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 诉说眷恋：聂华苓的文学旅程

“失去的金铃子”：流亡中的日子

1925年，聂华苓在湖北宜昌出生，小名宜生[[1]]，出生后不久，举家迁往武汉。聂家是一个新旧混杂的大家庭，武汉的家坐落在汉口两仪街，那是俄租界的一座俄罗斯洋房。聂华苓的记忆里，这个家永远被冷冰冰的大铁门锁着，不见天日。聂华苓不喜欢这样的家，她宁愿住在文华里、辅义里那样热闹人多的弄堂里。1929年，聂家又从两仪街搬到大和街，这是日租界，家里阳台外就是一片热闹广阔的天地。能看到花花绿绿的舞厅，妓院门口倚着的花枝招展的妓女，喝得醉醺醺的日本水兵，阳台是一个热闹的戏园子，爱热闹的小华苓每天都有看不完的故事。

中学时期的聂华苓（右一）

可是，家里却闷得人喘不过气起来，“爷爷、奶奶、父亲和他的两房妻子、两群儿女，三代两室同堂。房子虽大，也挤得人不自在，牵牵绊绊，你躲我，我躲你。不躲的时候，暴风雨就要来了。西式洋房，镂花铁门。就是在夏天，也是冷清清的。灰色围墙堵得人要跑出去，跑到哪儿去呢？不知道，无论哪个地方都比我的家好。”[[2]]爷爷是爱吟诗抽鸦片烟的晚清秀才，民国初年在北京教书，写了一篇批判袁世凯复辟的文章，被下令通缉；父亲忙碌而繁杂的短暂一生，早就在幼年聂华苓心中种下一个“逃”的形象。“父亲常常是沉默的。在我的记忆里，没有父亲的笑容，也没有他说过的话。他只是一个严肃的逃避的影像——逃避政治的迫害，逃避家庭的压力，逃避爷爷的唠叨，逃避两个妻子的倾轧。”[[3]]对父亲“逃”的记忆，投射在《桑青与桃红》中，《桑青与桃红》是聂华苓对父辈和自己两代人因政治变动流亡一生的记忆整合。父亲大房妻子是个裹小脚的旧式女人，媒妁之言的可怜的牺牲者，慢腾腾地走在聂华苓的童年里要倒下去的样子；对聂华苓影响最大的要数母亲孙国瑛，母亲是她一生最大的依靠，母亲在哪儿，家就在哪儿。

小时候的聂华苓总爱缠着大人，听各种各样的故事。困得眼睛睁不开了，她也要听父亲说外面的花花世界。她爱在家里门房看马弁听差喝酒、抽烟、讲笑话，在那群人吵吵闹闹赌博、聊瞎话中听姘居、打仗这一类的故事；她爱挤在母亲的牌桌上，听那些家长里短总也说不完的故事。更爱追着母亲串门子，听他们说谁家生了私生子，谁家老头子讨了姨太太。幼时的聂华苓，已经显现出她对人生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极大兴趣，并锻炼出敏锐的观察力。

原生家庭影响了聂华苓的性格养成，新旧混杂的家庭氛围，复杂沉闷的人际关系，培养了她自小就敏锐的观察能力，为她日后的文学创作注入关键的关于“人与人”关系的审视。小说里很多人物原型就是从母亲口里听来的，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她的创作上，无论到哪儿，她都不忘记对“人”的审视和对“生活”的观察。《失去的金铃子》中的巧姨是三斗坪时期同住的方家三嫂的化身；《千山外，水长流》的故事灵感来源于在《华侨日报》上看到的大陆女孩寻找美国父亲的信；就连全家人等待殷海光鉴宝消息的心情也都注入了《爱国奖券》里；少时父亲逃避特务追捕躲在阁楼上的素材被她用在《桑青与桃红》里“台北一阁楼”那段情节里；桑青在瞿塘峡漂流的那段关于三峡的描写，与她们一家从武汉逃往三斗坪的经历类似。小说里的故事是虚构的，也是真实的。

自父亲去世后，聂家两房分道扬镳，随着战争局势的吃紧，聂华苓随母亲和弟妹从一个家搬往另一个家，开始了漂泊的生活。离开武汉时的聂华苓是没有留恋的：“清晨离开武汉，江汉关在晨光中逐渐远去，我一点儿也不留恋。母亲不再含冤负屈过日子了。苦也好，乐也好，独立了，自由了。江水带我们去一个新天地。从此我就在江水、海水、溪水上漂流下去了，再也回不了头了。”（《三生影像》，第74页）离开武汉，她流亡在大陆的多个角落，相比于日后去往孤岛，她还是扎实地踩在祖国大陆的土地上。所以，日后回过头来看故乡，每一帧都是可爱的亲切的。

