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和家园常因满怀积极的情感因素,而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这在变化和错位的时代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而对某些人来说,家和家园却可能限制他们的生活视野,助长排外感甚至是仇外心理。本文探讨的主题是:博物馆和文化遗产如何帮助人们树立既不排外也不过度冷漠的家和家园意识,以及如何让它们与广阔世界建立有益联系。基于博物馆和文化遗产的历史,特别是与国家建设有关的历史,本文梳理了二者在建立家和世界的联系中通常所起到的作用。鉴于藏品和博物馆形式中可能还潜藏着其他关联,本文援引了大量近期案例,以期在人口大迁徙和文化多样性的背景下提供可资借鉴的方案,抛砖引玉,在世界范围寻求共鸣和补充。“家”“家园”“家乡”颇能引发共鸣。家往往是我们感到最“自在”的地方,也是最放松、最能展现真实自我的所在。“家”可以指地区、城市或乡村,也可以指家庭。“家园”既可指代家乡,也可指代国家。“天涯无处似家园”,即使其他地方再好,家永远是特别的,永远是第一位的。但“甜蜜的家”却并不一定是人们对家的唯一感受,对某些人而言,家可能是一种限制,甚至是幽闭恐怖的,是他们想要逃离的地方。家不仅不会带来积极正面的记忆,反而会令他们想起那些宁愿忘却的事情。在思考家和家园之时还需认识到,某个地方对一些人来说是家,但对另一些人来说却不是 “家”。家园可能会让身处其中的人感到温暖舒适,但这种家庭社群之感可能建立在排外基础之上,甚至于形成仇外心理——一种对陌生人的恐惧,诸如新来的人,或是那些出于种种原因而被认为本不属于这里的人。因此,家和家园远比初看时更多面,甚至是矛盾的。一方面,它们与人类一些最积极的存在感、归属感、社群感,以及时空的联系有关;而另一方面,它们也能唤起与之相反的排斥感、疏离感、错位感和断裂感。此外,有些人可能由于辗转各地,乃至无法确定自己的家园或家。本文试图厘清人们对家和家园的矛盾心理,探讨博物馆和文化遗产如何在既不排外也不过度冷漠的情况下支持关联感的建立,及其在实现特定观念和体验方面所起的作用。
本文讨论的与家的问题有关的展览名为“柏林全球”(Berlin Global)。展览遵照三大原则:①多样性原则,即展现多元的柏林,阐释它作为人类家园的事实;②关联性原则,即强调柏林与广阔世界相关联;③参与性原则,即要让更广泛的人参与到展览的制作过程中来。这些原则都与家园、世界以及关联感的主题相关。个人物品叙事,即展出来自不同人群的物品,并附上个人叙事。这些物品不是按特定群体分类选择的,而是尝试通过涵盖尽可能广泛的多样性,移民、种族、宗教信仰、性别、年龄以及东西柏林,来获取信息。展览中的每件物品(图1)都附有提供者的个人叙述,讲述这些物品对他们的独特意义。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叙述涉及一系列不同的身份归属,也涉及不同地点,通常是多个地点的身份归属,从博物馆学的角度来看,这些物品本身就具有跨越时空的多面性,又包含不同的面向和个性化的意义。虽然展览中一些物品的入选是因其让人想起了其他家园,但它们也都通过其主人与柏林联系在一起。图1 “柏林全球”互动区的一组个人叙事展品 柏林市博物馆和柏林文化项目制作 麦夏兰摄
通过“柏林全球”展览,柏林居民的多样性得到了体现,且非局限于一组类别或社群。这座城市呈现出天然的、彻底的多样性,其居民与世界许多地方都有联系。与此同时,尽管人们可能对其他地方抱有强烈的依恋,甚至将其视为家乡或故乡,但他们也都可以在柏林找到家的感觉。因为家乡本身的特点就是成为广阔世界的一部分,并向其开放。这与下一原则密切相关。柏林—世界关联原则的形成是为了强调柏林在当下和历史上与世界许多地方的联系。事实上,展示柏林如何影响世界其他地区,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如何塑造柏林已成为展览的主旨,这直接体现在展览制作期间的项目名称“柏林与世界”,及其最终名称“柏林全球”之中;柏林—世界关联原则在许多方面都支持多元柏林原则,因此,它与家的主题同样相关——强调家是一个与世界其他地方有着多重联系的地方。