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光明日报】｜理国乐文脉 展中华文明——读《中国古代音乐史话》

音乐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诸多的文化门类中独树一帜。从人类历史中唯一有着近万年从未断流的文明长河中孕育而生的中国古乐，可谓博大精深、渊源有自。无论是传统乐器的“金石之声”，还是“情动于中，故形于声”的民歌戏曲，抑或对邻国音乐文化影响深远的乐谱、乐律、乐制，都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从不同角度展现着浩如烟海、横无际涯的中国古乐独有的礼乐精神。中国古乐不仅能够不断吐故纳新、表现出无比坚韧的生命力，更传承着许多既符合中华民族历史实践又符合当前和未来文化发展需求的宝贵内涵：天下为公、民为邦本的执政观；天人合一、厚德载物的文化观；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价值观。时至今日，以古为鉴，在追溯音乐历史的发展脉络中感受中华文明的精粹和时代表达意义重大。

怀抱着对中国传统音乐、宗教音乐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与推广的初心使命，著名音乐学家田青先生撰写的《中国古代音乐史话》（下文简称《史话》）一书于2024年4月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再版。作者将多年来对中国古乐的探索研究与思考感悟以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的叙述风格浅浅道来，配以珍贵的史料文献和曲例音响，循着贯穿古今的历史脉络，承着以人为本的哲学理念，秉着古为今用、西为中用的时代精神，带领读者考镜国乐源流，追寻音乐背后的民族文化，听懂乐声中赓续千年的中华文明。正如音乐学家萧梅所言：“读懂了中国音乐史，也就读懂了中国。”

作为一部音乐史学论著，《史话》无疑有着完备宏大的成书体例、丰富全面的史料占有和严谨详实的辨析考证。虽然作者自称该著作为“小书”，但在20世纪80年代之初，音乐史学界具有标杆性意义的巨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尚未正式出版，其他同类研究尚未成书，《史话》的问世之于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和价值。在历经40余年沉淀后的再版，依然被学界评为一部“大家”写的“小书”，能够令读者沉浸式体验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魅力。音乐学家刘再生称其为“一部有智慧、有深度、长知识，娓娓道来，常读常新，高度浓缩的音乐史学读物”。

《史话》以大量详实的史料作为音乐史撰写的基础。这些史料在时间跨度上涵盖了从远古、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宋元、明清的古代文献范畴，内容包括以历代官书正史为主的吕不韦之《吕氏春秋》、赵晔之《吴越春秋》、左丘明之《左传》、司马迁之《史记》、房玄龄之《晋书》、李延寿之《南史》、魏徵之《隋书》、刘昫之《旧唐书》、欧阳修与宋祁之《新唐书》等；涉及乐事、乐制、乐律、乐评、乐学、乐歌、乐器、乐舞等古籍主要以荀子之《荀子·乐论》、段安节之《乐府杂录》、陈旸之《乐书》、朱载堉之《乐律全书》、虞世南之《北堂书钞》、欧阳询等之《艺文类聚》为主，以及以《礼记》《易经》《诗经》《论语》等为主的文学资料。

为了探求乐史贯通，书中不仅注重对上述“有文之史”的挖掘和诠释，还甄选别具匠心的历史绘画、浮雕、出土文物及古谱等“有形之史”为实证，如《文姬归汉图》《清明上河图》、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编磬》《排箫》《建鼓复原图》、南朝画像砖《竹林七贤图》，以及《神奇秘谱》中的《广陵散》和《敦煌卷子》中的《琵琶谱》，等等。通过运用图像与文献资料相结合的方法，将“有形之史”与“有文之史”相互印证，为中国古乐的渐次彰显奠定鸟瞰的宏观把握基础。

如果说《史话》一书中宏富的史料是其给予读者的突出印象，那么在成书布局和行文逻辑上的从总到分、逐层推衍则是其另一亮点。相较于中国音乐史常见的政治史分期、文化史分期、文化地理分期三种历史分期，《史话》虽仍以朝代更替作为乐史发展的线索，但并未局限于学术研究的既定框架，而是将远古至明清的乐人、乐事、乐器、乐曲、乐舞、乐论等融为一体，通过系统的梳理和考证，从历史的维度归纳音乐流动的踪迹、钩沉历史发展的脚步。全书共分八章，即“原始林莽中的歌声”“飘着白骨的河道”“星空灿烂”“宽阔的河流”“百川入海”“大浪滔滔”“彩色的浪花”“巨流婉转”，通过每章标题即可清晰一览以古乐为载体的中华文化在历代传承和多民族文化交融交织的时间长河中呈现的规律性。

