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研题目怪?
这篇基本全都有啦!
新传考研的题目越来越灵活,
越来越多的学界热点词汇出现在试卷中。
今天,
我们就来盘点一下那些新传学界的热点词汇,
帮助大家更好地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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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一览
“沙发土豆”(Couch Potato)
文化中介
算法审计(Algorithm Audit)
介入性新闻(Engaged Journalism)
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
媒介物质性(Media Materiality)
深度造假(Deepfake)
隐私疲劳(Privacy Fatigue)
“电视人”
“AI污染”
媒介考古学(Media Archaeology)
媒介物质性转向
症候式阅读(Symptomatic Reading)
媒介环境学派(Media Ecology)
媒介学(Médiologie)
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 - Network - Theory,ANT)
“边界域”(Boundary Zone)
“智能体”(Agent)
“数字游民”(Digital Nomad)
“人机关系”(Human - Machine Relationship)
准社会交往(Parasocial Interaction,简称PSI)
“浪漫准社会交往”(Romantic PSI)
“乐队花车”(Bandwagon)
“新闻闪光综合症”
“邪恶世界综合征”(Mean World Syndrome)
“卑鄙世界指数”(Mean World Index)
“数字仓鼠”
“数字囤积”
“第三空间”
“文化地图”
“群聚传播”
“结构洞”(Structural Holes)
“拆条新闻”
“空间芭蕾”(Space Ballet)
“媒体朝圣”
常人(the Ordinary)与新常人(the New Ordinary)
“文化记忆”
“影像操纵”
“数字怀旧”
“敌意媒介理论”(Hostile Media Perception)
“计算宣传”(Computational Propaganda)
“技术后冲”(Technological Backlash)
“乌卡社会”(VUCA Society)
“巴尼时代”
“微粒社会”
“辫子新闻”
“数字孪生”(Digital Twin)
“加速社会”
“数智华流”
“随机鹦鹉”
“沙发土豆”(Couch Potato)
“沙发土豆”指的是那些拿着遥控器,蜷在沙发上,跟着电视节目转的人。他们长时间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就像种在沙发上的土豆一样,这个词形象地描绘出那些过度沉溺于电视的观众形象。
一、背景
1. 媒介环境角度
随着电视媒介的普及,电视节目日益丰富多样。在20世纪中期以后,电视逐渐成为家庭中最主要的娱乐媒介之一。大量的观众被各种电视节目所吸引,尤其是一些情节性较强的电视剧、娱乐节目等。人们在工作之余或者闲暇时间,越来越习惯坐在沙发上观看电视,从而出现了这种过度依赖电视的群体形象。
2. 社会文化角度
它也反映了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在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压力增大。而电视提供了一种简单、便捷的放松方式。许多人在结束一天的工作或学习后,选择通过看电视来逃避现实生活中的压力和烦恼,这种行为逐渐形成一种相对消极的生活方式和休闲模式。
文化中介
“文化中介” 是指处于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之间的媒介性要素或行为主体。它可以是机构、组织,也可以是个人,其主要功能是促进文化产品(如新闻、影视作品、文学作品等)从生产者向消费者的流通、传播以及意义的传递。
一、角色和功能
1、筛选与推荐功能
文化中介就像一个文化产品的 “把关人”。例如,图书出版商在众多的书稿中挑选出有市场潜力和文化价值的作品进行出版。他们根据自己的编辑眼光、市场调研以及对目标受众的了解,决定哪些书籍能够从作者手中进入大众的视野。同样,电影发行公司会筛选值得在院线上映的影片,把那些质量较高、具有吸引力的电影推荐给观众。
在新闻传播中,新闻聚合平台也扮演着这样的筛选角色。它们利用算法和人工编辑相结合的方式,从海量的新闻资讯中挑选出重要的、用户可能感兴趣的新闻推送给用户。
2、意义阐释功能
文化中介帮助消费者理解文化产品的内涵。艺术评论家对于绘画、雕塑等艺术品的解读就是典型的例子。他们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审美经验,向观众阐释艺术品的创作背景、风格特点、作者意图等诸多方面的内容。这样一来,观众就能更好地理解作品背后深层次的意义,而不仅仅是停留在表面的观赏。
在文学领域,文学评论家通过撰写书评,对小说、诗歌等文学作品进行剖析,挖掘作品的主题、人物塑造、文学技巧等元素,引导读者理解作品的价值和意义。
3、连接与沟通功能
文化中介能够连接文化生产者和消费者,促进双方的互动。社交媒体平台在这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例如,微博上的明星和粉丝之间的互动,明星通过微博发布自己的作品动态(如新歌、新剧等),粉丝则通过评论、转发等方式给予反馈。这种互动不仅让明星了解到消费者的需求和喜好,也让粉丝更加深入地参与到文化产品的传播过程中。
文化活动的组织者也是重要的文化中介。他们举办各种文化活动,如艺术展览、图书签售会、音乐节等,将文化生产者(艺术家、作家、音乐家等)和消费者(观众、读者、乐迷等)聚集在一起,为双方提供直接交流的机会。
算法审计(Algorithm Audit)
算法审计(Algorithm Audit)在新闻传播学领域是一种用于评估算法系统在信息传播、内容推荐、数据处理等过程中的公正性、透明性、准确性以及潜在影响的系统性检查方法。它主要是对算法所涉及的技术流程、数据使用、输出结果等方面进行审查,以确保算法符合社会价值观、法律法规和道德准则,防止算法可能带来的诸如信息茧房、隐私侵犯、歧视性内容推荐等负面效应。
一、背景与重要性
1. 算法权力的崛起
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算法在信息传播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像社交媒体平台(如Facebook、微博)、新闻资讯平台(如今日头条)等,算法决定了用户看到哪些内容、内容的排序以及推送的频率。例如,算法可以根据用户的浏览历史、点赞、评论等行为数据,为用户推荐新闻、视频或商品。然而,这种强大的算法权力也引发了诸多担忧。
2. 应对算法黑箱与偏见
算法通常被视为一个“黑箱”,其内部的复杂运算和决策机制不被外界轻易知晓。这就可能导致算法产生偏见。比如,在招聘信息推送中,如果算法所依据的数据存在历史性别或种族偏见,可能会导致女性或某些少数族裔群体无法公平地获取招聘信息。算法审计就是要揭开这个“黑箱”,发现其中可能存在的不公平和错误决策因素。
介入性新闻(Engaged Journalism)
介入性新闻(Engaged Journalism)是一种新闻理念和实践形式,指的是新闻工作者或新闻媒体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新闻事件中,而不仅仅是作为事件的旁观者和记录者。这种参与可以体现在多个方面,如在新闻事件的调查过程中发挥推动作用、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思路和方案、组织公众参与讨论和行动等。
一、特点
1. 主动性参与
与传统新闻报道中相对中立、客观的观察记录不同,介入性新闻强调记者的主动介入。例如,在调查性新闻报道中,记者不再只是等待消息来源提供线索,而是会主动挖掘线索,像深入环境污染地区,实地走访居民,主动寻找污染源相关证据,通过各种渠道联系可能知晓内幕的人士,积极推动调查的深入.
