斝始见于二里头文化，为盛酒器，流行于商代至西周早期。斝的三足多为中空，所以也可以用来温酒，有的出土器物底部有被烟熏过的痕迹。斝形如爵，但较大。据史料记载，其容量为爵的4倍。“斝”名的出现，始见于宋人吕大临的《博古图录》。在商代墓葬中，它常与爵、觚等酒器成组出土，并且出土的数量也代表着墓主人的身份，是当时贵族身份等级的标志之一。
收藏于济南市博物馆的这件兽面纹斝，通高23.3厘米，口径17.5 厘米，重2320 克。广口，口沿有加厚的唇边，颈口侈大,腹呈圆鼓状突出，束腰，平底，三棱形空尖足,单把。口缘部对称竖二菌状柱，腰部以下环饰窃曲纹和兽面纹图案。从其形制及纹饰的演变规律来看，应属殿墟文化早期，为国家一级文物。
此器 1970年12月出土于济南市东郊的大辛庄商代遗址，同时出土的还有：觚、盉、刀、戈等器。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位于济南市区东北方，面积约30万平方米，是山东省境内已知面积最大的古文化遗址。其文化内涵以商文化为主，属于商王朝中晚期东土的一个方国邑聚或族邑所在，最早发现于上世纪30年代中期。1935年，大辛庄还是济南东北近郊约4公里处的一个小村时，村人在村东南挖到一墓，出有“与殷墟小屯相似的”铜觚、戈、矛、镞、陶器、卜骨等。1939年，时在齐鲁大学任教的英国人林仰山，也在此拾得卜骨，并先后撰文介绍此处遗存情况,由此大辛庄商代遗址为学界所知晓。自上世纪50年代起，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与山东大学历史系多次对遗址进行考古勘查与发掘，发现商晚期房址、窖穴、水井、墓葬、祭祀坑及青铜器、兵器、玉器、白陶、原始青瓷器、陶器、石器、骨器、卜甲骨等遗物。其遗址内涵丰富,包含了商文化、西周文化以至战国和汉代的遗存,同时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遗存也有零星发现。
大辛庄遗址的考古发掘对于鲁北乃至整个海岱地区商文化年代序列的建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把它与“仲丁征蓝夷”这一重大历史时间相联系。商代早期，经过几代商王的苦心经营，至仲丁之父大戊时，出现了“殷复兴，诸侯归之”（《史记·殷本纪》）的稳定局面，为此后诸王的领土扩张打下了基础。据史书记裁，仲丁、外壬和河亶甲三王当政时，都曾有与东方部族交往的记录。2003年3月，在对济南大辛庄遗址进行的新一次发掘中，又发掘出商代墓葬三十余处、房址十几座、灰坑二百余处，出土了一批青铜器、玉器和陶器等，这对大辛庄商代遗址性质的确定和全面深入研究商王朝国家结构体制、商代占卜习俗与东土文化，均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这次发掘中,最重要的发现是在商代文化层中清理出有字甲骨8片，其中4片可拼合成为有25 字的一版，这是继上世纪50 年代郑州二里岗发现商卜辞以来，在殷墟以外出土商卜辞的第二个地点。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专家李学勤先生宣布：104年以来在般墟之外首次发现商代甲骨文，“必将改写中国古代文明史”。
大辛庄商文化的全盛期是在大辛庄一期至五期，即二里岗上层一期至殷墟二期。结合鲁北地区的相关发现，似乎可以看出，进入殷墟期之后，商王朝在这一地区的统治中心有逐渐东移的趋势，淄博桓台史家和潍坊青州苏埠屯可能先后充当了区域中心的角色，殷墟晚期的大辛庄可能只是一处联系河南安阳与桓台、青州之间的“中继站”。如果向西继续串联起曾经出土晚商青铜器的济南市刘家庄、长清小屯兴复河以及已发现“梁山七器”而闻名的聊城寿张县梁山，就可以清楚地复原出一条贯通安阳与东方地区的交通线。
大辛庄遗址的发掘，不仅揭示了商代济南地区的文化面貌，更进一步使我们认识到山东地区与中原商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山东境内属殷墟文化早期的遗存并不很多，属于这一时期的青铜器数量更少，而此器又出土于大辛庄商代遗址，对于我们认识和研究商文化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该文章源自《济南文物珍藏》
主编：李晓峰
文章整理：王思佳
一审：周福波
二审：李胜男
终审：刘新智
微信号丨济南市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