在微观的内容阐释上，《史话》进行了逻辑性和条理性的展开，不仅有对音乐本体的分析，还强调在更宽泛的历史沉淀、文化语境和社会结构中解读音乐的发展及演变。一方面，尽可能地使用优美生动、充满诗意的文字表达，从音乐的形态特征和感性体验角度向读者介绍不同时期音乐的风格特点、表现方式、演绎内容等；另一方面，通过神秘的民间传说、凄美浪漫的文学作品、振奋人心的历史事件、情感真实饱满的人物传记等，把音乐与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结构、哲学观念、审美意识、风俗礼仪活动等相联系，带领读者在历史与人文交织的时空脉络中，全方位了解音乐在不同语境下的文化功能和隐喻内涵，通过古乐的时代变迁精微深入地勾勒中华民族万年文明的流变。

如果说《史话》一书中宏富的史料是其给予读者的突出印象，那么在成书布局和行文逻辑上的从总到分、逐层推衍则是其另一亮点。相较于中国音乐史常见的政治史分期、文化史分期、文化地理分期三种历史分期，《史话》虽仍以朝代更替作为乐史发展的线索，但并未局限于学术研究的既定框架，而是将远古至明清的乐人、乐事、乐器、乐曲、乐舞、乐论等融为一体，通过系统的梳理和考证，从历史的维度归纳音乐流动的踪迹、钩沉历史发展的脚步。全书共分八章，即“原始林莽中的歌声”“飘着白骨的河道”“星空灿烂”“宽阔的河流”“百川入海”“大浪滔滔”“彩色的浪花”“巨流婉转”，通过每章标题即可清晰一览以古乐为载体的中华文化在历代传承和多民族文化交融交织的时间长河中呈现的规律性。

在微观的内容阐释上，《史话》进行了逻辑性和条理性的展开，不仅有对音乐本体的分析，还强调在更宽泛的历史沉淀、文化语境和社会结构中解读音乐的发展及演变。一方面，尽可能地使用优美生动、充满诗意的文字表达，从音乐的形态特征和感性体验角度向读者介绍不同时期音乐的风格特点、表现方式、演绎内容等；另一方面，通过神秘的民间传说、凄美浪漫的文学作品、振奋人心的历史事件、情感真实饱满的人物传记等，把音乐与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结构、哲学观念、审美意识、风俗礼仪活动等相联系，带领读者在历史与人文交织的时空脉络中，全方位了解音乐在不同语境下的文化功能和隐喻内涵，通过古乐的时代变迁精微深入地勾勒中华民族万年文明的流变。

抛弃假象，追求真实，是检验史学研究之本质。有学者曾言：“历史是事实，不是想象；历史是关于国家、民族以至人类社会发展大势及一般规律的事实与确证，而非碎片化的个人经历和记忆。”对音乐史学研究者来说，其历史书写需以“史真”为基本标准，要能够客观科学地描述和阐释音乐的历史，通过思辨记录历史的音乐事象来探寻音乐发展的历史真实，揭示音乐发展的历史规律、为人类提供中国音乐历史经验借鉴。由于人们对历史认知的不同，史学家的史学观念和研究理念也受到不同时期史学派别的影响，以求真的态度、思辨的思维和批判的意识审视已有及新诞生的史料，才能尽量做到反映历史的本真。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始于叶伯和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受西方科学观念的影响，20世纪上半叶我国音乐史家开始重视音乐的社会价值和教化功用，以期通过音乐的改进来达到移风易俗的社会目的。新中国成立后唯物史观成为该时期的治史观念，在以“音乐为中心”的研究思维观念体现下，音乐史研究既重视从民间音乐和考古发现中挖掘新材料，也强调人民群众的音乐创作在历史中的地位和影响。进入80年代，田青受到音乐史学多元化思潮的沁润，一方面综合音乐史学与哲学、美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经验和知识，运用“去伪存真”“抽丝剥茧”的方法，对古乐的相关事象进行多层次、全方位的考证和严谨辨析；另一方面扎根沃土、深入民间，以求真求实的文化追问挖掘、搜集、整理了大量来自人民、来自土地的民族民间音乐和宗教音乐遗存，以佐证其对史料的再思辨。

从成书于此时期的《史话》，可管窥作者对学界关于古乐历史的正本清源。依据我国最早的乐器贾湖骨笛的出土，作者认为可考的中华文明起源可向前推进至八九千年前。被誉为古代世界“第八大奇迹”的曾侯乙编钟包含着相当于现代以C大调音阶为基础的全部十二音音列，且能奏出“一钟双音”，由此证明中国先秦时代已有多声思维和先进的乐律体系，于是，作者提出“一切贬低、怀疑中国文化的论调……不攻自破”。孔子把“郑卫之音”视为“亡国之音”，书中认为这是一种误解，“郑卫之音”是郑国与卫国的民间音乐，是在周列国的音乐中艺术性最强、感染力最大的一种。过去，常有人讥讽中国的传统唱法“没有理论”，甚至诬为“大本嗓”。面对质疑，田青引唐代段安节《乐府杂录》中的“善歌者必先调其气，氤氲自脐间出，至喉乃噫其词，即分抗坠之音”，提出“氤氲”于古诗形容云气古荡的自然景色，此处指歌者“自然”“通畅”的气息，说明祖先早在1000多年前已开始总结科学的发声方法。