离开武汉后，聂华苓一家去了恩施三斗坪躲避战乱。不久，14岁的聂华苓在战乱中只身去恩施读书，以优异成绩考上西南联大，聂华苓为了省路费学费离母亲弟妹近一点，转而投入战时迁校重庆的中央大学（后分出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多所高等院校）。她一心一意想读经济系，毕业后可以进银行工作，因为银行信托局能赚钱养活母亲。可最终她没能违背兴趣的支使，还是选择了外文系。毕业后，她承担起养家的重担，母亲去世后，她成为弟妹们精神上的母亲。聂华苓少时在母亲身上学到的韧性果敢，坚强乐观，支撑她渡过了风风雨雨，也养成日后组织安排文学活动时的决断与风度。

自1938年聂华苓从武汉离开后，先后流落宜昌、三斗坪、恩施、长寿、重庆、南京、北平、武汉、广州、台湾。她在这十年的流亡中，完成了学业，虽然还没有正式走上创作道路，但已显露创作的兴趣。聂华苓曾回忆说：“我在中央大学的时候就喜欢写文章，在南京时还用笔名‘远思’发表过几篇短文，有一篇叫《变形虫》所写的也就是目前的‘风派’那一类的人物吧，其他的文章就不记得了。”[[4]]聂华苓所说的这篇文章原名为《“变形虫”的世界》，是目前所见最早以“远思”为笔名的文章，是一篇针对战争时期囤积居奇、投机钻营者所写的讽刺散文，可视为聂华苓的处女作。

聂华苓自称是抗战时的“流亡学生”，她在重庆一带辗转求学，三四十年代的川渝是戏剧的天堂。学生时代的聂华苓经常从沙坪坝去重庆看戏，那时“五四”后的很多进步戏剧都在重庆上演，为这群流亡学生的艰苦生活带去了一丝光明。聂华苓曾多次表达对“戏”的热衷：“我是抗战时代的“流亡学生”，那是中国话剧最蓬勃的时候，我正好赶上了。我在中央大学，从沙坪坝到重庆，有车坐车，没车步行，绝不错过重庆上演的话剧。”[[5]]

大学时期的聂华苓（左三）

大学毕业后聂华苓就做了深宅大院的妻子，不久又成了两个女儿的母亲。自由无拘束的她做不来婆婆的孝贤媳妇，北平数月的深宅生活给她的婚姻蒙上了长久的阴影，所以桑青说：“北平对于我就是天安门上的灰鹤，就是重门深院的逊清王府和有狐仙的凶宅。”[[6]]她与丈夫性格不合，王正路要一个贤妻良母三从四德的妻子，聂华苓想做一个独立女人。他们在性格和价值观上的差异，为这段婚姻埋下了注定分离的伏笔。1957年，王正路赴美，聂华苓为了女儿，依然没有下定要和王正路离婚的决心，他们开始长久地分居生活。直到思想保守的母亲临终说的一番话才点醒了她：“华苓，你的心情，你以为我不晓得？你们结婚十三年，只有五年在一起，在一起就天天怄气，如今正路去了美国，也有五年了，你还快活一些”（《三生影像》，200页）。看了太多母亲一类的在婚姻里忍天忍地的女性，聂华苓说：“她们穿的是缎袄、缎袍，心却是由韧性的纤薄钢条编成的。中国女性美就在此，是西方女性所没有的。中国历史上有名英雄多为男性，中国却有无数的无名女性‘英雄’，在黑暗的角落里受苦受难，而不失其美丽的精神面貌。”[[7]]聂华苓笔下这些最狠心的妻子，也做不了最狠心的母亲，正如苏青所说的一个女人可以不惜放弃十个丈夫，也不能放弃半个孩子，这是聂华苓从母亲与做了母亲的自己身上体会到的。

