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医保再次上涨，

村民直呼交不起

医保费年年涨，为何没有减轻病患家庭的医疗负担？

为何不能实行免费医疗？

第一、免费医疗国家财政难以承担

后语

农民医保费用竟暴涨 40 倍，究竟是何缘由？是通货膨胀作祟，还是医保商业化的影响？其涨幅已然超出农民的承受能力范围。

一、通货膨胀因素

新农合自 2003 年开始试点，至 2009 年在全国普及。在 2003 至 2006 年期间，个人最低缴纳费用仅为 10 元，随后在 2007 至 2010 年从 20 元逐步攀升至 60 元，自此之后费用便逐年递增，直至 2024 年涨至 400 元。短短二十年的时光，农民医保费用呈现出 40 倍的惊人涨幅。

那么，农民医保费用上涨的根源究竟在何处呢？首当其冲的便是通货膨胀。通俗来讲，即手中的纸币价值不断缩水。在此，不得不提及一个重要数据——M2，也就是经济学中所说的广义货币供应量，简单来说就是社会货币总量。鉴于一定时期内社会实物量相对有限，当 M2 数值越大时，单位货币的购买力便会越低。

回顾 2003 年，M2 总量为 22.12 万亿元，而到了 2023 年，M2 已然上升至 292.27 万亿元。在这短短的二十年里，M2 增长了 13.2 倍。尽管不能简单地将 M2 的增长等同于货币贬值，因为依据统计局 CPI 数据换算，近 20 年的增幅仅为 1.77 倍，这大致能够代表农村产品以及城市服务购买力的增长幅度。

然而，若从一线城市核心区域的房价视角来审视，情况则大不相同。北京海淀区在 2003 年的房价为 5000 元/平米，到 2023 年已飙升至 88819 元/平米，房价涨幅高达 17 倍；上海黄浦区 2003 年的房价是 8800 元，至 2023 年已达 144666 元/平米，涨幅为 16.4 倍；深圳福田区 2003 年房价是 5500 元，2023 年则为 106218 元，涨幅 19.3 倍；广州天河区 2003 年 3900 元，2023 年为 97939 元，涨幅 25 倍。这意味着若以房产购买力来衡量，2003 年的 1 万元，到 2023 年其购买力相当于 16 - 25 万元。

由此，我们能够得出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M2 所增加的货币供应量，大部分都流向了房产领域，尤其是一线城市的房产。相较于 M2 增幅的 13.2 倍，这些地区房产购买力的增幅最高可达 25 倍。而农村产品购买力的增幅仅为 1.77 倍，仅相当于 M2 增幅的 13%，与房产购买力增幅相比更是仅为 7%。

换言之，农村产品的购买力相对于 M2 已贬值至 13%，相对于房产购买力则贬值至 7%。形象地说，2003 年农民手中的 100 元，到 2023 年其社会购买力仅剩下 13 元，若用于在一线城市购房，购买力更是仅剩下 7 元，这便是农民手中纸币贬值的真实写照。

二、医保体系因素

依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3 年城镇非私营单位的年平均工资为 120698 元，城镇私营单位年平均工资则为 68340 元。按照 2023 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51821 元来推算，城镇居民的生活成本约为 42698 元，进而可算出城镇非私营单位居民可支配收入约为 78000 元，城镇私营单位居民可支配收入约为 25642 元。实际上，城镇私营单位居民中的大部分是由进城农民转化而来的新城镇居民，他们主要从事城市服务工作，其收入水平与 2023 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 21691 元较为接近，这便是将城镇居民医保与新农合并称为城乡居民医保的根源所在，因为城镇私营单位居民收入与农村居民收入呈现出趋同的态势。

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相较于 2003 年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 5006 元，2023 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至 78000 元，增幅高达 15.5 倍，已然跑赢 M2 增幅的 13.2 倍。然而，2023 年城镇私营单位居民可支配收入 25642 元以及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 21691 元，其增幅分别仅为 5.1 倍和 4.3 倍，尚不足 M2 增幅的一半，甚至仅为其三分之一。

据此，我们可以勾勒出一幅国内社会人群的金字塔结构：处于金字塔顶端的是一线城市的房东群体，他们房产增值所带来的财富增长几乎是通货膨胀幅度的两倍；第二层为城镇非私营单位人员，涵盖公务员、事业单位和国企员工，他们的收入增长能够跟上通货膨胀的步伐；第三层则是城镇私营单位人员和农村居民，他们的收入增长仅有通货膨胀幅度的一半，并且随着失业风险的增加以及年龄的增长，极有可能跌落至金字塔的最底层，也就是无收入人员群体，包括农村老人、城市失业者以及未就业人群。

当前，我国的医保体系由职工医保和城乡居民医保这两个独立体系所构成。职工医保吸纳了社会中最为优质的客户群体，即一线城市房东、城镇非私营单位和城市私营单位这三大处于金字塔上层的客户。而城乡居民医保所覆盖的则是社会中最为不稳定的客户群体，包含农村居民、农村老人、城市失业者和未就业人群这四大位于金字塔下层的客户。这些群体人数众多，但收入水平较低甚至毫无收入来源，因此资金缺口极为庞大。并且，随着农村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以及城市失业人群数量的增加，城乡居民医保的资金缺口必将持续扩大，从而推动医保费用逐年上涨，甚至上涨幅度会越来越大。