礼乐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核心显现，其内容包含古代宗教、政治、伦理、制度、民俗、艺术等诸多方面，既彰显着中国人独有的人生智慧，又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文化理念。《礼记·乐记》有云：“礼者，天地之序也；乐者，天地之和也。”在古代，行“礼”定用“乐”，举“乐”必以“礼”；“礼”中有“乐”，“乐”中有“礼”。一部中国古代音乐史实际上是沿着礼乐文化的脉络，由中国礼制及与其相辅相成的乐制，在不断演化中形成礼乐和俗乐两大体系交织融合的中国传统文化史。

虽说发端于先秦、成熟创立于西周的“礼乐制度”在战国时期因“礼崩乐坏”而终结，但国家必有礼乐之观念并未降解，并依附于礼乐和俗乐两大文化体系延续千年。周代发明的“八音分类法”，将由编钟和编磬组成的“金石之声”定位最高贵的乐器，汉唐间依然延续该制度，将金石乐悬领衔的雅乐置于宫廷最高端，以国乐之基因意义而存在；周代将直接与“礼”联系在一起的祭祀音乐和仪典音乐奉为雅乐，用于祭天地、祀考妣的雅乐便是诞生于中原的“六乐”或“六舞”，隋文帝依旧视雅乐为国乐，并将定律调谱器均为中原自产的国乐定为“华夏正声”；清朝，国家礼制仪式用乐因雍正禁除乐籍而“文化下移”，国家礼乐民间为用，之后三百年间渐以“民间态”呈现于众，延续数千载的礼乐观念在当下则以非遗形态、小传统方式活态存于乡间。

音乐是人创造的，被赋予多种功能性意义，以至在为用过程中呈现出代表着“国家在场”的礼乐和对应着世俗人情的俗乐之分，并随着社会变革而相互交融。《史话》一书以人为本，依据作者多年深耕于田野民间的经验积累和为人民而写作的时代担当，从满足人的审美、娱乐、教育等诸种精神文化需求和实现社会功用、实用功用的角度来解读如百花园般多姿多彩的中国古乐，诠释礼乐文化中蕴含的藏于天地万物之中、人际交往之间、人格修养之内的精神内涵。

被誉为“圣人之器”的古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古琴艺术更是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骄傲与共同保护、传承的文化遗产。田青曾为古琴艺术申报文本的撰写和申报片的摄制、编辑工作做出重要的贡献，对古琴艺术所反映的古人基本的自然观、天地观、价值观有着深刻的理解，书中多处可见在不同朝代以古琴艺术承载的礼乐精神。如，通过描写春秋战国时期琴师伯牙与樵夫钟子期“高山流水觅知音”的传说和孔子学琴过程中对“道艺”精益求精的追求，刻画出古代先人从音乐中悟出的敬已、敬人的儒家思想和注重在对音乐“道艺”的学习中修得人生“德行”的教育思想；撷取汉代文学宝库中琴曲《胡笳十八拍》的第一段，用一位把对家乡的思念和与儿子生离死别的悲痛融入音乐的母亲形象，描绘音乐寄托的家国情怀；借用魏末乱世嵇康临刑前弹奏《广陵散》的悲壮之举和对阮籍《酒狂》琴曲里跳荡蹒跚的节奏、步履维艰的醉态音乐形象分析，来隐喻3000年来存在、兴盛和受宠于中国士大夫阶层和文人社会范围内的古琴艺术所蕴藏的礼乐文化中不畏权贵、舍生赴义的思想观念和精神气节。

音乐是一种能够超越种族和国家界限的艺术形式，一种跨越时间、空间阻隔而联通精神世界的语言，一种传承民族精神与时代风貌的文化承载物。在世界上任何民族的历史发展与现实生活中，音乐文化都起着滋养民族情感、培养民族审美情操的重要作用，它是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精神寄托和情感认同的根基。从延续数千年的中国古代音乐中汲取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征、精神脉络，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的古老韵律与当代风采，既是坚定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和文化认同感，也是增强中华民族音乐文化在国际文化舞台的竞争力和影响力。正如田青所言：“多年来，我一直在为弘扬包括中国音乐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努力……我始终坚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

今天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崛起腾飞的时代，中华优秀民族音乐以其妙不可言的旋律和耐人寻味的意蕴汇成了一条永远流淌不息、闪闪发光的艺术长河，对引领和滋润中国人的精神境界与思想情操有着不可替代的文化力量。让我们一起走进田青的《史话》，倾听激荡灵魂的华夏乐章，感悟古乐文脉传承的礼乐精神，让丰富多彩的中华优秀民族音乐汇聚起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奏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凯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