在聂华苓那里，可以见到新旧两代女性都被婚姻与爱情困扰，这些女性所折射的是一个混乱的时代，处处都是试探，处处都是绝望，处处都是无奈与彷徨，把女性放进那个时代，已经显示了女性最大的困境。她们活在“男人买笑追欢，是天经地义的事”的时代，张爱玲所说的“男人没有负心的必要”的时代。那时候的女性为丈夫、孩子、家庭，一迈入婚姻就葬送了青春、自由，一颗心扑在丈夫孩子身上，即使付出全身心的代价，却还在婚姻里饱受折磨，庆幸的是他们没有挣扎，只能以自我麻木和妥协换取平静的生活。丈夫、儿子组成一个女人的全部，他们只有婚姻，没有自己的人生也没有世界。她们仿佛就像中国多少年来，历朝历代的女性一样，一直无法摆脱婚姻家庭的重压，就像永远都生活在那片古老的土地上，永远被关在狭小逼仄的天地。“困”也成了聂华苓笔下女性一个巨大的隐喻，无法用一个确切的词语形容那些在婚恋枷锁里的女性命运，只能说无奈。

但正如罗素所说：越有文化的人，就越不能与他们的伴侣共享白头偕老的幸福，反而“婚姻在那些没有多少差别的人们中，是极容易的。”[[8]]所以聂华苓那一代的女性比母亲那一代更痛苦，她骨子里是个追求浪漫自由的女性，她受过大学的新式教育，但她生活的时代依然没有实现男女在家庭事业上的平等。聂华苓却又像困兽一样想要摆脱这样的束缚，她这一代的女性，生命里往往充满了许多的梦，许多的向往，许多的对生命的虔诚的追求，却在社会旧习俗所造成的种种偏见和枷锁里冲出不来，在这些枷锁里，最让人筋疲力尽的就是婚姻。对一个女人来说，婚姻太重要也太致命了，不幸的婚姻会把一个女人的所有摧毁，弄得人潦倒、疲惫，聂华苓终究是冲出这个绝望的困境了，却也是连皮带肉都被剥掉一层出来的。

短短二十多年的人生中，仅仅在一个小小的家里，聂华苓就已经尝到了人生如此深奥又沉重的秘密。在大陆24年的人生中，一个人最美好的童年与青春时代，聂华苓都是在目睹着父亲的“逃”与经历着自己的“逃”，这是生活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那两代人的集体记忆与历史创伤。

“台湾轶事”：以写作疏离愁苦

我到台湾最初几年很不快活。我开始写作，身兼两份工作，也做点翻译赚稿费养家。我家庭负担很重。我的大弟、母亲年轻守寡望他成龙的那个弟弟汉仲，1951年3月空军例行飞行失事，年仅二十五岁。我和正路水火不容的性格在现实中凸显出来了，不和，也不能分，只能那么拖下去了。（《三生影像》，163页）

这段平静的叙述背后，历经了多少绝望的悲伤。1949年来台后，聂华苓就进入《自由中国》从事编辑工作，她是《自由中国》编辑委员会唯一的女性，与雷震、殷海光、傅正等人共事11年。聂华苓1953年开始主持《自由中国》文艺栏，3月16日，聂华苓在《自由中国》上发布征稿启事，并标明征稿标准：情意须隽永，文字须轻松，故事须生动。八股、口号怒不欢迎。[[9]]聂华苓在政治氛围如此浓厚的工作环境，和政治环境如此紧张的社会环境，坚持走“为艺术”的道路，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也是一个可贵的决定。她后来回忆说：

有心人评50年代的台湾为文化沙漠，写作的人一下子和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文学传统切断了，新的一代还在摸索。有时很难收到清新可喜的作品，我和作者一再通信讨论，一同将稿子修改润饰登出。（《三生影像》，161页）

聂华苓以纯文学理念指导编辑工作，使很多有文艺价值的作品，和后来在文坛产生过很大影响的作家被发掘，作品如梁实秋的《雅舍小品》、林海音的《城南旧事》、陈之藩的《旅美小简》、朱西宁的《铁浆》；作家如后来以《丑陋的中国人》出名的柏杨。使得一批女作家在以男性知识分子为中心的《自由中国》纷纷登台，如林海音、於梨华、琦君、张秀雅、孟瑶、钟梅音。聂华苓以个人的理性判断，洞悉那些扭曲人性的政策与文学的悖理之处，重拾偏离的《自由中国》创立之初秉持的“自由民主”精神，在《自由中国》杂志社和中国台湾沙漠化的文艺氛围里，率先举起“为文学”的大旗，以“反共八股全不要”的决然态度，与政府当局的文艺政策抗衡，为当时的文坛尤其与她志同道合的作家开辟了一处纯净的发表园地。                         

