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13日下午一点半，1500余位来自全国各地的领导、朋友、同事与学生在济南参加了黄少安教授的告别式，庄严肃穆，行礼如仪。三点回到办公室，枯坐无语，与黄老师三年的接触点滴全部浮现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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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老师，你的情况我知道了。你到我们学院来吧。如果方便，请你这几天来趟济南。”
这是黄老师2021年3月25日上午十点给我第一次打电话时说的三句话。7月1日入职后，就开始了我们次数不多但含金量十足的互动模式。每次完成工作论文初稿，我都送一份打印稿给黄老师，两三天内他约我交流，提供一些带刺的辛辣意见：尖锐得让人抓狂，而又准确得无法反驳。
2022年3月25日下午，跟黄老师聊起一篇理论文章四处被拒的苦恼，快速浏览后，黄老师反馈：“文章质量不错，观点挺有价值的：祠堂可不就是中国的公地嘛；要不你就投我们自己的《制度经济学研究》吧。”这才有了2022年第3期见刊的《作为概念隐喻的祠堂：公地治理的“孔子方案”》。
2022年5月18日，我拿着新写完的《经济学隐喻》初稿去找黄老师汇报，听我讲完论文大致内容，黄老师又翻看了一遍，略带戏谑地说道：“看来你这一年的经济思想史教学收获不小啊。这篇文章的内容也可以用一句话概括：隐喻视角的经济思想史。文章不错，格局很大，写作很流畅。对文章本身我没有什么意见，但是估计你的投稿可能还是不太顺利，现在纯理论文章不好发表。在我看来，可能最合适的期刊是社科院经济所的《经济思想史学刊》。虽然是新期刊，但是定位很准确，文章质量也很高。思想史文章不要太在乎杂志级别，发出来就好，让时间来检验文章的成色。不过，你可以先投其他期刊试试水。”结果，经过一年半的试水旅行，这篇文章最后还是在《经济思想史学刊》发表，即2024年第1期见刊的《经济学隐喻：兼议经济学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2023年11月21日晚，我给黄老师发去被某权威期刊录用后的校对清样，黄老师隔日回复：“好！祝贺！”过了四个多月，2024年4月13日早上八点在楼道碰到，黄老师边上楼边问起发表进展，听我说完先录用后退稿的糟心情况，黄老师气得当场骂人：“他们怎么能这么干呢？！真过分，实在是太不讲武德了！”孰料，这次短短的五分钟楼道沟通，竟成了我跟黄老师最后的接触，现在想来真让人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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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往事是黄老师三年里对我的提携和指导，画面鲜活，历历在目。其实，这也是黄老师无数次指导青年学者和学生的典型场景。在黄老师过世的三天里，不管是学院师生的当面交流，还是朋友圈的悼念和回忆，都能看到一个共同话题：黄老师对自己有知遇之恩。
对见黄老师，学院师生的感觉大都有点复杂，既盼又怕。既盼着跟黄老师汇报进展，交流学问，得高人指点；又怕黄老师对学问的严厉批评和高标准要求，“步步紧逼”。曾有个学生半开玩笑地说：“听黄老师喊我过去，就头皮发麻。”
即使是当了十几年教授的老学生，黄老师批评起来也是一点情面都不留。一次在学院例会上，学术报告还没讲完，黄老师直接打断开怼：“当了这么多年教授，这个问题你还是没搞明白！”惹得全学院老师莞尔相顾，哑然失笑。
这些场景是学院学术共同体的集体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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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黄老师的深厚学问和理论贡献，学界有目共睹，学校正式发布的《黄少安同志生平》做了精炼的介绍和准确的评价，不再赘述。
但是，对黄老师在服务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贡献，学界和社会则未必了解。2022年1月6日，山东省人民政府通报，黄老师与著名企业家、海尔集团董事局名誉主席张瑞敏先生共同获得首届山东省政府决策咨询奖（突出贡献奖）。这个奖项含金量十足，其价值丝毫不亚于黄老师获得的众多学术奖励。
黄老师的忧国忧民典型之作是2024年7月1日在西京研究院公众号上发表的《知名学者谏言经济：坚持“两个相信”——相信市场，相信干部》。“相信市场，相信干部”不仅是黄老师对近年来中国经济困局的突围建议，也是对46年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总结。不论是学理上的透彻和深厚，还是实践上的可操作性，黄老师的“两个相信”完全可以跟钱颖一教授的“把激励搞对，让市场起作用”和林毅夫教授的“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相媲美。
2021年5月22日，袁隆平先生离世，黄老师当晚写下了情怀十足的纪念文章《我爱这个神一样的老农民：谨以此文悼念袁隆平院士》。
不论是既高产又有品质的学术著作，以及持续几十年的学术活动组织，还是培养学生的桃李满天下，抑或服务齐鲁大地的真知灼见，黄老师都当得起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里的名言：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2024年11月14日凌晨初稿
2024年11月15日上午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