2.解决问题导向
介入性新闻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和解决问题的倾向。它关注社会的痛点问题,如贫困、教育不公平、医疗资源匮乏等。新闻媒体不仅报道这些问题的现状,还会积极探寻解决方案。比如,媒体针对贫困地区儿童上学难的问题,在报道后联合公益组织,发起募捐活动,帮助建立希望小学,改善当地的教育设施。
3.公众动员与互动
注重动员公众参与新闻事件和社会问题的解决。通过社交媒体、线下活动等多种方式,引导公众关注新闻事件背后的社会问题,并鼓励他们采取行动。例如,在环保主题的新闻报道中,媒体可以通过发起线上签名活动,呼吁公众支持环保政策;或者组织线下的环保志愿者活动,让公众亲身参与到环保行动中。
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
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是一个跨学科领域,它将数字技术与人文研究相结合。在新闻传播学领域,数字人文意味着运用计算机科学、信息科学等数字技术手段来研究新闻传播、文化、历史等人文现象。例如,通过数据挖掘来分析新闻报道中的主题趋势,或者利用数字化工具对文化遗产的传播和保护进行新的探索。
一、背景与起源
1. 技术驱动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数字技术不断涌现。这些技术为人文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工具。在新闻传播领域,新闻媒体积累了海量的数据,如新闻稿件、读者评论、社交媒体上的传播数据等。利用数字技术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成为可能,从而催生了数字人文在新传领域的应用。
以数据挖掘技术为例,它可以从大量的新闻文本中提取关键词、主题等信息,帮助研究者了解新闻传播的热点话题和趋势变化。就像通过对社交媒体上关于某一事件的海量评论进行挖掘,能够快速把握公众对该事件的态度和观点分布。
2. 学科交叉融合需求
人文科学本身也在寻求创新和突破。传统的人文研究方法在面对大规模的数据和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时,有一定的局限性。而数字技术可以提供新的视角和分析手段。例如,在文化研究中,传统的文本解读方式难以全面把握文化在数字时代的传播和演变。数字人文通过将文化作品数字化,如将古籍转化为电子文本,利用文本分析软件进行语义分析、版本比较等,拓展了文化研究的维度。
媒介物质性(Media Materiality)
媒介物质性(Media Materiality)是指媒介本身所具有的物质属性以及这些物质属性对媒介内容的生产、传播和接收等过程产生的影响。它强调媒介不是一个抽象的、单纯的信息传递工具,而是有着具体的物质基础,包括媒介的物理材料、技术设备、空间布局等诸多方面。
一、媒介物质性的维度
1.物理材料维度
不同的媒介由不同的物理材料构成,这些材料的性质影响着媒介的功能和传播效果。例如,传统纸质书籍的纸张材质决定了书籍的质感、重量和耐久性。优质的纸张能够更好地呈现文字和图像,同时给读者带来不同的触觉感受。而电子媒介如平板电脑,其屏幕材质(如LCD、OLED等)影响着图像显示的清晰度、色彩还原度和可视角度等,这些因素进而影响用户对信息的接收体验。
2. 技术设备维度
媒介依赖的技术设备是媒介物质性的重要体现。以广播为例,广播电台的发射设备、频率范围以及接收设备(收音机)的质量等都对广播信号的传播和收听产生影响。在数字时代,智能手机作为重要的媒介设备,其芯片性能、摄像头质量、存储容量等技术指标决定了它在信息传播中的能力。例如,高性能芯片能够支持更流畅的视频播放和复杂的多媒体应用程序运行,摄像头质量则影响用户生成内容(UGC)的质量。
3. 空间布局维度
媒介存在和使用的空间布局也体现了媒介物质性。例如,电影院的空间设计,包括座位的排列、屏幕的大小和位置、音响系统的布局等,都是为了营造特定的观影环境。这种空间布局会影响观众对电影的感知和体验。再如,博物馆的展品陈列空间、光线设计等物质因素会引导观众的参观路线和注意力,从而影响文化信息的传播效果。
深度造假(Deepfake)
深度造假(Deepfake)是一种利用人工智能(特别是深度学习)技术进行的高度逼真的虚假信息制作手段。它主要是通过生成对抗网络(GAN)等复杂的算法,将已有的图像、音频或视频中的人物形象、语音等进行替换或修改,从而制造出看似真实的虚假内容。例如,将一段视频中人物A的面部替换成人物B的面部,并且让替换后的视频在动作、表情、语音等方面看起来自然流畅。
一、技术原理
1. 生成对抗网络(GAN)
GAN是深度造假的核心技术架构。它由生成器和判别器两部分组成。
2.数据采集与训练
深度造假技术需要大量的数据来进行训练。
隐私疲劳(Privacy Fatigue)
隐私疲劳(Privacy Fatigue)是指在数字时代,由于个人隐私信息频繁地被收集、使用、共享以及隐私侵犯事件的不断曝光,导致用户在隐私保护方面产生的一种疲惫、无奈和消极应对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使得用户逐渐对个人隐私的维护失去动力,甚至放弃抵抗一些隐私侵犯行为。
一、产生背景
1. 数据收集的泛滥
随着互联网和移动技术的飞速发展,各类应用程序(APP)和在线平台为了实现精准营销、个性化服务等目的,大量收集用户的个人信息。从基本的个人身份信息(如姓名、年龄、性别)到更为敏感的位置信息、浏览历史、社交关系等,这些数据的收集无处不在。例如,一个简单的购物APP可能会要求获取用户的位置信息、通讯录权限以及浏览历史,用于推送附近的店铺优惠信息和可能认识的人的购物推荐。
2. 隐私政策的复杂与模糊
许多平台的隐私政策冗长、复杂且晦涩难懂。用户在面对这些隐私政策时,往往难以理解自己的隐私权利和平台对其隐私信息的具体处理方式。例如,隐私政策中可能会使用大量的法律术语和技术词汇,使得普通用户在阅读时感到困惑,不知道自己同意这些政策后会带来怎样的隐私风险。
3. 隐私侵犯事件频发
数据泄露事件、隐私滥用等情况屡见不鲜。例如,大型社交媒体平台或电商平台的数据泄露事件,导致大量用户的个人信息被曝光,这些信息可能被用于诈骗、垃圾邮件发送等恶意行为。频繁出现的隐私侵犯事件让用户对个人隐私保护产生焦虑和无力感。
“电视人”
“电视人”是日本传播学者林雄二郎在将印刷媒介环境和电视媒介环境进行对比研究时提出的概念。它是指伴随着电视的普及而诞生和成长的一代,他们在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等诸多方面都深受电视媒介的影响。
一、特点
1. 注重感官体验
电视人在信息接收上更倾向于依赖视觉和听觉等感官刺激。电视通过生动的图像、鲜明的色彩、丰富的声音等元素来传递信息,这使得电视人习惯了这种直观、形象的信息呈现方式。
2. 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方式
电视的观看环境通常是在家庭等私人空间,观众在观看过程中有较强的自主性和选择性。电视人在这种环境下成长,逐渐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方式。他们在思考问题时,往往会从自身的感受和需求出发。
3. 行为的被动性
电视是一种单向传播的媒介,观众主要是被动地接收信息。电视人在长期观看电视的过程中,习惯了这种被动接受的行为模式。与印刷媒介时代读者主动阅读文字、思考内容不同,电视人在面对信息时,较少主动去挖掘深层次的含义。
4. 情感和价值观的易变性