可是，在中国台湾“白色恐怖”的氛围笼罩下，这样的办刊宗旨必然给刊物同人带来灾难。1960年，《自由中国》被查封，聂华苓也失业遭到监视，陷入人生最低谷。沉重的家累、失败的婚姻、失业被监视，她快要喘不过气来了。聂华苓人生中第一部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便是在这段黑暗时期创作：

《失去的金铃子》是1960年在台北写出，并在《联合报》连载。这篇小说并不重要，但在那一刻写出并且登出，对于那时的我却是非常重要的。

1960年，我工作了十一年的杂志停刊了；主持人雷震和其他三位同事以“涉嫌叛乱罪”关进牢里。我成了一个小孤岛，和外界完全隔离了。那是我一生中最暗淡的时期；恐惧，寂寞，穷困。我埋头写作。《失去的金铃子》就是在那个时期写出的。它使我重新生活下去；它成了我和外界默默沟通的工具……[[10]]

好景不长，1962年11月15日，聂华苓的精神支柱——只有60岁的母亲孙国瑛肺癌去世，再次击垮了她。白色恐怖、母亲亡故、婚姻无救，聂华苓再次陷入情绪的低谷。

1949年前后，从大陆来台的作家因为与大陆的空间隔绝，与台湾的亲缘隔绝，同时失去大陆和台湾之根。失去的不仅是具有文化意义上的“根”，还有文学意义的“根”。所以，聂华苓对台湾有一种复杂的情绪，她说：“我在那儿生活了15年，在那儿成家立业，我一生中最宝贵最重要的年代是在台湾度过，我24岁到那儿去，39岁离开，是不是一个人最重要的一段生活。”[[13]]聂华苓在现实中回味着珍藏着台湾的15年，却在作品里表现出对台湾孤岛沉闷氛围的排斥情绪，不断诉说着对大陆之根的眷恋。

去美国之前，聂华苓除了在《自由中国》《文学杂志》等期刊发表散作外，还结集出版一些作品，如：中篇小说《葛藤》（1953），短篇小说集《翡翠猫》（1959），短篇小说集The Purse（《李环的皮包》）（1959）；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1960），短篇小说集《一朵小白花》（1963）。她笔下的几类人物，大部分都有一个大陆背景，这类创作也是她短篇小说中比较成熟的。

24岁到39岁，是一个人一生中谋事业的关键期，这十五年，聂华苓在台湾度过。她找到了心之所向——创作，经历了第一份工作的辉煌与衰落，也经历了婚姻的疲惫与破裂，失去了大弟与母亲。从大陆的流亡学生，到台湾知名杂志社的文艺栏主编。这十五年，聂华苓像坐过山车一般，经历了跌宕起伏的人生。她需要归于平静，归于安稳，归于真正地从肉体到心灵的自由，这一切，从小城爱荷华开始。

“千山外，水长流”：爱荷华与国际写作计划

1963年，美国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的负责人保罗·安格尔（Paul Engle）拿到一笔访问亚洲的旅费，在一次欢迎酒会上，与聂华苓相遇。安格尔对聂华苓可谓一见钟情，分别时，他对聂华苓说“我愿再见你，再见你，再见你”。[[14]]浪漫的安格尔在心灰意冷的聂华苓心中播下了温暖的种子，想要再见聂华苓的愿望也实现了。这一次相遇，彻底改变了聂华苓的一生。1964年，聂华苓在安格尔的帮助下拿到美国签证，即使要与两个女儿短暂分别，她也要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就像一个人被捆绑了多年，突然松绑了，她要离开，她要呼吸。这一次，她彻底地离开了那个叫“中国”的地方，成为於梨华笔下“无根的一代”，永远地流浪下去。

