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梦想的交汇处 | 对话尹马//一个诗人，对重建乡村世界的呼唤

2021年5月21日，《小说选刊》杂志社、云南省作家协会和镇雄县委宣传部共同在京召开长篇小说《回乡时代》研讨会。与会研讨人员认为，《回乡时代》的“反乡愁书写”将成为中国乡土文学的重要写作方向，诗和远方都是脚下的故乡。

作为研讨会协办方，镇雄县委宣传部是《回乡时代》的作者尹马的供职单位。从14岁开始写诗的尹马，并没有像他的作品一样走出云南东北部这个叫镇雄的县城。如果沿着出走的路再往回走，老家“庙坎”对他既是一种召唤，也是他理解的乡村世界的模样——很多人从这个地方走出去，走到向往的远方，然后，再走回来。

在文学圈子里，很多人都知道尹马写诗，但其实他也写小说、散文，甚至作词。在出版长篇小说《回乡时代》之前，尹马于2011年出版了小说集《蓝波旺》，接着又是《天坑》，并陆陆续续在国内刊物发表约30篇中短篇小说。

尹马参加云南省作家协会“大道昭通”采风活动时在威信湾子苗寨的留影。（受访者供图）

1977年出生的尹马，17岁就开始扬名，那一年是1994年。到2021年的《回乡时代》研讨会，27年时间，没有一件作品不让他满意。诗歌是什么？小说是什么？散文是什么？文学体裁似乎不重要，关键是文学作品所承载的内容，以及内容的表达方式。作为离语言最近的诗歌，尹马小说和散文中诗化的语言、故事化的叙述，往往让读者不愿跳过每一个字词。

如果说诗歌是世俗洪流中的一条安静支流，那么，小说和散文则是其中的泥沙，注定要呈现洪流的本来面目。

“反乡愁书写”似乎是《回乡时代》研讨会首次提出的概念，时至今日，3年多时间里，尹马在与诗人王单单的一次对话中作出注解：每一个离开故乡的人，都会把自己想象成从故乡射出去的一枚箭矢，他们的乡愁驱使指向的是“回得来”，当所有“距离”在慢慢消解成为各种“速度”，回乡不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种满怀期待、有着温暖牵引力的必然。

但实际上，像回旋镖一样的乡村人物，回乡的很大缘由并非乡愁驱使，而是乡建牵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乡村振兴这一政策的召唤。

那么，人们从事文学创作到底需要干什么？

“我在这里生活，肯定避不开种种‘镇雄现实’的撞击，逃不掉一个写作者的责任与良知。我会一直写我的‘乡下’，写我身边的每一个亲人。”一段时期，周末或者节假日，尹马会坐上从镇雄县城通往庙坎的绿皮乡村客运车“返乡”。在狭窄拥挤的车厢里，他会与同样去往“庙坎”或中途下车的乘客聊天，这成为他观察乡村世界的一道窗口，那些没有经历过的人生，就此徐徐展开，作者与作品人物的相遇，是最温暖的时刻。

尹马的文学作品没能提供观点，却与读者分享了情绪价值。从他作品的主人公身上，能够看到感性、乐观、悲悯、不屈的性格，当以故事化的方式展开时，顺利地获得了读者的认同。

《从我手中接烟的人》是尹马新近完成的散文，在村口路上行走着的形单影只的老年人、因各种原因返回庙坎的中年人、年关回家穿着时髦留着卷发的年轻人，尹马的笔让人理解民间哲学里的乐观，一种妥协于现实的乐观，是无论如何也要好好活下去的乐观。

“你没有感知或者经历过的东西，文学会给你。”对文学寄予厚望，但这种厚望又往往被现实击碎，“有多少人能看到你写的东西？”在信息碎片化尤其是短视频成为传播主流的当下，每一个深度写作者难免会自问。

文学不能解决什么问题，但它能提供看见世界的窗口，对已知的世界心怀感激，对未知的世界充满好奇。

2024年9月23日下午，笔者本想造访多次出现在尹马作品中的庙坎，但尹马说：“我们去王家沟吧，那里干净、纯粹。”

距镇雄县城约20公里的王家沟，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峡谷村落，清澈的河流两岸，数十家民房稀疏分布，民房的边沿是陡峭的岩壁，岩壁的另外一端就是镇雄县城方向。

