听。
梁启超为了替老师出头，带着人去找章太炎要个说法，双方发生了一点冲突。
光梁启超一人也就罢了，先与梁启超接到聘书的王国维和章太炎也不太对付。
王国维是个老学究，倒不精于这种人际关系，主要是章太炎觉得甲骨文什么的都不一定是真的，很可能是人为造假。王国维可是因为殷商甲骨而闻名的。
章太炎一听说四个导师里有俩是讨厌的人，干脆说啥也不接受。
于是，这个导师的名头辗转落到了“汉语言学之父”赵元任的头上。
最后一个导师37岁的陈寅恪，至此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顶梁柱齐了。
四大导师为学问兢兢业业，鞠躬尽瘁，同时也为各行各业培养了许多优秀的人才。
梁启超在病重之前，还参加了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婚礼。
在婚礼上，他对有夫之妇的陆小曼和原本有妇之夫的徐志摩并没有给什么好脸色，席间还呵斥二人用情不专。徐志摩红着脸低声求梁启超：老师，给学生留点颜面吧。
可见梁启超为人之正。
1926年，梁启超因尿血久治不愈再次被送到医院。那时西医在中国还未落地生根，世人仍有诸多偏见。
梁启超觉得科学要进步，要接纳，要包容，不能一味地抵触外来事物。他不顾朋友们反对坚持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并在一个美国医生做助手的情况下，做了切割肾脏的手术。
然而，这场手术最终出了乌龙，好肾没了，梁启超却要靠着坏肾活着，病没治好，身体反而更加糟糕。
医院说检查的时候发现右肾有个黑点，怀疑是肿瘤所以切掉了，可事后发现尿血依然存在，而且的那个并不是恶性瘤，只是一个小肿块。至于尿血，医院定义为无缘由。梁启超毕竟是公众人物，这一下子将协和医院推上了风口浪尖。
徐志摩等人为梁启超出气，更是多次发文指责协和让梁启超“白丢了腰子”。
但梁启超却没有过多怪罪协和，反而出面替协和澄清，他说：“不要道歉，不要赔偿，出院后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其实比没做手术之前有好一点，我想要肯好好休息，也许就能康复。右肾到底该不该割掉，我们都是门外汉，无法判断。”
“那时候诊察确定矛盾在右肾，割掉也是没有问题，如今看右肾无罪，也许也只是它罪不至死，但也不至于说医生草菅人命。我希望社会不要借我的病，生出反动的怪论，阻碍中国医学进步。”
梁启超以极其包容的心态，宽宥了协和的这次医疗事故。只因为他认为医学也是科学的一种，人类文明进步就是在错误中不断成长和进步。西医这时还没落地生根，若借他病的契机，更加让人们反对和质疑西医，未必是好事。
梁启超格局之大，想得如此深远，令人敬佩，而这次“白丢腰子”的代价就是他的生命。
紧接着就是王国维的猝然跳湖，原本身体就不济的梁启超悲痛过度，彻底垮了，几次住进医院靠输血维持。
1929年1月梁启超在北京协和病逝，清华四大支柱两根已轰然倒塌，六个月后，清华国学研究院宣告解体。
本文素材来自纪念西南联大成立八十周年而出版的《南渡北归》一书，该书是一部全景展现20世纪中国学术大师命运变迁的史诗巨著。
看完这本书，仿佛陪着那些大师们走过了艰苦卓绝的一生，他们的名字不再是冷冰冰的文字，而是有血有肉的形象，每一页，每一个记录的文字都是他们跳动的脉搏，他们热血，他们勇敢，他们舍生忘死。
那段历史是悲怆的，他们的精神是令人敬仰的。
我最为触动的，是物理系教授赵忠尧和梁思成在日军的眼皮子底下偷运出的一坛镭。
“赵忠尧把盛装镭的铅筒放到一个咸菜坛子里，夹杂在逃难的人群中向长沙进发，为躲避日本军人与伪军的盘查，他绞尽脑汁，风餐露宿，昼伏夜行，几乎丢掉了所有的行李，只有手中的咸菜坛子与他形影不离，双手磨出了道道血痕。当破衣褴褛，蓬头垢面的赵忠尧拄着一根木棍，手提着咸菜坛子，晃晃悠悠来到临时大学办事处报到时，工作人员认为是一个乞丐未加理睬……赵忠尧一声低沉沙哑的梅校长，梅贻琦先是一惊，继而泪水涌出了眼眶。”
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跃然纸上，他们的伟大应该有人知道。
这本书引用了大量珍贵史料，照片，以及大量亲历者采访资料，很值得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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