聂华苓（左）与作家琦君

聂华苓曾对安格尔说“我们的婚姻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美满的婚姻。”[[15]]但是两个组成最美满婚姻的主人翁，在相遇之前，都处在人生的谷底。聂华苓处在一生最黯淡的时期，婚姻一团糟，母亲刚去世，《自由中国》被查封，同事被捕，自己失业，日夜生活在恐惧中。保罗·安格尔与妻子玛丽结婚后才发现她因遗传的精神病患上严重的忧郁症，曾经那么有风度和品位的妻子变成了邋遢、神情恍惚、醉醺醺、到处诋毁安格尔的可怖女人。安格尔对聂华苓说：“我想过自杀，你来爱荷华的时候，我给毁得差不多了。我困在笼里，出不来。”聂华苓回应道：“我遇到你的时候，也是困在笼里。”[[16]]两个绝望寂寞的灵魂相遇了：一九六四年，我由台北到爱荷华。在我们相处的二十七年中，他使我觉得我就是“我”——我是一个被爱的女人，一个不断求新的作家，一个形影不离的伴侣，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无论是哪一个“我”，都叫他心喜心感。我们在一天二十四小时中，从来没有一刻是沉闷的。我们有谈不完的话，有共同做不完的事——有“大”事，也有“小”事。“大”事如“国际写作计划”，写作，许多国家作家的“问题”。“小”事如买菜，去邮局寄信，去时装店买衣服（他喜欢好看的女装，知道所有世界名牌），去五金店买钉子锤子，去花房买花，去捷克兄弟开的小店，取浣熊吃的过期面包和当天的《纽约时报》。他不肯订邮寄到家的《纽约时报》，只为要去小店和他最喜欢的那种扎扎实实生活的人聊几句天。每当我们开车转上绿幽幽的山坡小路，他就会说：“我多喜欢回到我们的家。”[[17]]

从这段描述中，就能理解聂华苓所说的“美满的婚姻”模样。与安格尔结合后，聂华苓从悲观的婚恋观中解脱出来，对爱情产生新的认知，她借《千山外，水长流》莲儿的口说：爱情包含手足之“情”、朋友之“情”、情欲之“情”——那样的情欲是美丽的。[[18]]安格尔夫妇的浓情蜜意与这段感情完满契合，在《三生影像》《鹿园情事》《枫落小楼冷》等回忆录和散文集里随处可见。

因为安格尔，漂泊半生的聂华苓有了一个安稳的家。在爱荷华的红楼里，他们一个写诗一个创作，共同宴请来自世界各地加入“国际写作计划”的作家，他们都庆幸彼此生命里遇到这样的伴侣。安格尔曾随聂华苓数次来华，为中国写了一本专门的诗集，名为《中国印象》。诗集第一首诗就是《献给聂华苓》，并深情地向聂华苓告白：“你把中国的心指给了我/因为你，就是中国。”[[19]]在《中国印象》里，安格尔把对中国人民苦难的同情、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在中国所受的感动，都通通表现在这本诗集里。聂华苓说《中国印象》是一本关于姻缘的书：

保罗·安格尔非写这些诗不可，正如人们为了生存，非吃饭不可。中国的经验太强烈了，单是记住还不行，还得把它表现出来。在极度繁忙的一天之后，他不写就睡不着觉。

……当他无法说话的时候，诗就成了他跟中国人说话的一种方式。

……他写出这些诗首先因为他热爱中国人民和中国土地。

……如果不是因为一个具有强烈美国性格的男人和一个具有强烈中国性格的女人结了婚，我们就不会一同到中国来，也就不会有这本书。

……因为关于中国人民的许多知识，保罗是通过一个小说作者的眼睛，通过我对他们的观察得到的。[[20]]

安格尔因为聂华苓的中国身份，从此深深陷入浓重的中国经验里，热爱中国的一切，也被“中国”包围了。安格尔之爱聂华苓，进而对中国的一切都感兴趣、关心、钻研。安格尔眼里的中国人“什么都打不垮他们/他们消灭毁灭/幸存这个字就意味着，中国人！”[[21]]聂华苓说，安格尔有时比她还中国，他对中国、中国人都了解得如此透彻。他谈中国人对美食和烹饪的兴趣，谈他被中国包围的生活状态，都显得十分幽默又风趣：

我不仅娶了个妻子，还有她的家人，她的朋友，她的故土。

我常说：“被中国人占领了。”那就像一个国家被占领了。我是个囚徒。我完全被囚在中国人的影响中，那股力量非常微妙，你察觉不到，却沁透了你的生活……[[22]]

安格尔眼中的中国具有浓厚的历史积淀，中国人的生存哲学是在巨大的苦难中得来的，他们在战争与死亡中一次次重生，“恐怖、欢乐、破坏和复兴”[[23]]，显示了中国人强大的生命力，这是一种让安格尔如痴如醉沉湎的“细致而又强韧的文化”[[24]]，也是《千山外，水长流》中彼尔所佩服的“中国人求生存的毅力和韧力”。中国人的生命就像雨水洒落，就像麦穗疯狂生长。