王家沟航拍。 实习记者 兰波 摄

初秋的阳光和微风弥漫在王家沟，在王家沟的河流之侧，我们与尹马完成了一次以笔下与乡下为内容的对话。

记者：王家沟的确很美，你所说的“干净、纯粹”，怎么理解？

尹马：这是我理解的乡村世界应有的样子，也是我要表达的乡村世界的样子。

像我这样的写作者，虽然吃住在县城里，但生活仍在“乡下”，从来没有离开过故乡。我一直都在写故乡，因为我们的故乡是回不去的，但这些年我们很荣幸看到了故乡的复苏。

记者：你第一次写诗是什么时候，这首诗是怎么产生的？

尹马：我是一个对文体意识比较模糊的人，我甚至无法定义我的某篇作品是小说还是散文。我第一次写诗是在读师范学校一年级的时候，我写了一篇名叫《小桥流水》的散文诗，在一次全校作文展览上，我的语文老师写了8个字的评语：文采飞扬，韵味无穷。我还记得描写的就是我的家乡的木桶沟，它属于赤水河的支流，我经常在我的作品中提到木桶沟这3个字，木桶沟是一个地名，但是那条河也称为木桶沟，它流经我家庙坎，我最早的散文诗写的就是这个地方。那时候我主要写故乡、田园风光等题材。

记者：第一次的写作就和家乡联系起来了？

尹马：对，就是写我所居住的小村庄里的那条小河，河上边的那座小桥。为什么刚才我要补充我的文体意识是有点模糊的，因为那时候我没有刻意地分行，我想写多长的句子就写多长的句子，想写多短的句子就写多短的句子。这篇散文诗大概就是300多字。

记者：那是一个对诗歌极度狂热的时代，镇雄作为一个祖国西南的边远小城，当时的诗歌创作处于什么状态？

尹马：在我开始写诗之前，镇雄就有一个叫余夫的诗人，在全国都有点名气，他在《诗刊》上发表了作品。和我一起写作，写出名气的就有郎启波、王军、陈传雄、冬末等人。

那个时代，诗人是自带光环的，如果说你会写诗，大家都会认为你很了不起。像北岛他们那一代人，无论走到哪个地方，只要有诗人在，都可以混口饭吃。

那时候我经常在《语文报》发表作品。《语文报》主要是针对高中生的版面，我曾经在文学版面整版若干次发表了诗歌。那个时候，《中学生文萃》等杂志每年都会联合评选中国十大校园诗人。1996年，我就被评为中国十大校园诗人之一。

那时候的文学是至高无上的，它是一种光环，你会写文章，你就是一个很有出息的人，会受到社会的尊重。

记者：在诗歌的写作中，哪一首诗能够代表你写作的最高水平？

尹马：这个选择对我来说很纠结，我觉得我发表过的诗歌，每一首我都很满意，不满意的都是没有发表的。如果非要选一首的话，那就是《落日浑圆》。这首诗在2019年发表在《诗刊》上后，被翻译成其他国家的语言发表在海外杂志上，这首诗的影响相对来说要大一些，但我觉得我自己满意的不止一首诗。

三十年前在深山，落日浑圆

我喊自己的名字

为自己壮胆。林间的兽，只认识我的父亲

它们，借一片树叶取笑我

借一捧月光追赶我

落日浑圆，落成我的偏头痛

三十年后我打着父亲的旗号

在城市的丛林里，小心翼翼地做一个

父亲。我那么孤独

没有一片树叶，像深山里的树叶

那么锋利。落日浑圆，一爿月光

像一个贫穷的女人

不敢提及被我爱过

记者：这首仅有13行的诗歌，写到了深山、落日、父亲、爱情……这些是你平时写乡下表达的一些意象吗？目前这首诗歌传播很广，你站在你自己的角度评价一下，这首诗歌为什么会取得这样一个传播效果？

尹马：我对意象生成执迷不悟，我不去直接叙述我的感受，而是通过30年前和30年后，对落日、城市、森林以及我的经历进行对比。30年前，我在故乡的丛林里游荡，和我父亲一起。30年后，我同样是在深山，只不过是在城市的丛林里面小心翼翼地做着一个父亲。这是在写一种生存的境遇，我可能在语言的跳跃性上、对语言的生成上遵从了古典诗歌的意象概念，但它的意境是一个村庄的变化。

福克纳曾说过一句话：“我的一生都在写一个邮票大的地方。”对我来说，这个邮票大的地方就是我的故乡，像王家沟、木桶沟、庙坎这样的地方。

记者：写作都有一个符号，比如说你的家乡庙坎就是一个符号，这个符号传递出的信息是什么？

尹马：庙坎其实就是故乡。因为你没有长期生活在那里，而是在城市里面，虽然一个多小时能够到达，但是它确确实实是一个“故乡”。首先，它是你的出生地，其次，它是你长大的地方。因为“回不去”，它在你心里已经不同程度开始陌生化了，但是那个地方它还住着我的亲人，住着我的发小，住着和我一样一年回去几次的这帮人。

我们在乡下长大，其实我们能积累的东西，除了小时候学到的生产技艺，就是那些谚语、童谣，它们构成庞大的乡村记忆。这是我写乡村的语言谱系，它包括语言结构、语言色彩，这种谱系称为乡土经验。