电视节目内容丰富多样且更新速度快,包括各种不同类型的电视剧、广告、新闻等。电视人长期接触这些多样化的信息,导致他们的情感和价值观容易受到影响而发生变化。
“AI污染”
“AI污染”是在人工智能与新闻传播领域出现的一个概念。它主要是指由于人工智能技术在信息生产、传播过程中的不合理应用,导致信息环境中出现的诸如虚假信息泛滥、内容质量低下、算法偏见等负面现象,从而对新闻传播生态和受众认知产生污染和损害。
一、产生原因
1. 算法缺陷与偏见
人工智能算法是基于大量的数据进行训练的。如果训练数据本身存在偏差或者不完整,就会导致算法产生偏见。
2. 虚假信息传播
生成式AI(如ChatGPT等语言模型)可以生成看似真实的文本内容。这些内容如果被用于传播虚假新闻、谣言等,就会对信息环境造成严重污染。
3. 内容质量问题
一些媒体为了追求效率和降低成本,过度依赖AI进行内容生产。例如,使用AI写作简单的体育赛事报道或者财经新闻摘要。然而,AI生成的内容可能会缺乏深度、情感和人文关怀。大量低质量的AI生成内容充斥在信息环境中,降低了整体内容质量的标准。
二、具体表现
1. 信息茧房效应加剧
由于算法推荐系统存在偏见和局限,受众接收到的信息越来越局限于自己感兴趣或者与自己原有认知相符的内容。
2. 虚假新闻和谣言传播
AI生成的虚假信息可能会在社交媒体等平台上快速传播。
3. 内容低俗化和同质化
为了吸引流量和迎合部分受众的低级趣味,一些AI生成的内容可能会出现低俗化倾向。同时,由于AI的训练模式和算法逻辑,生成的内容可能存在同质化问题。
媒介考古学(Media Archaeology)
媒介考古学(Media Archaeology)是一种研究媒介历史的方法,它突破了传统媒介史研究的线性时间观和简单因果逻辑,旨在挖掘媒介发展历程中的各种物质性、技术性和文化性的碎片,通过对这些碎片的梳理和分析来揭示媒介的复杂演变过程及其与社会文化之间的深层联系。
一、研究视角与方法
1. 非线性历史观
媒介考古学反对传统媒介史那种以时间先后顺序为主要线索的线性叙事方式。它认为媒介的发展不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直线式进化过程。
2. 物质性挖掘
注重媒介的物质载体和技术设备。这包括对古老的媒介器物,如古代的羊皮纸、早期的印刷机、老式的电视机等的研究。
3. 文化语境分析
将媒介置于特定的文化语境中进行考察。媒介考古学认为媒介的产生和发展是与当时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因素相互交织的。
媒介物质性转向
媒介物质性转向是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变化趋势。它指的是媒介研究的重点从以往较为关注媒介所承载的内容(如信息、意义、符号等)以及媒介的社会影响,转向对媒介本身的物质基础和物质属性的重视,包括媒介的物理材料、技术设备、空间环境等方面。
一、主要内容和表现形式
1. 关注媒介的物理材料
不同的媒介物理材料决定了媒介的质感、耐久性、便携性等特性。
2. 重视媒介的技术设备
媒介所依赖的技术设备是物质性转向的核心内容之一。
3. 考虑媒介的空间环境
媒介存在和使用的空间环境也是物质性的重要体现。
症候式阅读(Symptomatic Reading)
症候式阅读(Symptomatic Reading)是一种文本阅读方法,最初来源于文学批评领域,后来也被应用于新闻传播学等其他学科。它不是仅仅关注文本表面所呈现的内容,而是挖掘文本中被压抑、被隐藏的潜在意义,这些潜在意义可能以各种“症候”(如文本的矛盾、空白、省略、重复等)的形式表现出来。
一、起源与理论背景
1. 精神分析学的影响
症候式阅读受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启发。在精神分析中,人的潜意识会通过一些症状(如口误、梦境等)表现出来。类似地,在文本中,一些被作者无意识压抑或者由于社会文化等因素不能直接表达的内容,会以特殊的文本症候来体现。
2. 阿尔都塞的理论贡献
法国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将症候式阅读引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文学批评领域。他认为文本中存在着两种结构:一种是明显的、可见的结构,另一种是隐藏在文本深处的、需要通过症候式阅读才能发现的结构。这种隐藏的结构往往与意识形态有关,文本在一定程度上是意识形态的载体,而症候式阅读可以揭示文本是如何在无意识中传播和强化某种意识形态的。
媒介环境学派(Media Ecology)
媒介环境学派(Media Ecology)是传播学的一个重要学派,它主要关注媒介技术在社会文化发展过程中的角色,将媒介视为一种环境,重点研究媒介技术如何塑造和影响社会、文化以及人的认知和行为方式。这一学派认为媒介不仅仅是信息传播的工具,更是一种能够构建人们生活环境的关键因素。
一、核心观点
1. 媒介作为环境的塑造力量
媒介环境学派认为媒介构建了人们生活和思考的环境。不同的媒介环境会培养出不同的感知模式和认知方式。
2. 媒介技术的偏向性
该学派强调媒介技术具有偏向性。比如,英尼斯指出,某些媒介(如石头雕刻)更适合空间上的传播和权力的集中,因为它们耐久性强但不便携带;而另一些媒介(如纸张)则更便于时间上的传播和知识的扩散,因为它们轻便且易于复制。这种偏向性会对社会结构和文化发展产生长期的影响。
3. 媒介变革引发社会文化变革
媒介环境学派认为媒介的变革是社会文化变革的重要驱动力。当新的媒介技术出现并普及后,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如价值观、教育方式、政治参与等)都会随之发生变化。
媒介学(Médiologie)
媒介学(Médiologie)是一门跨学科的研究领域,主要聚焦于媒介的性质、功能、历史演变以及媒介在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等诸多方面所起的作用。它既研究媒介本身的物质和技术属性,如不同媒介(印刷、广播、电视、互联网等)的传播特性,也关注媒介如何影响信息的生产、传播和接收过程,以及这些过程如何反作用于社会结构和人类认知。
一、研究方法
1. 历史研究法
通过查阅文献、档案等资料,追溯媒介的发展轨迹。
2. 比较研究法
对不同类型的媒介或同一媒介在不同时期的特点进行比较。
3. 案例分析法
选取具体的媒介事件或现象进行深入研究。
4. 技术分析法
对媒介的技术原理和技术应用进行分析。在研究新媒体技术时,这种方法尤为重要。例如,分析大数据技术在社交媒体平台中的应用,包括如何通过算法进行内容推荐、用户画像的构建以及这些技术对用户信息获取和社交行为的影响。
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 - Network - Theory,ANT)
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 - Network - Theory,ANT)是一种社会学理论,在新闻传播学领域也有广泛应用。它将社会视为一个由各种行动者(包括人类和非人类)相互连接所构成的网络,强调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关系构建了社会现实与各种实践活动。
一、主要内容
1. 行动者的概念
在行动者网络理论中,行动者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既包括人类行动者,如记者、编辑、受众等新闻传播过程中的个体,也包括非人类行动者,像新闻稿件、印刷设备、社交媒体平台的算法等。