安格尔是一个在朋友眼中都十分有担当、重感情、热心助人的人。他与妻子四处奔波，为中国作家筹集来“国际写作计划”的资金，几次解救遭遇牢狱之灾的陈映真。诗人管管说道：

中国人说一个真人一个好人一个君子就说这个人有“赤子之心”，也说凡是好的诗人伟大的诗人一定是有“赤子之心”的诗人。可是我觉得安格尔先生老爹，他是我见过世界上最最有“赤子之心”的人！……他把世界上文学家做一个拉链（原文为鍊）就拉起来，让世界上很多有才的有良心不怕权威的作家手拉手的在地球围起一个美丽的圆，让他们在一块游戏，一块喝酒，一块胡闹顽皮，这个老人家，我经常想若是有人要杀他一刀，他也会先劝劝你说这样不好，不过你要是不杀我一刀不高兴，也只好让你杀了，我去住院你去坐牢吧，不过我会去保你出来。这样的赤子，世间少有，这种“安格尔精神”应该扩大到世界去才对。[[25]]

安格尔救聂华苓于绝望的人生谷底，终于在中年结束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漂泊，寻得了情感与家的安稳所在，使她无所顾忌地创作，无条件地支持她的工作。安格尔的存在，可以说治愈了、成就了聂华苓。只有真正了解安格尔之于聂华苓的意义，才可以理解聂华苓创作《千山外，水长流》这部作品的深层原因。

遗憾的是，1991年3月22日，这个点亮聂华苓生命之光的男人毫无预兆地倒在芝加哥机场，人生又给了聂华苓致命一击。

聂华苓 ：《千山外，水长流》

回顾1964年初到美国，聂华苓虽然与安格尔感情深厚，但她没有安于安格尔的庇护，坚持靠自己的努力抚养两个女儿。1965年两个女儿来美国的1200美金路费通过在银行贷款所得。曾经因为“中国人”的身份，她和女儿们被白人房东歧视租不到房子。直到1966年，她在爱荷华大学得到两份半天的工作（一份是教中文，另一份是帮助“翻译工作室”教中译英的学生），才可以勉强维持三口之家和换个安静的住处。那时，聂华苓虽然摆脱了政治的恐惧，却饱尝生活的艰辛与身处异国他乡的飘零之感。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孩子，在异国他乡扎根，是何等不容易。她历经生活的酸甜苦辣后，开始慢慢地重启一段新的生活。

60年代，余光中、叶维廉、白先勇、王文兴、洪智惠、杨牧（叶珊），曾被安格尔以“作家工作坊”的名义邀请来到爱荷华大学。但是，“作家工作坊”还是以美国本土作家为主。生活的清苦、工作环境的孤独，一种随之而生的孤儿心态，使聂华苓生出创办一个国际性的写作计划的想法。1967年“国际写作计划”诞生，迄今为止已经邀请200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500名的作家，到访美国中部这个面积不大也不显眼，到处都是玉米地的小城——爱荷华。直到今天，“国际写作计划”还在向世界各地的作家发出邀请，成为一个享誉世界的文学交流范本。

聂华苓 ：《三生影像》

1964年，来到美国爱荷华后，聂华苓继续爆发创作热情：出版了她创作生涯最具影响力的小说《桑青与桃红》，兼具历史厚重感与离散文学特色的《千山外，水长流》，极具史料价值的影像回忆录《三生影像》。此外还有多部散文集出版，以及各类回忆文章、访谈、散文、小说散见于港台与大陆的期刊上。她还首创“中国周末”文会，1979年9月15日第一届“中国周末”文会在美国爱荷华大学艺术馆举行，议题为“中国文学创作的前途”。讨论会共邀请了二十余位海内外华人作家和数十位外国作家。

“国际写作计划”使“爱荷华”之名从美国走向世界。这个精致的小城最出名的除了玉米就是文学，爱荷华之名也通过文学圈传至大洋彼岸。聂华苓将此前的“艾奥瓦”“衣阿华”等十分拗口的翻译更改为“爱荷华”，这个更浪漫别致的译名，显得与之在美国和世界所取得的文学声誉更匹配。“正如‘幽默’的英文汉译出自林语堂、‘翡冷翠’意语汉译出自徐志摩一样、‘爱荷华’的英语汉译正是出自聂华苓。用聂华苓老师自己的话说，Iowa，‘爱荷华，热爱荷花的芳华’。这是神来之笔，洋溢着东方美学的神韵。”[[26]]

