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展，如何策展？

百科 2024-12-15 18:33 山西

近年来“中华民族共同体”成为博物馆民族主题展览的主要策展方向，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呈现对象，并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传播目的。地方性博物馆如何让观众理解“交往”“交流”“交融”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些抽象概念？本文以云南省博物馆原创展“追寻香格里拉——青藏高原东麓的迁徙史诗与流动对话”为例，从栖居叙事和流动叙事两种视角，以四重证据法为方法论，探讨地方性博物馆中华民族共同体主题展览在策展思路上的可能性。

一、居与游：栖居与迁徙作为两种策展视角

1. 居与游

在人类学视野下，“居与游”这一组状态被视为文化中国的一对恒定结构。“居”指栖居，是相对定居状态，而“游”则指的是人们相对流动的状态。“居”与“游”以一种循环的形态长期存在于中国社会，两者互为表里，“居”侧重研究社会生活的在地模式，而“游”侧重研究人群的流动与地区间的族群关系。无论单以栖居还是单以流动来进行叙事，都不足以说明人的存在的本质特征。人、社会共同体、文化的存在，实际上是由“居/游”的复合构成的，“居”代表存在的栖居性，“游”代表存在的流动性，文化的传播、交流、融合也是在这样一对结构的张力中不断发生。

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居与游结合可能是一个很好的视角。历史上大规模的民族迁徙，不断打破自然聚居的区隔，让不同文化彼此交融，凝聚、熔铸共同的心理认同。持续的民族迁徙与交融，进一步整合了各民族交往互动的社会网络，塑造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整体历史架构。

2. 地方性博物馆的策展视角

若在博物馆策展思路中寻找与人类学居与游视角的对应，可以发现，栖居状态是地方性博物馆运用最为普遍的策展视角。此种视角把文化置于所属区域的自然生态环境中解读，阐释人与自然的关系，揭示这片区域的人们如何适应不同类型的生态环境并形成特有的地域性文化，把地域性作为第一层级，而民族性作为第二层级，让观众通过理解“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进而理解“文化的共同性”，最终理解“民族共同体”的概念。这一视角在各种不同层级的博物馆中，往往直接与地理上划分的“区域”范围相等。与“栖居”视角相比，“迁徙”视角，或者说，超越区域的“流动叙事”的展览相对少见，因为“流动”意味着超越乡土甚至更大的范围，需要从更大的地理空间范围入手，去完成跨地域、跨学科的文献、田野资料、出土及传世文物的梳理、研究及提炼，研究和策展难度大，不易把握。但在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角度上，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是跨越区域、在不断的人口与文化交流基础上进行的，迁徙与栖居都是常态，缺乏任何一种状态都会对其完整性造成影响。这对博物馆研究与陈列均提出了新的挑战。

3. “居与游”融合视角的运用

云南是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区域，从呈现西南人文世界之文化复合性来看，在观察、研究与呈现西南地方社会时，居与游的融合视角是尤为重要的。西南地区长期存在复杂的交往互动，即不同社会共同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内部结构生成于与外在社会实体的相互联系，其文化呈杂糅状态。基于此，“追寻香格里拉”展尝试以游的视角切入，展览聚焦青藏高原东麓，以“迁徙—流动”为主题，并运用居与游的双重性来展示文化复合性，勾勒出数千年来人群迁徙与流动、交流与融合的图景。

二、策展思路：流动与栖居交织下的青藏高原东麓

1. 青藏高原东麓地区及其复合型文化特征

青藏高原东麓包括西藏东部、青海东南部、四川西部、云南西北部等地区，其地形地貌复杂多样，山河相间，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六条大江自北向南纵向切割，在江河谷地之间形成了一组组南北走向的山系。青藏高原东麓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西北与西南族群沟通交流的重要孔道，历史上该区域人群迁徙与流动频繁。“香格里拉”藏语意为“心中的日月”，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人们心中的世外桃源。“香格里拉”既是一个地域概念，也是一个文化概念，同时是一个精神概念，它是当地人们共有的精神家园。

经过漫长的迁徙与流动，今天居住在青藏高原东麓地区的各民族因共享同样的海拔、气候等自然环境而生成相同或相似的地域文化，如农牧结合的生计方式以及由此衍生的“糌粑–酥油”饮食体系。在吃穿住行的物质文化之上孕育的民间信仰与习俗，也同样呈现出地域共性与民族差异性的双重特征。在服饰风格上呈现出融合与杂糅，并兼具民族性与地域性。除物质文化的证据以外，少数民族史诗、历史材料、考古证据与民族学调研资料也为青藏高原东麓历史上人群的迁徙与民族融合提供多重佐证，并为运用栖居与流动的双重视角提供了条件。