2. 网络的构建
行动者通过转译(Translation)过程构建网络。转译是指行动者将其他行动者的利益和目标转化为自己的语言和行动方式,从而将它们招募(Enrolment)到网络中来。
3. 异质性和对称性原则
异质性原则:行动者网络强调网络中的行动者具有异质性。在新闻传播环境中,不同类型的行动者(如传统媒体、新媒体、政府机构、受众个体等)有着不同的性质、功能和利益诉求。
对称性原则:该理论要求在分析过程中平等对待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不能因为非人类行动者没有意识就忽视它们的作用。
“边界域”(Boundary Zone)
“边界域”(Boundary Zone)是一个用于描述不同媒介、不同传播主体、不同文化或不同信息领域之间相互交界、相互渗透的区域概念。它不是一个清晰固定的界限,而是一个充满动态变化、模糊性和互动性的空间地带。
一、产生背景与原因
1. 媒介融合趋势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传统媒介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如报纸、电视、广播和互联网之间的融合。
2. 跨文化传播的需求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跨文化传播日益频繁。当一种文化的信息传播到另一种文化环境中时,就会在两种文化的交界处形成边界域。
3. 不同传播主体的互动
新闻传播涉及多个主体,包括新闻媒体、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和公众等。这些主体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会产生互动和权力博弈,在它们的交界面形成边界域。
“智能体”(Agent)
“智能体”(Agent)是指具有一定智能属性、能够在信息传播环境中自主行动的实体。它可以是软件程序、机器人,也可以是具备智能交互功能的媒介系统等,能够感知环境信息、做出决策并采取行动来完成诸如信息收集、内容生成、信息传播、用户互动等任务。
一、特点
1. 自主性
智能体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自主地感知和处理信息。以智能新闻写作软件为例,它可以自主地对数据进行分析和挖掘,根据设定的模板和算法逻辑,自动生成新闻稿件。
2. 学习能力
智能体可以通过数据积累和机器学习算法不断学习。例如,聊天机器人在与用户的互动过程中,能够学习用户的语言习惯、常见问题和回答方式。随着互动次数的增加,聊天机器人的回答会越来越准确和符合用户的需求,就像一个不断学习进步的“智能伙伴”。
3. 交互性
智能体能够与用户、其他智能体或环境进行交互。例如,智能客服系统可以通过文字、语音等方式与用户进行交流,解答用户关于产品或服务的疑问。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智能推荐系统也会与用户的行为(如点赞、评论等)进行交互,根据用户的反馈调整推荐内容。
“数字游民”(Digital Nomad)
“数字游民”(Digital Nomad)是指那些利用数字技术,不受传统工作场所限制,在世界各地自由移动生活和工作的人群。他们通过互联网和移动设备,能够在任何有网络连接的地方开展工作,如远程办公、线上创业、自由职业等多种工作形式,同时享受旅行和探索不同地方的生活方式。
一、生活和工作方式特点
1. 地理位置灵活性
数字游民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自由选择工作地点。他们可能在一个风景如画的海边小镇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又转移到一个充满历史文化的古老城市。
2. 工作形式多样性
他们的工作形式多样,涵盖了各种线上工作类型。远程办公是比较常见的一种,许多公司现在允许员工部分时间或全部时间远程工作,数字游民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在旅途中完成公司的任务。此外,还有大量的自由职业者,如自媒体博主,他们通过在社交媒体上分享旅行经历、生活技巧等内容吸引粉丝,然后通过广告、品牌合作等方式实现商业变现;或者是独立的软件开发者,在网上接受客户的项目委托,完成软件开发工作。
3. 社群化倾向
数字游民形成了自己的社群。他们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相互交流工作经验、分享旅行攻略和生活趣事。在线上,有各种数字游民的论坛、社交媒体群组,大家在里面讨论如何解决在不同国家工作和生活遇到的问题,如签证问题、当地税收政策、网络连接稳定性等;在线下,他们会组织聚会、工作坊等活动,例如在一些数字游民聚集的城市,会定期举办联合办公活动,大家一起工作、交流,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交文化。
“人机关系”(Human - Machine Relationship)
“人机关系”(Human - Machine Relationship)主要是指人类与机器(特别是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涉及的媒介机器、智能设备等)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这种关系包括人类如何使用机器进行信息传播、机器如何改变人类的传播行为和认知,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双方的地位和角色变化。
一、具体表现形式
1. 人机协作
在新闻生产中,记者和编辑与智能写作工具协作。
2.人机竞争
机器在一定程度上对人类的工作产生竞争压力。如新闻写作机器人可以快速生成一些简单的体育赛事、财经数据等新闻,这可能会对部分从事基础新闻写作工作的人员造成竞争威胁。3. 人机互补
机器和人类在信息传播中各有优势,能够相互补充。机器擅长处理大量的数据、进行快速的信息检索和分类,而人类则具有情感理解、深度分析、创意构思等能力。
准社会交往(Parasocial Interaction,简称PSI)
准社会交往(Parasocial Interaction,简称PSI)是指受众在接触媒介人物(如影视演员、脱口秀主持人、网红等)时,基于媒介内容形成的一种单向的、类似社会交往的情感体验和心理联系。这种交往并非真实的面对面互动,而是受众单方面地对媒介人物产生熟悉感、亲密感,仿佛建立了一种社交关系。
一、产生过程与机制
1. 媒介曝光与熟悉感建立
媒介人物通过频繁地出现在各种媒体平台(如电视节目、社交媒体、电影等)上,使受众逐渐熟悉他们的形象、声音、风格等。例如,观众每周定时收看某电视剧,剧中演员的形象随着剧情的推进不断在观众脑海中强化,观众开始对演员的角色和个人风格产生熟悉感。
2. 情感投射与认同
受众会将自己的情感、价值观和期望投射到媒介人物身上。如果媒介人物所展现的形象符合受众的心理预期,受众就会产生认同。
3. 拟态人际关系的形成
通过上述过程,受众在心理上构建起与媒介人物的拟态人际关系。这种关系类似于真实的朋友关系,但只存在于受众的想象之中。
“浪漫准社会交往”(Romantic PSI)