“中国周末”的设想是聂华苓提出来的，或许与她当初提出“国际写作计划”的设想一样，在实践她的“为文学”大理想下也有一份“私心”。正如她1981年与非洲作家对谈时所说：“我离开祖国愈久也就愈关心她的处境，可以说到了魂牵梦萦的程度。我这一生，是现在这个阶段最为祖国劳心费神了。”[[27]]“中国周末”虽然只举办三届，就因经费问题中断，但它在海内外华文文坛仍不失其深远影响。它之于当下中国文学的内外交流，仍不失为一个值得借鉴的典型案例。

聂华苓实现了一个华裔女人在美国辉煌的文学创作成就和文学事业，但刚去美国时，她感觉自己像个孤儿。她说“我在大陆生活了二十四年，在台湾十五年，来美国也二十四年了。我在美国生活自在、舒适，也自由，但我始终不感到美国是我的家，我不知道那里是我的家，我的根。我能抓住的根是我的语言，我的中文。因此，我不会放弃用中文写作。”[[28]]她坚持中文创作，与弟妹之间的交谈保持着地道的武汉话，但这并没有缓解她经年累月积累的“乡愁”。

1981 年，聂华苓（后排右四）、安格尔（前排右一）与丁玲（前排中）、陈明（前排右二）、蒋勋（后排右七）、美国诗人默温（W.S.Merwin）（后排右六）、美国作家桑塔格（Susan Sontag)（后排右五）等摄于纽约

去美国后，聂华苓接触了各种人——各处来的中国人和书刊，各种不同立场的人和书，使她的视野扩大了，对中国的看法也更客观了，她放下了离开大陆时的偏见与恩怨，以一个“中国人”的眼光来看中国。虽然祖国的一切都已经远去，祖国的记忆却始终萦绕着她，即使聂华苓在中国留下了那么多沉重的历史记忆，一点也不妨碍她对祖国之根的向往。“鹿园一棵百年橡树，发狂地呼啸，爱荷华河水兴奋地波动。红楼也震动了。那正是我离乡三十年后，次晨就要回乡的心情。”（《三生影像》，368页）在心里震动了多年的呼号终于发出来了，她要回家看看，她终于可以回到日思夜想的祖国了。自中美建交后，聂华苓曾先后数次往返中美两国之间，具体可参见聂华苓的回国记录：1978年，5月13日—6月19日，与安格尔、王晓蓝、王晓薇回到祖国。拜访夏衍、曹禺、冰心等作家，并于武汉、北京等地进行专题演讲；1980年，去往国内16个城市，见了一百多位亲友，并受到邓颖超、巴金等人接待；1984年，5月，聂华苓应中国作家协会的邀请，时任中国文联主席周扬、对外友协副会长夏衍、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巴金，先后会见了她。时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华与聂华苓进行了亲切交谈，赞扬她和她的丈夫保罗·安格尔所主持的“国际写作计划”，为中国作家和海外作家的交往和文学交流所做的贡献。同年6月，受邀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做演讲，并用中文和英文为学生留言“Being Chinese is Great  做中国人值得骄傲”。[[29]]1986年夏，聂华苓与弟弟聂华桐展开返乡之旅，自重庆乘船而下，寻找抗战期间流离各地的记忆，并在二江泄洪闸前合影，为报社题字“故乡的水是甜的，故乡的人是暖的”。[[30]]

“1970年，她为自己的书《桑青与桃红》写了一个‘跋’，用了中国传统故事‘帝女雀填海’。故事说古时炎帝的女儿叫女娃的，被恶浪打沉在海底。她不甘心去死，誓要把大海填平，每日从发鸠山啣一粒小石扔进大海，直到今天，她还在来回飞着。……我们不能不为这些伤心的故事和执着的诉求与永怀祖国的拳拳眷顾之心而动容。”[[31]]聂华苓、於梨华等这一代移民作家，都曾先后回国开展“寻根之旅”。於梨华说：别问我为什么回去。为什么回去与为什么出来，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迷惑。[[32]]

1983 年，“国际写作计划”作家在聂华苓家合影，从左至右：潘耀明、王安忆、陈映真、七等生（刘武雄）、吴祖光、文洁若、萧乾、聂华苓、茹志鹃

在“出走”与“回归”之间，在“无根”与“放逐”之间，聂华苓创作出一首首浪子的悲歌。“人是从过去活过来的。过去造成现在的她，不仅仅是她自己个人的过去，还有她祖国的过去，中国人的过去，造成她现在这个人。”[[33]]个人的历史记忆、国家民族的历史记忆，共同塑造了现在的聂华苓。30多年来，聂华苓用一支笔塑造着众生相，聂华苓如白先勇笔下的离散群体一样，经历从失根的“台北人”到无根的“纽约客”的空间流转。历史和生活则把一个憨气可掬的“流亡学生”，塑成了一个最接近世界的中国灵魂。[[34]]