2. 基于流动与栖居双重叙事视角的展览

基于以上认识，“追寻香格里拉”展的内容布局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沿着青藏高原东麓”，包含“自河湟而下”“涉澜沧之水”“跨横断山脉”三个单元，以“流动”为主脉络，以讲述先人迁徙的故事，以及迁徙过程中交流发生的可能性。第二部分“来到香格里拉”，包含“一方山水一方人”“一口糌粑，一口酥油茶”“愿白天平安，夜晚宁静”“和睦相处是一家”四个单元（图1）。这一部分在“迁徙—融合”的史诗脉络下，以民族学叙事为主，展现青藏高原东麓的地域文化，以及今天生活在该区域的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此部分运用了居与游双重视角，整合栖居叙事与流动叙事，描述人们重重迁徙后在新家园定居、繁衍生息，与周邻民族和谐共居，交流融合的状态。第三部分“心中的日月”围绕当下仍在延续的“迁徙与流动”这一主题，展开关于“我们”自身心目中故乡与异乡的对话。

图1 展览大纲结构

通过迁徙的路线，看到融合的途径；通过栖居的状态，发现交融的物证，是“追寻香格里拉”展的基本思路。展览中的流动叙事与栖居叙事是相辅相成的，并围绕着民族学、民间文学、民族史资料与考古资料交替展开。第一部分展览视野跨越当下的区域，呈现的是与迁徙有关的事件、仪式与族群的共同记忆，展览也通过沿途各区域出土的器物流变，呈现流动过程中的交流与交往，以及文化的传播路径。这种视角可以被视为流动叙事手法，使原本属于栖居内容的生活器物，通过在单元内容组织与展品说明上对传播和流动的强调，也服务于流动叙事。第二部分侧重于栖居叙事，主要描述的是在迁徙定居地日常中发生的交流。但由于在定居以后仍保持了对故地的追念，同时保留着部分旧有习俗，因此在栖居叙事主题下，仍然表达出了流动性的结果。

三、流动叙事与栖居叙事的呈现：多学科支撑下的四重论证

“追寻香格里拉”展栖居与流动并存的展览叙事，是以多学科支撑下的四重证据法来实现的。所谓四重证据法，一重证据指传世文献；二重证据指出土文献；三重证据指人类学的口传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民俗学的、民族学的大量参照材料；四重证据指考古实物和图像。以“物的叙事”为核心观念的四重证据法，对多学科知识和视野加以整合，由此获得的新方法论具有可操作的实际意义，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供有力的学术支持和研究范式的更新。从叙事学的角度，也可将文化书写方式划分成四种：口传叙事；文字文本叙事（传世的文字文本和出土的文字）；图像叙事与物的叙事；仪式和表演的叙事。

1. 四重证据建构的流动叙事

四重证据中，历史与文物证据是博物馆陈列最为常见的手段。但关于青藏高原东麓早期人群迁徙的文字资料十分匮乏，而考古学成果与民族学研究成果则相对丰富。因此，民族学田野资料和民间文学的描述在对迁徙的叙述中扮演了核心作用。民族学研究的证据包括仪式研究、史诗与神话传说、记忆研究等。民族学资料则为无文字记载的早期历史提供了推演依据，为展览搭建流动叙事框架提供了基础。

仪式研究与分析是民族学者的看家本领，生动的民族学田野资料为展览提供了选题依据。在青藏高原东麓一些民族的习俗中，有一个特别的仪式，人死后要由祭司指引其灵魂沿着祖先迁徙的路线，跋山涉水，返回祖先居住的地方。这一仪式在这些民族中有着相似的程式，并最终指向同一方向——北方。大量无法考证的山名、河流名、平坝名显示这些人群曾经主要沿着青藏高原东麓的山脉和河流自北而南迁徙。

史诗则以口传历史的形式串联起了一个脉络完整的关于早期人群的迁徙故事。梳理今天生活在川西高原以及滇西北地区的民族如藏、羌等各民族的史诗发现，多个民族的史诗中包含迁徙路线的描述或存在关于“北方”的历史记忆。

该区域丰富的考古学成果为上述的民族学仪式研究与史诗研究推演出的迁徙叙事框架提供了物证。通过对考古学器物的说明与根据空间、相似性演变进行陈列摆放，证实了该区域的文化传播痕迹，支撑起早期人群“迁徙与流动”“交流与融合”的叙事。如以彩陶为器物支撑，揭示甘青地区的彩陶文化沿着青藏高原东麓向周边地区传播；以澜沧江流域的卡若遗址为支撑，实证了卡若文化与黄河流域早期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与长江上游的整个川西高原、滇西北横断山脉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有广泛联系；以石棺墓出土器物陶双耳罐和青铜器为支撑，反映了早期中国各区域文化的融合，陶双耳罐是甘青高原齐家文化、卡约文化代表器物，并传播到川西高原、川西南、滇西北地区，与双耳罐一同发现的还有一批兼具北方与云南地方色彩、多文化融合的青铜器。

流动叙事的形成，需要将以上三重材料以展览的视觉语言传递给观众，因此从研究到视觉的转化成为形式设计的重点。在本次展览中，动态图像与根据史诗创作的插画作为辅助展品，成为完善展览叙事脉络的主要方式。