“Romantic PSI”(浪漫准社会交往)是在准社会交往(Parasocial Interaction,PSI)基础上的一个延伸概念。它主要是指受众在与媒介人物(如影视演员、偶像歌手、网红等)进行准社会交往的过程中,产生了带有浪漫情感色彩的单向情感联系。这种情感联系类似于现实生活中的恋爱情感,包括爱慕、迷恋等情绪,但仍然是受众单方面的情感体验,媒介人物通常没有同等回应。
一、特点
1.单向性与幻想性
和一般的准社会交往一样,浪漫准社会交往具有单向性。受众单方面地投入浪漫情感,而媒介人物可能并不知道某个特定受众的情感,或者无法对所有受众的浪漫情感做出回应。同时,这种情感带有很强的幻想成分,受众会根据自己的想象构建与媒介人物的浪漫情节,如幻想和偶像一起约会、结婚等。
2.媒介催化作用
媒体内容和平台对于浪漫准社会交往起到了催化的作用。媒体会通过各种方式包装和呈现媒介人物,如精美的写真、浪漫的剧情设定等,强化受众的浪漫情感。例如,偶像剧常常会塑造出完美的男主角形象,通过浪漫的剧情让观众产生代入感,从而促进观众与演员之间浪漫准社会交往情感的产生。
3.情感强度与持续性
浪漫准社会交往中的情感强度可能会很高,部分受众会对媒介人物产生强烈的迷恋情绪。而且这种情感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尤其是当媒介人物不断有新的作品推出或者保持较高的媒体曝光度时。例如,一些粉丝会多年如一日地支持自己喜欢的偶像,并且这种浪漫情感不会轻易消退。
“乐队花车”(Bandwagon)
“乐队花车”(Bandwagon)在新闻传播学中是一种宣传技巧和心理现象。它是指在传播过程中,通过营造一种“大家都在做,你也应该加入”的氛围,来吸引受众参与到某个潮流、观点或行为当中。这种手段利用了人们害怕被孤立、渴望融入群体的心理。
一、运作机制与特点
1. 群体心理的利用
它主要利用了人类的群体心理。人们通常有归属和认同群体的需求,担心自己与主流群体背道而驰。当传播内容呈现出一种大众都在参与某个事物的景象时,受众为了获得群体的认可和避免被排斥,就更容易接受并参与其中。
2. 传播内容的构建
在传播过程中,会通过多种方式构建“乐队花车”的形象。比如,使用数据(如销量数据、参与人数统计等)来证明某个事物的受欢迎程度;或者利用名人效应,展示众多名人都在参与某个活动或支持某个观点,给受众造成一种这是主流选择的印象。
3. 情绪感染的作用
情绪感染也是“乐队花车”效应的重要部分。当传播内容中展现出人们对某个事物的热情、兴奋等积极情绪时,这种情绪会感染受众。
“新闻闪光综合症”
“新闻闪光综合症”是一种在新闻消费和新闻传播过程中出现的现象。它是指受众被那些具有强烈刺激性、新奇性和短暂吸引力的新闻内容所吸引,就像被闪光灯吸引一样,而忽略了新闻的深度、真实性、持续性以及更有价值的新闻内容。同时,新闻媒体也倾向于追逐和生产这种能够迅速抓住眼球的新闻,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一、产生背景和原因
1. 受众心理因素
猎奇心理:人类天生具有对新奇事物的好奇心。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受众更容易被那些带有夸张、耸动标题和内容的新闻所吸引。
信息获取的便捷性和碎片化: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使人们可以随时随地获取新闻。在快节奏的生活中,受众往往利用碎片化时间浏览新闻,这使得他们更倾向于快速获取那些能够瞬间引起兴趣的新闻,而没有时间或耐心去深入了解复杂的新闻事件。
2. 媒体竞争与市场环境
流量经济的驱动:在媒体市场竞争激烈的环境下,流量成为衡量媒体价值的重要指标。为了吸引更多的受众和流量,媒体倾向于制作和传播那些能够迅速引起关注的新闻。
社交媒体的传播特点:社交媒体的传播模式也加剧了新闻闪光综合症。新闻在社交媒体上的传播速度极快,那些能够引发用户快速反应(如点赞、评论、转发)的新闻更容易成为热门话题。这种传播机制促使媒体和用户都更加关注新闻的“闪光”特质,以获得更多的社交传播效果。
“邪恶世界综合征”(Mean World Syndrome)
“邪恶世界综合征”(Mean World Syndrome)是指长期接触带有大量暴力、犯罪、灾难等负面内容的新闻媒体报道后,受众会形成一种认知偏差,即认为现实世界比实际情况更加危险、邪恶和充满敌意。这种综合征反映了媒体内容对受众认知和心理状态的潜在影响。
一、表现形式
1. 认知层面
对世界安全性的低估:受众会高估社会中的犯罪率、灾难发生频率等负面现象。
对他人的不信任:受众会对他人产生不信任感,认为周围的人都可能具有潜在的危险性。
2.行为层面
自我保护行为过度:受众可能会采取过度的自我保护行为。
社会参与意愿降低:这种综合征还可能导致受众的社会参与意愿降低。他们可能会因为担心危险而不愿意参加社会活动、志愿者服务等。例如,担心在活动中遭遇意外事件或者与不良分子接触,从而选择回避这些能够增进社会交往和社会凝聚力的活动。
“卑鄙世界指数”(Mean World Index)
“卑鄙世界指数”(Mean World Index)是与“邪恶世界综合征”相关的一个概念。它是一种用于衡量媒体内容对受众产生“世界是卑鄙(充满恶意)”这种认知影响程度的量化指标。通过分析新闻报道中的负面内容(如暴力、犯罪、灾难等事件的数量、程度和呈现方式),以及受众对这些内容的接触频率、认知反应等因素来综合评估受众受媒体影响而产生负面世界观的程度。
一、构成要素与测量方式
1. 媒体内容分析
负面事件的量化:首先要对媒体内容中的负面事件进行统计,包括犯罪案件的报道数量、灾难事件(如地震、洪水、火灾等)的频次、冲突事件(如战争、社会冲突等)的报道程度等。
内容呈现的强度:不仅要考虑负面事件的数量,还要关注其呈现的强度。这包括报道中对暴力、血腥场面的细节描写,使用的语言风格(是否带有渲染性、刺激性的词汇),以及视觉元素(如画面的震撼程度、是否突出灾难或犯罪的惨烈场景)等。
2. 受众接触评估
接触频率和时长:测量受众接触含有负面内容的媒体的频率和时长。可以通过调查受众每天观看新闻的时间、浏览新闻网站的次数,以及在这些时间内接触到负面新闻的比例等。
接触渠道多样性:考虑受众接触负面新闻的渠道多样性,包括电视、报纸、网站、社交媒体等不同媒体平台。不同平台的信息传播方式和受众对其的信任程度不同,会对“卑鄙世界指数”产生影响。
3. 受众认知反应调查
认知偏差程度: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方式,了解受众对世界的认知是否因媒体内容而产生偏差。
情绪和态度变化:调查受众在接触负面新闻后的情绪反应,如是否感到焦虑、恐惧、愤怒等,以及这些情绪是否导致他们对世界产生更负面的态度。
“数字仓鼠”
“数字仓鼠”主要用来形容那些在数字环境下,热衷于收集、存储各种数字信息(如文件、照片、视频、文章等),就像仓鼠囤积食物一样的人群。这些人往往有一种强烈的数字信息占有欲,不断积累大量的数据,但有时可能并不一定能够有效地利用这些信息。
一、行为特点
1. 无节制的收集行为
“数字仓鼠”们会无节制地收集各种数字信息。他们会在网上看到任何觉得可能有用或者有趣的内容就进行保存。例如,在新闻类应用中,看到一篇稍微有点关联的新闻报道就会保存下来,而不考虑是否真正需要或者会再次查看。这种收集行为往往是冲动的,没有经过仔细的筛选。
2. 囤积心理导致的低利用率
他们虽然收集了大量的数字信息,但实际利用率却很低。由于收集的信息过多,往往会被淹没在信息的海洋中。例如,保存了大量的电子书籍,但可能只阅读了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或者存储了许多学习视频,但很少有时间去真正学习。
3. 对数字存储的高度依赖
这些人对数字存储设备和服务有着高度的依赖。他们会不断关注存储容量,担心存储不够用。一旦存储设备出现问题(如硬盘损坏、云存储服务故障),就会感到极度焦虑,因为他们的数字“财富”面临丢失的风险。