实际上,这创作了一幅矛盾的图景:柏林既是家乡,又是国家的首都。上文提到的矛盾心理也普遍出现在对“家”更为全面的理解中。这在展览中又是如何实现的呢?在整个展览中反复出现的一个强烈的视觉主题是满是联络线的全球图像,如入口处纵横交错的地球仪(图2)。展厅建筑和场景之中多处采用了引发关联的线条。这些线连接的点要么没有具体指向,要么往往是城市,尤其是柏林,而不是国家,因为国家更难以用图像来表示。图2 “柏林全球”入口处纵横交错的地球仪 柏林市博物馆和柏林文化项目制作 托马斯·比尼摄
一个名为“我的关联”的电脑装置(图3),展示了城市间的纵横交错,观众在其中输入与之有某种联系的城市名,电脑就会将输入的城市连接起来,给人一种多元联系的总体印象,但也释放了一种不允许你没有联系的信息。这可能不符合以柏林为家乡的精神。图3“柏林全球”里的展品“我的关联” 柏林市博物馆和柏林文化项目制作 托马斯·比尼摄
与个人物品叙事一样,声音故事提供了一个体验由当下生活在柏林的不同人讲述其生活和与其他地方各种联系的机会。不过,在这里,这些故事并不围绕物品展开,而是以音频形式呈现。与个人物品叙事一样,声音故事强调人们与其他地方的各种联系,有时包括移民故事,也可能涉及负面经历,如当他们初来乍到时遭遇到的不友善。而后,再次提醒观众,在柏林,人们与许多其他地方有着多重联系——这是柏林的一个特点——但告知观众,这可能会产生潜在矛盾心理。这种矛盾心理也出现在其他展品中。如在“边界”展区(图4),城市—故乡被展示为一个在不同民族间存在多重边界或障碍的地方。“边界”清楚地表明,联系不是无限的,它们可以被各种过程切断——包括修筑实体围墙、城市规划或城镇发展、多样性相关的差异。因此,家与故乡间的矛盾既是柏林的具体情况,实际上也是普遍现象。图4 “柏林全球”里的展区“边界” 柏林市博物馆和柏林文化项目制作 麦夏兰摄
“我的关联”旋转地球电脑展示只是“柏林全球”众多互动展品之一,也是众多互动和参与形式之一。“参与”是展览制作过程中的一个关键词:因而经常被讨论,甚至以此为主题在团队中组建了一个特别小组,以探讨其可能的实现方式和需要考虑的问题。“参与”也是当代博物馆学的一个关键词,妮娜·西蒙《参与式博物馆》一书中的观点对团队影响尤深。“参与”指让策展团队以外的人参与进来,不仅包括观众互动,还包括让其他人——主要是柏林的非专业人士——参与到制作过程中,并在展览中或多或少地为不同群体创造机会,让他们自己策展。在许多方面,“参与”强化了多元柏林原则。“柏林全球”展览的一个主要参与方式是在展览的不同点位设立三个开放空间,各团体可以在其中策划自己的临时展览,并可获得一定的资金和支持,而展出内容基本上由他们各自决定。它们不仅进一步丰富了展览的整体内容,而且在不同程度上突出了全球关联。许多主题直接和“家”相关:在只能从原来的家带来很少东西之时如何建立起新“家”、人们如何才能抵御城市化带来的被逐出家园的威胁、在城市中无家可归是怎样一种体验。在申请策划开放空间的官方说明中,并未要求或提及“家”这一焦点,但它还是出乎预料地出现了。这看似令人惊讶,但也不足为奇, 因为“家”的问题是体验和参与柏林或任何其他城市的本质问题。“柏林全球”清楚地表明,在柏林和世界其他地方同时拥有自己的家园是完全可能的。此外,柏林还是一个可以让许多人都能感受到家的温馨的地方。对于博物馆和文化遗产是否能够在既不排外也不过于冷漠的情况下支持关联感这一问题,答案是肯定的。但观众是否能够理解并认同策展人想要传达的信息,始终是一个有待研究的开放性问题。就“柏林全球”而言,调研表明,大多数参观展览的柏林人确实感觉到展览的代表性,即展览反映了他们以柏林为家的感觉。但并非所有人都这么认为,如一位在柏林生活了一辈子的人说:“那不是我的世界,所以我感到很陌生,就像一个陌生人。”不过,展览通过开放空间的形式,确实为这些受访者未来的融入提供了可能。这种“向世界开放”的自我展示对于小型社区博物馆或乡土博物馆也具有借鉴意义。