2. 四重证据建构的栖居叙事

展览的第二部分“来到香格里拉”意在从栖居视角描述经过迁徙后各民族的定居生活与融合过程，在这一部分，栖居是作为流动与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呈现的，因此，尽管文物、器物、史诗与民族志材料均涉及栖居生活的状况，但通过排布出不同的地域范围，也可用于表达迁徙与流动的历史痕迹以及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四重论证法在此处依旧起到了关键作用，史诗用于为迁徙与流动提供历史分析的佐证，民族志材料用于证实当下生活、习俗与物质文化作为迁徙与交流的结果，传世文物则作为并置的历史证明。

除了迁徙，远古时代先民的定居生产生活方式也可以从史诗中找到证据。傈僳族《创世纪》具有人文解释学的特有阐释力，生动地讲述了先民如何使用石板石刀，记载了他们的祖先去野外打猎时，偶然尝到了野火烧熟的麂子肉，从此学会煮食肉类.考古发掘成果中的陶罐、石刀、石斧、骨器，恰好可以与史诗相互印证，描绘出有文字记载以前人们的日常生活图景。

作为迁徙的结果，栖居中的许多器物表现出了与其迁徙路线、或民族交流路线上的相关器物之间的相似性。如穿孔石刀（图2）是卡若遗址出土的代表性器物，实证了卡若文化与黄河流域早期文化、长江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存在广泛而密切的联系。

图2 卡若遗址出土穿孔石刀

服饰毫无疑问是栖居状态下的生活必需品，川西高原上藏、羌、彝各民族服饰共有的“搭盖型”头饰，清晰地展示了当前青藏高原东麓民族服饰上的共性与个性，文物之间的关联性在并置中显得一目了然，呈现了各民族服饰相互影响与和谐共居的画面（图3）。

图3 川西高原上藏羌彝共有的“搭盖型”头饰

3. 栖居叙事与流动叙事并重的叙事结构

栖居叙事与流动叙事并重的叙事结构还通过对生计方式的展示与阐释表现出来。在“一口糌粑，一口酥油茶”单元中，糌粑代表农业，酥油茶则代表畜牧业。农业通常需要相对稳定的定居生活，而牧业本身则相对流动。青藏高原东麓土地上，自然环境的选择，让他们在高寒条件下确立了以青稞为主，辅以豌豆、小麦等的农作物体系。而后，随着高原大规模畜牧业的兴起，游牧业也逐步发展起来。农牧业互为补充的生产方式不仅增加了各自的抗灾能力，也保障了高原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在客观条件下发展起来了与之相应的糌粑—酥油饮食文化，而相关的器具则处处带有人口流动与文化交流的痕迹（图4）。

图4 酥油茶壶

流动叙事与栖居叙事交织并行，走向最终的结果：人与人的融合，人与自然的融合。展览第二部分在“愿白天平安，夜晚宁静”单元中，讲述了数千年来，青藏高原东麓的人们与自然相生相长、和谐共处的故事，他们从不忘感谢万物的馈赠，也始终敬畏天地的无常。人们祈愿、感恩，在灶房、在农田、在路旁、在湖畔、在山巅。而结尾单元“和睦相处是一家”沿用了民族学与史诗材料来阐释各民族和睦相处的状态。各民族的史诗中有大量关于民族同源的神话故事，传达了各民族和而不同、和睦相处、和谐发展的意愿，也是今天生活在香格里拉的人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为一体的真实写照。

四、小结

中华民族尽管有悠久的历史、广大的土地、民族众多，但表现在万千的古代文物上却有一个毫无疑问的共同性。中华民族文化的共同性，指出了时代的延续性和地域的共同性。对于地方博物馆而言，深入研究并展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过程，诠释其内在的历史逻辑，对于探寻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脉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地方博物馆的使命和方向。栖居叙事是目前展示“民族融合”“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题材常用的策展视角，而云南省博物馆“追寻香格里拉”展则尝试以栖居和流动交织的叙事手段，以流动叙事为核心切入点，建构了一个以迁徙为主题的展览，以迁徙串联古今，使考古学成果及考古出土物得以进入展览叙事，把融合作为一种结果呈现，既采用了流动视角，又包含了栖居视角。

本文所述的栖居叙事与流动叙事，即文化人类学研究中“居”与“游”的双重结构，可为此类展览策划提供视角或思路上的支持。而“四重论证法”可为此类复杂叙事提供重要的方法论支持，以多学科交叉运用、多种叙事并置方式来建构展览，增加学科的维度、内容的丰富度和观展维度，可更有效地完成此类复杂叙事的建构，实现展览传播目的。

当下越来越多的博物馆正在探索如何呈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这一主题，“追寻香格里拉”展作为一个超越区域范围、超越族群的案例，兼顾“居”与“游”的视角，兼具共时与历时性的叙事，其呈现效果为此类展览提供了西南案例典范。

原标题：《栖居叙事与流动叙事——以“追寻香格里拉”展为例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展的策展思路》，原文刊载于《博物院》2024年第3期（总第45期）。作者：邱玮，云南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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