记者：这种语言谱系我们理解为“乡音”，它能够帮助与乡村密切联系的人梳理自己的境遇，当把这些境遇作为写作题材转化为作品，作品的主题就能与读者垂直相见。

尹马：比如，《从我手中接烟的人》这篇散文，主题是重返故乡。我每次回去，都会给村子里的人发烟。他们从我的手中接过烟的时候，说过一些什么样的话？抽烟的神态是什么？抽完烟怎么样？从我手中接过烟的这些人他们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叙述方式的起承转合已经不仅仅依靠语感来完成，而且也需要心感。

在村子里游来游去就游完一天的老人，我发烟给他们抽，听他们摆龙门阵，发现他们其实很孤独、很落寞。从外面打工回来的这一帮人，我跟他们在一起抽烟，听他们讲从一个工厂跑到另外一个工厂的故事。年轻的一代有的出去打工，有的出去读大学，他们同样也会抽烟，但他们从来不会主动跟你说一句话，你问他们的梦想是什么？他们说我没有梦想。这一群人就是我们的子女，这是真真实实的事情。

记者：这些描写特别有意思，你想通过作品告诉人们，故乡就是这个样子？

尹马：我洞悉他们的生活，把他们的生活状态写出来，提供一扇观察故乡的窗户，透过这个窗户看到的故乡，其实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为什么我要写《回乡时代》，其实我是在召唤人们回来，要他们带着项目回来。当然，我认为乡村要振兴，不只是产业的振兴，更是人才的振兴。《回乡时代》的核心就是重返故乡，即重新回到故乡去。

记者：当你讲述这些乡村生活时，我们的孤独感一直在弥漫，我们也一直在想，这种孤独来自哪里？

尹马：文化的失落与孤独！把文学放在文化范畴来谈论，是合时宜的。在呼唤重建乡村世界的时候，也要呼唤乡土文化的重建，文化是根，是一种存在着的定力。

        尹马的著作《回乡时代》，召唤人们回到乡村，发展乡村。

文学能让人发生意识上的转变，是因为文学让人看到真正的深层次的东西。但遗憾的是，今天读书的人太少了。虽然《回乡时代》的销售量还不错，但真正读完的人仍然是那些从事文学生产的人。普通人也有买的，但读完的肯定很少。文学这道认知世界的窗口，很难被打开。

记者：你所生活的乡下，或者是你称为故乡的地方，文化产生的影响是否是有限的？

尹马：文学艺术的发展肯定是对一个地方的人文精神的重建，但在一个信息被泛滥推送的互联网时代，很多人得不到应该得到的精神养分。当然，作家为了获得流量，也可以把自己的作品写得喜闻乐见。但是，然后呢？

作家写的作品，生活在乡村的人不一定全部读得懂，这种现象是解决不了的。我最近写的十几篇长散文，有很多都是民间故事，写得很通俗易懂，媒体传播阅读量也不低。

我为什么要回到故乡，我为什么写我的故乡？我所写的故乡不只是我的故乡，还是中国广大的农村。

记者：文学的另外一个功能可以说是滋养吧，但在当下，越来越多的人在短视频的快餐文化中失去思考，乡村文化的重建面临很多的问题，我们的方法、路径在哪里？

尹马：我们还是要在全民阅读上下功夫，不管运作下来有没有作用，但氛围要先营造起来。为什么这些年有乡村书屋、农家文化广场，我曾经提过用上夜校的方式来普及老百姓的文化，让老百姓从《三国演义》学生版读起，让全民阅读成为常态。我曾经提出过一个思路：乡村由专人负责，把读书书目发到群里，不定时提问阅读文章的感受，通过回答问题来换积分，推动全民阅读走深走实。

这些年，镇雄的文学艺术创作对乡村重建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比如镇雄县摄影家协会一直在把我们的美景、人文展现出来，让外出的人知道我们镇雄有多美丽，知道镇雄老百姓的生活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记者：当“三农”工作重心从脱贫攻坚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文化振兴作为乡村“五大振兴”之一，文化为乡村振兴提供了一种定力，未来的创作，你有何打算？

尹马：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可见，文化在乡村重建中的价值和意义。所谓文化，我理解为一个社会过日子的方式。比如在乡村，乡村文化是世世代代的农民与土地打交道，由此产生的风土民情、风俗习惯、民间传说等。这些文化，一方面存在于农民的记忆中，另一方面又成为农民的精神追求。

但现实是年轻一代外出打工，使他们失去与自然和农业接触的机会，乡村文化正一步步远离他们的生活，对乡村的认同感也正一步步淡化，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难以找到解决的途径，因此，转而向文化寻求解答成为一种必然选择。

说实话，我好久没有写东西了，我在谋划一篇关于民族民间文化的系列散文，如果能够写出来，我想，一定程度上能增强人们对乡村文化的认同和自信。文化重建是乡村重建的重要部分，回乡的召唤也应该是文化的召唤。

来源丨@昭通日报 微信（ID：ztrbwx）丨昭通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汪舒 田朝艳 曹阜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