注释

[[1]]笔者注：根据《三生影像》中《母亲的自白》一文“你一岁多时，我们从宜昌回到汉口。”可判断聂华苓应该在宜昌出生，而不是大多数文献显示的武汉。为了验证此想法，2019年笔者赴爱荷华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曾就此时求证聂华苓女士，聂老证明自己确实出生于宜昌，所以小名叫宜生，弟弟在武汉出生，所以小名叫汉仲。

[[2]]聂华苓：《三生影像》，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56页。

[[3]]聂华苓：《最美丽的颜色：聂华苓自传》，梦花编，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40页。

[[4]]聂华苓：《忆雷震》，李恺玲、谌宗恕编：《聂华苓研究专集》，湖北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47页。

[[5]]聂华苓：《三十年后——归人札记》，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9页。

[[6]]聂华苓：《桑青与桃红》，春风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97页。

[[7]]聂华苓.最美丽的颜色：聂华苓自传[M].梦花编.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11.

[[8]]伯特兰·罗素：《婚姻革命》，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91页。

[[9]]《本刊征求中篇文艺小说》，《自由中国》1953年第6期。

[[10]]聂华苓：《失去的金铃子》，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页。

[[11]]姚嘉为：《放眼世界文学心——专访聂华苓》，《文讯》2009年第283期。转引自应凤凰编选《台湾现当代作家研究资料汇编23 聂华苓》，台南市台湾文学馆，2012年版，第157页。

[[12]]姚嘉为：《放眼世界文学心——专访聂华苓》，《文讯》2009年第283期。转引自应凤凰编选《台湾现当代作家研究资料汇编23 聂华苓》，台南市台湾文学馆，2012年版，第157页

[[13]]杨青矗：《不是故乡的故乡——访保罗·安格尔和聂华苓》，《自立晚报》1986年6月7日，10版。转引自应凤凰编选《台湾现当代作家研究资料汇编23 聂华苓》，台南市台湾文学馆，2012年版，第144页。

[[14]]聂华苓：《三生影像》，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61页。

[[15]]聂华苓：《鹿园情事》，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版，第1页。

[[16]]聂华苓：《鹿园情事》，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版，第27页。

[[17]]聂华苓：《鹿园情事》，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版，第2页。

[[18]]聂华苓：《千山外，水长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1页。

[[19]]保罗·安格尔：《中国印象》，荒芜译，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1986年版，第19页。

[[20]]保罗·安格尔：《中国印象》，荒芜译，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1986年版，第12-15页。

[[21]]保罗·安格尔：《中国印象》，荒芜译，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1986年版，第25页。

[[22]]聂华苓：《鹿园情事》，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版，第46-49页。

[[23]]保罗·安格尔：《中国印象·中国》，荒芜译，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1986年版，第130页

[[24]]聂华苓：《鹿园情事》 ，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49页。

[[25]]管管：《怀念——在永恒的时光中》，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台湾联谊会编：《现在，他是一颗星——怀念诗人保罗·安格尔》，台北时报文化1992年版，第306页。

[[26]]毕飞宇：《初雪爱荷华》，《明报月刊》2017年11月号。

[[27]]聂华苓：《聂华苓和非洲作家的对话（一）——谈小说创作》，李恺玲、谌宗恕编：《聂华苓研究专集》，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99页。

[[28]]李怡：《访退休前的聂华苓》，《九十年代月刊》1988年5月刊，第101页。

[[29]]丁往道：《“我的根在中国“——记聂华苓访问北外》，《外国文学》，1984年第8期。

[[30]]本报记者曹轩宁 肖高沛：《宜昌报》，1986年6月7日。

[[31]]李恺玲：《与聂华苓一起逃亡》，良友书坊主编：《青春洒向何方》，文汇出版社2009年版，第166页。

[[32]]於梨华：《人在旅途：於梨华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页。

[[33]]聂华苓：《聂华苓和非洲作家的对话（二）——谈<桑青与桃红>》,李恺玲、谌宗恕编：《聂华苓研究专集》，湖北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25页。

[[34]]李恺玲：《聂华苓其人其作》，李恺玲、谌宗恕编：《聂华苓研究专集》，湖北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