“数字囤积”
“数字囤积”是指在数字环境下,个体过度收集、存储和积累数字信息的行为。这些数字信息包括但不限于电子文件、文档、图片、音频、视频、网页链接等。数字囤积者如同物质囤积者一样,有着强烈的收集欲望,且这种行为往往超出了实际使用和管理这些信息的合理范围。
一、产生原因
1. 信息焦虑与错失恐惧(FOMO)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传播速度极快且海量。人们担心错过任何可能有价值的信息,产生信息焦虑。
错失恐惧(FOMO)心理也驱使人们进行数字囤积。他们认为如果不保存这些信息,就可能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需要这些信息却无法获取。
2. 数字存储便利与低成本
现代数字存储技术的进步,使得存储变得极为方便和低成本。云存储服务的广泛应用,如百度网盘、腾讯微云等,为用户提供了大量的免费或低成本的存储空间。
3. 个人信息管理意识和能力不足
许多人缺乏有效的信息管理意识和能力。他们不知道如何筛选、整理和利用数字信息,只是盲目地收集。
“第三空间”
“第三空间”最初是一个社会学概念,由美国社会学家雷·奥尔登堡(Ray Oldenburg)提出,指的是除了家庭(第一空间)和工作场所(第二空间)之外的公共空间。在新闻传播学中,第三空间主要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进行信息交流、文化互动、休闲娱乐等活动的场所,这些场所对社会交往和信息传播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特点与类型
1. 特点
开放性和公共性:第三空间对公众开放,人们可以自由进出。
社交性和互动性:第三空间是人们进行社会交往和互动的重要场所。在这里,人们可以结识新朋友,分享观点、情感和经验。
文化多元性:第三空间包容各种文化元素,不同的文化在这里碰撞、融合。
2. 类型
实体空间:
传统的公共空间:如茶馆、酒馆等传统社交场所。
现代商业空间:像购物中心、书店等。购物中心不仅是购物的场所,也是人们休闲聚会的地方,商场内的公共休息区、餐饮区等为人们提供了交流的空间。
虚拟空间:
社交媒体平台:如微博、微信朋友圈、抖音等。
网络游戏空间:例如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MMORPG)。
“文化地图”
“文化地图”是一种用于理解和描绘文化差异、文化传播路径以及文化之间相互关系的工具或概念。它就像一张地理地图一样,通过不同的维度、符号和标识来展示文化在各个层面(如价值观、信仰、行为模式、语言、习俗等)的分布情况和相互影响的脉络。
一、构成要素与绘制方法
1. 维度划分
价值观维度:这是文化地图的核心维度之一。不同文化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如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
语言和沟通方式维度: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文化地图会考虑语言的类型(如拼音文字与象形文字)、语言的使用习惯(如直接沟通与间接沟通)等因素。
行为模式和社交礼仪维度:包括日常行为习惯(如时间观念、身体语言)和社交礼仪(如问候方式、礼物赠送习俗)等。
2. 数据收集与标识方法
文献研究与调查统计:绘制文化地图需要收集大量的数据。一方面可以通过对学术文献、历史记录、文化典籍等进行研究,获取关于不同文化的理论描述;另一方面,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访谈等方式收集第一手的数据,了解不同文化群体的实际行为和观念。
符号与色彩标识:在文化地图上,会使用各种符号、线条和色彩来表示不同的文化元素和它们之间的关系。
“群聚传播”
“群聚传播”主要是指在特定的社会环境或事件背景下,一群具有相同或相似目的、兴趣、身份等特征的个体聚集在一起,通过各种传播渠道(包括面对面交流、网络社交平台、移动通讯工具等)进行信息的交流、分享、扩散和互动的传播现象。这些群体可以是基于地理位置的社区群体、基于兴趣爱好的社团群体,也可以是因特定事件临时聚集的人群等。
一、特点
1. 群体同质性
参与群聚传播的个体通常具有一定的同质性,这种同质性可以体现在兴趣爱好、身份特征、价值观等方面。
2. 传播渠道多样性
群聚传播的渠道丰富多样。既包括传统的面对面交流,如社区活动中的讨论、兴趣小组的聚会等;也包括现代的网络传播渠道,如社交媒体群组、专业论坛、视频会议等。不同的传播渠道可以满足群体在不同场景下的传播需求。
3. 信息互动性强
在群聚传播过程中,信息的互动性非常突出。成员们不是简单地接收信息,而是积极地参与信息的讨论、反馈和再传播。
“结构洞”(Structural Holes)
“结构洞”(Structural Holes)是指社会网络中,个体之间存在的非冗余的联系之间的空隙。简单来说,就是在一个网络结构中,某些个体(或节点)之间缺乏直接联系,而另一些个体能够跨越这些间隙,将不同的群体或信息源连接起来,这些跨越的位置就被称为结构洞。
一、理论背景与来源
1. 社会网络理论基础
结构洞理论源于社会网络理论。社会网络理论强调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和关系对信息传播、资源获取等方面的重要性。结构洞概念是对这一理论的进一步深化,它关注的是网络结构中的间隙以及跨越这些间隙的行为所带来的优势。
2. 罗纳德·伯特的贡献
美国社会学家罗纳德·伯特(Ronald Burt)在20世纪90年代对结构洞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提出相关理论。他认为结构洞能够为占据这一位置的个体带来信息优势和控制优势。
“拆条新闻”
“拆条新闻”是指将完整的新闻节目、长篇幅的新闻报道或视频素材,按照一定的主题、内容要点或时间顺序等标准,拆解成若干个相对独立、简短的新闻片段的新闻产品形式。这些片段通常能够突出某一个具体的新闻事件、观点或者情节,以便于在不同的平台和场景下进行传播和受众消费。
一、制作方式与特点
1. 制作方式
内容筛选与切割:制作拆条新闻首先要对原始新闻素材进行筛选,确定有价值的新闻片段。然后,根据内容的逻辑结构、主题相关性或者时间顺序等,使用专业的视频编辑软件将其切割成独立的片段。
添加辅助信息:在拆条新闻片段制作过程中,通常会添加一些辅助信息来增强新闻的完整性和吸引力。这包括添加字幕、新闻标题、记者署名、新闻来源等。同时,为了方便观众理解,还可能会添加一些简单的背景介绍或说明性文字。
2. 特点
简短精悍:拆条新闻的长度一般较短,能够在短时间内传达一个核心的新闻信息。这符合受众在碎片化时间内获取信息的需求。
主题明确:每个拆条新闻都有一个明确的主题,突出某一个新闻事件、观点或者细节。这样便于受众根据自己的兴趣进行选择和理解。
便于传播与分享:由于其简短和主题明确的特点,拆条新闻非常便于在各种媒体平台上进行传播和分享。无论是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转发,还是通过即时通讯工具的发送,拆条新闻都能够快速地扩散。
“空间芭蕾”(Space Ballet)
“空间芭蕾”(Space Ballet)是一个在新闻传播学及相关领域用于描述个体或群体在空间中的行为呈现出类似舞蹈般的有序性、节奏感以及与空间相互作用的概念。这一概念将人们在物理空间或社会空间中的活动视为一种富有节奏感和协调性的“舞蹈”,通过观察这些活动来理解社会秩序、行为模式以及空间利用等诸多方面的现象。