通过一组数据对比可更为清晰地看出问题所在：以广州市为例，2003 年医保最低缴纳基数为 800 元，按照个人 2%的缴纳比例计算，个人每年缴纳金额为 192 元；到 2023 年，医保最低缴纳基数提升至 5996 元，同样按照个人 2%的缴纳比例，个人每年缴纳金额为 1428 元。在近 20 年的时间里，职工医保个人缴纳部分涨幅仅为 7.5 倍，而农民医保涨幅却高达 40 倍。

更为关键的是，职工医保个人缴纳部分会进入个人账户，即便缴纳金额有所上涨，最终也归个人所有，并且在交够固定年限后便无需再继续缴纳。而农民医保个人缴纳部分则是进入统筹账户，并非归个人所有，且每年都会清零，需要每年持续缴纳。

为何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差异呢？答案在于医保商业化的必然结果。由于两个医保体系所面向的客户群体截然不同，职工医保体系的客户均为优质客户，他们因收入较高且工作稳定，再加上有用人单位缴纳部分进入统筹账户，故而能够构建起长期保障型保险模式。

反观城乡居民医保体系，其客户多为劣质客户，他们收入低且工作不稳定，又没有用人单位缴纳部分进入统筹账户，无奈之下只能由国家来进行兜底。当国家兜底资金有限时，便只能将其设计为短期消费型保险，即每年都清零，每年都需重新缴纳，简单来说，这便是一种穷人互助型保险。

随着时间推移，国家兜底比例呈现出下降趋势。例如在 2003 年，农民自缴 10 元，财政补贴 20 元；而到了 2024 年，农民自缴 400 元，按照比例财政补贴应达到 800 元，但实际仅为 670 元，这无疑进一步加重了农民的自缴压力。

三、医疗服务因素

医疗服务也是加剧农民医保费用上涨的重要因素。有人形象地将医保比喻为斗地主，医保基金期望能够少花钱，医院则想要多盈利，而病人必须看病以求活命。各方的诉求均合情合理，但其中却暗含着诸多冲突。在现实情境中，政府拥有行政权力，医院掌握专业技术，而在这场博弈中，最为弱势、最缺乏话语权的便是病人。

那么，医保基金究竟是如何实现少花钱的目标呢？首先，对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进行区分；其次，区分甲类药品和乙类药品；再者，依据医院等级的不同来确定报销比例；最后，区分住院和门诊，并通过 DRG 控费手段来避免过度医疗。

然而，医院方面也并非束手无策，而是采取了一系列应对之策。面对门诊报销比例较低的情况，便极力鼓动病人住院治疗，并且在病人住院前要求进行全身医疗设备检查之后才予以看病；针对甲类和乙类药品纳入医保后价格较低的状况，便劝说病人使用价格更高的丙类药；此外，还千方百计地提升医院等级，以此来提高收费标准；更为甚者，还会伪造病历直接套取医保资金。

与此同时，医院还刻意营造出医生资源稀缺的氛围。通过漫长的医生职称晋升之路，例如临床本科学生从踏入学校开始到晋升主任医师，至少需要 23 年时间；临川学硕从入学到晋升主任医师，至少需要 19 年；临川学硕博从入学到晋升主任医师，至少需要 14 年。如此漫长的晋升周期，迫使医学生不断追求高学历，因为学历越高，晋升所需时间越短。而这也意味着医学生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进而拉高了医生的职业收入，尤其是顶级主任医师的收入水平，最终导致看病费用不断攀升。

倘若医院能够减少鼓动病人住院的行为，减少不必要的医疗设备检查，少使用高价药品，降低高等级医院的收费标准，缩短医生的培养时间，那么便能够大幅度降低看病费用。如此一来，农民医保费用的涨幅也不会如此之高。

总结

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农民所做出的牺牲。工农剪刀差现象依然存在，如今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农村居民身上，还延伸到了进城农民群体之中。他们为了保障全国人民能够享受低成本的生活，默默忍受着农村产品购买力和城市服务购买力的大幅贬值。农村产品购买力仅为社会购买力的 13%，房产购买力更是仅为 7%，这便是他们收入水平较低的根源所在，而非如许多城市公知所认为的是农民懒惰、能力不足。

城镇私营单位居民中的大部分是进城农民，他们从事城市服务工作，工资低且工作不稳定，以至于其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相近。他们在就业时被纳入城市职工医保体系，而一旦失业便被纳入城乡居民医保体系。随着互联网平台经济的蓬勃发展，城镇私营单位居民失业人数日益增多，再加上农村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城乡居民医保所面临的压力愈发巨大。

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这两个独立体系的存在，使得先富带后富的功能未能充分发挥。因为职工医保吸纳了社会优质客户，他们收入高且工作稳定，而留给居民医保的只剩下社会劣质客户，他们收入低、工作不稳定，甚至还有无收入人群。从医保的公益性角度出发，未来是否可以考虑将两者进行合并呢？

如果两者无法合并，那么是否可以加大国家兜底资金的投入，由国家承担起职工医保体系中企业所扮演的角色，为城乡居民医保的统筹账户缴纳资金，而城乡居民的缴费则像职工医保一样进入个人账户，归个人所有，当然，报销比例可以根据城乡居民医保缴纳金额相对较低的实际情况适当降低。

当然，最为重要的是构建一个与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相匹配的医疗体系。正如当年教员所倡导的那样，培养出农民能够负担得起的医生。这些医生不需要过长的学制，不需要过于昂贵的药物，也不需要复杂的医疗设备检查，仅仅通过中医的望闻问切便能够为农民看病治病，这才是建立合理农民医保制度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