苏格兰偏远地区天空岛(又名斯凯岛)当地人关于自己和家的故事充满了旅行和迁徙,此地的小型博物馆也在“家”及其之外进行协商,既展示当地的物品、人物和历史,也展示与其他地方的联系,并将已成为当地生活一部分的其他地方文化特征视为本土遗产的一部分。在描绘正在消失的乡村生活方式时,即便是最传统的地方博物馆,也未忽视与更广阔世界的联系,没有将其视为必然的消极因素。社区和地方博物馆通过对话与游客建立联系。对话中通常包括游客在其他地方经历的回忆,虽然不乏差异,但更多的是关于相似之处,一种共同经历之感,从而唤起平行的故乡之感。这种形式在诸多地方博物馆重复出现,不仅不会与其他地区的归属关系相抵触,反而有助于巩固对一个更广泛集体的归属感。这个集体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更广阔的世界。西里蓬·斯里西努赖对英国北约克郡、泰国的社区和地方博物馆的研究发现,英国北约克郡的地方博物馆绝非仅仅是当地的,与更广阔的世界和现代化社会脱节,只满足更广泛的国家对乡村的想法,而是充满活力的,与现代化和民族主义相协商,突出当地定位。并经常讲述当地人的故事。它们也并非只是延续怀旧情结,回顾过去,不关注变化,反而非常注重变革。泰国东北部的地方博物馆(图5)是在意识到其他现有和既定博物馆形式的情况下组建的,是为回应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而发展起来的,汇集了原住民和非原住民的知识和策展实践。它们并未与更广阔的世界(包括作为家园的国家)相分离,而是与之协商。也就是说,它们在受到广泛发展影响的同时,也在进行自我塑造——它们既是地方性的,又是超越地方的。图5 拍侬佛塔寺博物馆 西里蓬·斯里西努赖摄
本文讨论了家和家园的矛盾性。矛盾性本身就具有不确定性,可以对现有的各种可能做出不同的权衡和阐释。因此,其本质是可以协商的。家的含义是什么,如何体验,以及如何以不同观点看待家——包括在人口变化和地方转型的背景下,以及与全球化、人口流动和城市化进程相关的情况下——对于世界各地的许多人来说,都是一个极具深刻生存意义的问题。博物馆是可以通过提供不同故事和物品等方式,隐含或明确提出此类问题的地方。博物 馆还是提供答案的地方。但是,单维度的尖锐答案无法满足人们存在的需要,而是要通过各种可能性和细微差别进行思考,让人感到答案是自己所必需的。这或许有点像一栋现成的、 标准化的房子与一栋通过自己的选择并按个人生活方式偏好组装起来的房子之间的区别。或者说,就像一栋房子与一个家之间的区别。协商不一定非得是高度认知或反思的结果,也可以指围绕实物所做的半自觉动作,与感知一样,它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感觉和情感。事实上,感受是至关重要的,而这正是博物馆和文化遗产擅长提供的。“家”和“联系”都需要感受和体验,而不仅仅是知识上的了解。博物馆和文化遗产具有物质性和感官上的立体感,并具有成为故事讲述焦点的潜能,因此,它们具备了充当感官制造者的良好条件,在“感官”一词的两种意义上皆是如此——即帮助人们弄清自己的想法和立场,同时也感受到那些原本可能抽象的命题或可能性。然而,现实中它们在这方面的表现却大相径庭,人们对它们的了解也相对较少,尤其是在感知现象学有关层面上。本文试图通过探讨博物馆和文化遗产唤起各种关联感和家园感的能力和路径,为进一步理解博物馆和文化遗产的感知现象学做出贡献。并特别强调这未必会导致深深的怀旧和排他性的家园感,相反,博物馆和文化遗产可以——反之亦然——促成对各种可能的关联感的协商。因此,它们可以把世界带回家,也可以把家带到世界上。世界可以是他们的家园,也可以是我们的家园。本文改编自《博物馆、文化遗产与关联感》,原文刊载于《博物院》2024年第3期(总第45期)。作者:麦夏兰 著;柏林洪堡大学,张靓 译;首都博物馆。-END-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文博圈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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