一、特点与表现形式
1. 行为的节奏感和秩序性
“空间芭蕾”最显著的特点是行为的节奏感。就像舞蹈有节拍一样,人们在空间中的活动也有一定的节奏。
同时,行为的秩序性也是重要特点之一。人们在空间中的行为不是随意的,而是遵循一定的秩序。
2. 空间元素的互动性
空间芭蕾强调人与空间元素的互动。空间不仅是人们活动的背景,更是参与者。在一个商业步行街中,行人的行走路线会受到店铺布局、街道设施(如长椅、垃圾桶、路灯等)的影响,同时行人的活动也会影响这些空间元素的使用状态。
3. 群体行为的协同性
在很多情况下,空间芭蕾是群体行为的体现。不同个体的行为相互配合,形成一个协同的整体。
“媒体朝圣”
“媒体朝圣”主要是指受众对特定媒体场所、媒体事件或与媒体相关的标志性符号产生一种类似宗教朝圣般的崇敬、向往和追寻的心理与行为。这种行为通常伴随着高度的情感投入,受众将这些媒体相关元素视为具有特殊意义的对象,前往参观、体验或参与其中,以满足自己对媒体文化的热爱、认同以及对某种理想媒体形象的追求。
一、表现形式
1. 对媒体机构的参观访问
受众会前往著名的媒体机构总部、电视台演播室、报社编辑部等进行参观。这些地方通常会设有专门的参观路线和展示区域,向游客展示媒体的历史、制作流程等内容。
2. 对影视拍摄地和主题公园的追捧
影视拍摄地成为媒体朝圣的热门目的地。许多电影和电视剧的拍摄场景因为作品的成功而吸引大量观众前往。
3.参与媒体活动和粉丝聚会
各种媒体举办的大型活动,如电影节、电视节、明星演唱会等,吸引了众多粉丝和爱好者参与。这些活动成为受众与媒体近距离接触的机会,他们在活动中可以见到自己喜爱的明星、导演、制作人等,获取签名、合影等纪念物品。同时,粉丝们还会自行组织聚会,在与其他粉丝交流分享的过程中,共同表达对媒体文化的热爱,这些聚会的地点也往往选择在具有媒体文化象征意义的地方。
常人(the Ordinary)与新常人(the New Ordinary)
常人(the Ordinary) 是一个相对传统的概念,主要是指社会中普通的、具有一般性特征的个体。这些个体通常按照常规的社会规范、价值观和行为模式进行生活,他们是新闻传播中的大众受众,也是信息的接收者和日常社会生活的参与者。他们的观念和行为相对稳定,较少主动引领社会潮流或引起巨大的社会变革。
新常人(the New Ordinary)是在社会变迁、技术进步等因素影响下出现的一个概念。与传统的“常人”相比,“新常人”更具有适应性和灵活性。他们积极拥抱新的技术、观念和生活方式,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不再仅仅是被动的接收者,还能够主动参与信息的生产、传播和互动。他们的行为和观念受到数字化、全球化等多种现代趋势的塑造,是一种融合了传统常人的大众属性和新的媒介素养、生活理念的群体。
“文化记忆”
“文化记忆”是指一个社会群体通过各种传播媒介和文化实践对过去的事件、观念、情感等元素进行保存、传承和再现的过程与结果。它不仅仅是简单地记录历史,更是一种通过文化符号、仪式、文本等方式将群体的共同记忆延续下来,构建群体认同和身份的重要机制。
一、构成要素与承载方式
1. 文化符号
文化符号是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这些符号可以是语言、图像、声音、手势等各种形式。
传统节日也是文化符号的集合体。比如春节,其中的春联、鞭炮、红包等元素承载了丰富的文化记忆。
2. 仪式与庆典
仪式和庆典是文化记忆传承的重要方式。它们具有固定的程序和行为模式,通过重复的实践强化群体成员对文化记忆的认知。
宗教仪式更是文化记忆的深厚载体。如基督教的礼拜仪式,其中的唱诗、祈祷、读经等环节,
3. 文本与叙事
文本包括书面文学作品、历史记录、民间传说等多种形式,它们是文化记忆的宝库。
叙事也是文化记忆传播的关键。通过讲述故事的方式,文化记忆得以在代际之间和群体之间传播。
“影像操纵”
“影像操纵”是指通过各种技术手段、编辑技巧或传播策略对影像内容进行有意的控制、修改或选择,以达到特定的传播目的、引导受众的认知或影响受众情绪的行为。这种行为可能发生在新闻报道、广告宣传、影视制作等多个领域。
一、表现形式
1. 内容选择与裁剪
选择性报道:在新闻摄影和视频新闻中,记者或编辑可能会选择性地展示某些影像内容,而忽略其他相关内容。
裁剪画面重点:通过裁剪影像来突出或隐藏某些元素。比如在广告中,为了展示产品的优势,可能会裁剪掉产品周围可能存在的瑕疵或者竞争对手的产品标识。在新闻报道中,也可能会裁剪画面来改变事件的焦点。
2. 影像编辑与修饰
色彩和光影调整:通过调整影像的色彩、对比度、亮度等参数来营造特定的氛围。
图像合成与特效添加:利用图像合成技术将不同的元素组合在一起,创造出原本不存在的场景。
3. 影像传播策略操纵
配文引导:为影像配上具有引导性的文字说明。文字与影像相结合可以引导受众的理解方向。
传播渠道和时机选择:根据传播目的选择合适的影像传播渠道和发布时机。
“数字怀旧”
“数字怀旧”主要是指在数字时代背景下,人们借助数字技术和媒体平台,对过去的事物、经历、文化等产生怀念情绪,并通过各种数字方式来表达、分享和重温这种怀旧情感的现象。这种怀旧情感的对象可以是旧的影视作品、音乐、游戏,也可以是已经消逝的生活方式、社交场景等。
一、表现形式
1. 数字内容的怀旧分享
老作品的传播与重温:人们在数字媒体平台上分享和传播旧的文化作品,如经典电影、电视剧、音乐、文学作品等。
个人怀旧经历的数字化记录: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等方式将个人的怀旧经历记录并分享出来。
2. 数字技术助力怀旧体验
复古风格数字产品的流行:一些带有复古风格的数字产品受到欢迎。
虚拟怀旧空间的构建:利用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构建虚拟的怀旧空间。比如,通过VR技术重现老上海的街头场景,让用户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旧时代的氛围;或者利用AR技术,在现代建筑上叠加历史建筑的影像,让人们回忆起过去的城市风貌。
“敌意媒介理论”(Hostile Media Perception)
“敌意媒介理论”(Hostile Media Perception)主要是指在新闻传播过程中,持有不同立场和观点的受众会倾向于认为新闻媒体的报道存在偏见,对自己所属的群体或支持的观点带有敌意,即使这些报道在客观上是公正平衡的。这种认知偏差是受众基于自身的先入为主的观念、态度和立场而产生的。
一、理论背景与起源
1. 认知心理学基础
该理论的产生受到认知心理学的启发。在认知过程中,人们往往会根据自己已有的知识、信念和态度来处理信息。当接收到与自己原有观点不符的新闻内容时,受众可能会产生认知失调。为了减少这种失调,他们会将这种不一致归因于媒体的偏见,从而认为媒体是“敌意”的。
2. 社会冲突与群体认同的影响
在社会中,不同群体之间存在各种利益冲突和观点分歧。当媒体报道涉及这些冲突时,受众的群体认同感会被激发。他们会站在自己所属群体的立场来解读媒体报道。
“计算宣传”(Computational Propaganda)
“计算宣传”(Computational Propaganda)是指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通过算法、自动化机器人和社交媒体平台等计算技术,有组织、有目的地进行信息传播,以影响公众舆论、态度和行为,从而达到特定的政治、经济或社会目的的宣传方式。这种宣传方式将传统的宣传策略与先进的计算技术相结合,具有高度的精准性、规模性和隐蔽性。
一、主要特点与方式
1.特点
