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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七年（1918年）父亲杨健侯去世，杨家功夫的顶梁柱塌了。此时已经35岁的杨澄甫顿时觉悟，发奋苦练。
“兆清字澄甫，后人呼为三先生，生于光绪九年。性温和，幼时不甚喜拳击。年将弱冠，始从父学。父在，亦未深研拳中奥妙。父逝后，顿起觉悟，日夜苦练，终负盛誉。各种功夫，却由自研而得，诚绝顶聪慧之天才。如能在幼时悉心从父学，则其造就当不在乃祖下矣。身材魁梧，外软如棉，内坚如铁，引人发人，均臻上乘。”[2]
这个小传里说杨澄甫主要是靠自身的天赋和苦练成长为一代太极拳大师的，杨澄甫习武有天才之处，他身材魁梧高大又聪慧过人，这自是他日后有所作为的原因，暂且不去谈论。
杨澄甫在广州授拳时，左为傅钟文，右为傅振嵩。傅振嵩1928年担任中央国术馆武当门门长。比较他们的身材。
一、杨澄甫隐秘的训练方法——桩功训练
练拳者以木桩或石碑作为打击目标称为“打桩”，比如：杨家练大捋之靠劲，要练靠打木桩或树桩；练枪术之粘劲用大枪在树桩上面左右反复粘刷，大家耳熟能详的的咏春拳的“木人桩”是同样的道理。不过，现代人练太极拳已经很少看到这种重要的辅助练习方法了。
但是，桩都是没有情感的死桩，可是技击的时候人是会躲闪、跳跃、反击的，所以无论什么的固定“桩”都是武术辅助训练手段，不是技击训练的本身，技击训练必须在真实的对抗中才能真正完成最终的训练。所以，中国古代武术就有了以人为目标的训练方法，“活桩”。
《太极往事》中提到“杨澄甫桩功极深，勤练活桩……”[3] 杨澄甫以六块大洋的月薪雇用一名身强力壮的大汉，作为“桩”，苦练实战。“活桩”，这是古代的说法。现代对抗类竞技项目有一个专门的职业叫“陪练”，与古代训练中的“活桩”是一个意思的不同说法。
二、陪练
“陪练”通常有以下几种方法：
图中左边的运动穿着各种防护装备，就属于这类陪练。
2. 是递招（或者称喂招、破招等），着眼于技击招式技术的娴熟应用，现代各类对抗项目仍然在广泛使用。“令队兵中习此功最善者，田兆麟、尤志学等二人，为余递手作桩，先生从旁随时指点其谬误。”[4] 田兆麟、尤志学二人，为许禹生递手作桩就属于这类情形。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武术在套路高度成熟，向大众传播过程中“递招”训练方法出现了异化现象。“两个人之间的‘喂招’‘接招’和‘破招’要求必须使用本拳种的动作，必须保持本流派的风格。如此以来，（武术散手）练习的目的是为了表现动作而不是衡量人的格斗能力。”[5] 1979年国家为了恢复武术技击进行大规模对抗实验中发现了这个严重问题。出现异化的时间极可能是1900年之后民间武术大发展，武术家大量进入城市谋生为了区分门派出现的。所谓门派其实是民国时武侠小说造势，人们信以为真，古代并不存在，这将在另外的文章中论述。
3. 是模仿某种打法的针对性陪练。这一种在今天职业运动员中比较常用的技击训练方法，主要对付擅长某种技法的对手。清代由于缺乏职业擂台比赛武术家技击训练通常不具体地针对某一个人，这种方法就较少使用。
4. 是真实地自由搏击陪练。这个不多说，任何人想要拥有真实的对抗能力，必须经过这一关的训练。
古代的“石担”就是今天的杠铃
今天很多太极拳爱好者都只是站桩而不练习力量，这对于推手（推手是技击的辅助练习而不是技击本身）或许是凑效的。因为太极拳爱好者训练并不着眼于实战，所以他们也就用不着练习力量了。对于杨澄甫具体训练手段和方法如果用我们现代人太极拳训练手段和方法去衡量和分析有着显而易见的偏见。现代太极拳体系是以包括推手在内的“套路”为中心的功力训练，而杨家太极拳训练从资料上分析是以“技击”为中心的训练体系，杨澄甫承接了父亲和长兄的训练方法，在独自训练时不会偏离传统方法过于遥远。
不过，对外为了突出太极拳的特征，谁也不肯说出来这种训练手段。没有速度、没有力量、没有灵敏，再好的“抛放”技巧都不过是空谈。壮硕的杨澄甫能够与人推手中发放自如正是得益于身体素质训练出来的“隐性能力”，不为普通习练太极拳者觉察到的底蕴。这也是追随他的太极拳练习者在与他较量的时候难有胜算机会的原因之一。
[6] 杨式太极拳最擅长掷放术，其代表性动作是如封似闭。封是封锁，用横向力阻断对方的攻击力；闭是逼迫，用正劲逼迫对方在被动状态下出力反抗。当逼迫成功后，双手向上引导，脚步踏进，待对方脚跟浮起后，将其掷放出去。其它的技术动作都要转化为这种用力方式。杨澄甫描述此技：“其拿人之时，手极轻而人不能过。其放人之时，如脱弹丸，迅速干脆，毫不受力。” 田金龙《太极拳技术原型的提炼与推手技术体系的构建》、《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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