精准定位:计算宣传能够根据用户的各种数据特征,如地理位置、年龄、性别、兴趣爱好等,精准地定位目标受众。
数据驱动:整个宣传过程依赖大量的数据收集和分析。从确定宣传目标、选择宣传内容到评估宣传效果,都以数据为依据。
自动化与规模化:借助自动化机器人和算法程序,计算宣传可以在短时间内大规模地传播信息。这些机器人可以按照预设的规则自动发布、转发和评论信息,形成信息洪流,迅速扩大宣传的影响力。
2. 方式
内容生成与传播:
虚假信息制造: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虚假新闻、谣言或误导性的内容。这些内容可能通过模仿真实新闻的格式和风格,使受众难以辨别。
有偏向性内容推送:根据用户画像和算法推荐系统,推送带有特定立场或倾向的内容。这种内容可能是真实的,但在选择和呈现方式上具有偏向性,以引导用户形成某种观点。
意见操纵与社交机器人的使用:
制造虚假舆论氛围:通过社交机器人在社交媒体上大量发表评论、点赞和分享,营造出一种虚假的舆论氛围。
引导话题讨论方向:操纵社交机器人参与话题讨论,将话题引导到有利于宣传者的方向。例如,在一个关于社会福利政策的讨论中,社交机器人可以按照预设的观点引导讨论,使人们的注意力从政策的缺陷转移到其所谓的优点上。
“技术后冲”(Technological Backlash)
“技术后冲”(Technological Backlash)是指在技术快速发展并广泛应用后,社会、文化、经济等方面出现的一系列抵制、反思或负面反应的现象。这种现象是对技术主导的传播环境所带来的一些诸如信息过载、隐私侵犯、数字鸿沟加剧等问题的回应。
一、表现形式
1. 用户抵制与选择退出行为
部分用户会主动抵制某些技术应用。例如,一些人因为担心隐私问题而减少使用社交媒体平台,或者拒绝安装某些需要过多个人信息权限的手机应用。还有用户会选择退出个性化推荐服务,以避免信息茧房的影响,他们更倾向于通过自主搜索和筛选信息来获取知识。
2. 社会舆论与监管加强
社会舆论开始对技术的负面影响进行广泛讨论和批评。新闻媒体会报道技术带来的诸如虚假信息传播、网络暴力等问题,引发公众关注。同时,政府和相关监管机构也会加强对技术应用的监管。
3. 技术替代与回归传统的尝试
在一些情况下,人们会尝试用其他技术或回归传统方式来应对技术带来的问题。
“乌卡社会”(VUCA Society)
“乌卡社会”(VUCA Society)是指现代社会具有易变性(Volatility)、不确定性(Uncertainty)、复杂性(Complexity)和模糊性(Ambiguity)的特点。这一概念最初用于军事战略领域,后来被广泛应用于包括新闻传播学在内的多个社会科学领域,用于描述当前社会环境对信息传播、新闻生产、公众认知等诸多方面带来的挑战。
一、特点及产生背景
1. 易变性(Volatility)
社会变化的速度加快,事件和趋势的转变迅速且难以预测。例如,在经济领域,金融市场的波动频繁,股票价格可能在短时间内大幅涨跌;在科技领域,新技术如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的出现和迭代速度极快。这种易变性使得新闻事件的发展动态难以把握,新闻的时效性面临更高的要求。
2. 不确定性(Uncertainty)
未来的发展方向和事件的结果难以预知。在公共事务中,政策的实施效果、社会运动的走向等都充满不确定性。
3. 复杂性(Complexity)
社会现象和问题的构成因素众多,相互关系错综复杂。全球化导致的跨文化交流和跨国事务增多,以及社会分工的细化是复杂性的主要成因。
4. 模糊性(Ambiguity)
信息不清晰,事件的边界和定义模糊,问题的本质难以界定。在新闻传播中,一些新兴的社会现象或争议性事件,如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地位、人工智能创作作品的版权归属等,很难有明确的界定。这种模糊性使得新闻报道的角度和立场难以把握。
“巴尼时代”
“巴尼时代”是由美国人类学家、未来学家贾迈斯·卡西欧在2016年提出的一个概念,用于描述当代世界的特性,其具体内涵如下:
1.脆弱性(Brittle)
世界的各个系统变得更加脆弱,容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冲击和破坏,一些小的事件可能引发较大的连锁反应,对社会、经济、环境等产生深远影响 。
2. 焦虑性(Anxious)
人们在面对快速变化和不确定的世界时,容易产生焦虑情绪。社会的快速发展、科技的迅猛变革、生活节奏的加快等,都给人们带来了心理上的压力和焦虑感。
3. 非线性(Non-linear)
事物的发展不再遵循传统的线性规律,而是呈现出复杂的、非线性的变化。因果关系变得更加难以预测,一个微小的变化可能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传统的思维方式和预测方法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不再适用。
不可知性(Incomprehensible)
世界的复杂性和变化速度超出了人们的理解和认知能力范围,存在许多难以理解和解释的现象和问题。信息的爆炸式增长、新技术的不断涌现等,使得人们在获取和处理信息时面临巨大挑战,难以全面、准确地把握世界的本质和发展趋势。
1.“微粒社会”
“微粒社会”是由德国社会学家克里斯多夫·库克里克提出的概念,用于描述数字化时代下一种新型的社会形态,以下是关于它的详细解释:
在微粒社会中,随着科技的高度发展,整个社会高度数字化,所有的人、事物、行为都被数据化,如同处于显微镜下的微小颗粒一般被精细地记录、分析和评价,每个人都能被清晰地看见和识别,且彼此之间的差异被放大,每个个体都成为独特的、不可混淆的“单体”.
一主要特征
2.差异革命
每个人的数据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身份从原来的个体转变为单体,社会服务可以针对每一个人提供个性化服务,但这也意味着人们需要公开部分数据和隐私,同时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中的每一个细微动作都被深度监控.
3.智能革命
智能设备和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机器的思考能力逐渐接近人类水平。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会加剧社会经济不平等,因为掌握人工智能控制权的人能够在经济上获取更大利益;另一方面,它也对人类的工作产生巨大冲击,促使人类发展人工智能无法企及的技能,实现人机协同进化.
4.控制革命
人对人的强行控制减少,但软性操控增多。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对人们的行为数据进行分析后,各种应用会根据分析结果向人们推荐符合其兴趣和偏好的内容,引导人们的决策和行为,而人们却往往意识不到自己正在被操控.
“辫子新闻”
“辫子新闻”是由美国学者谢尔·以色列在《微博力》一书中提出的概念,是融媒体时代新闻采编的一个新理念,主要是指新旧媒体的融合。
一、特点与优势
1.资源整合与共享
将传统媒体的专业资源、自媒体的大众参与资源以及社会性媒体的传播平台资源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了新闻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和共享,不同来源的新闻素材、观点和信息能够相互补充和印证。
2.采编发模式创新
成为一种兼具共享性和合作性的新闻采编发模式,打破了传统媒体单一的新闻生产和传播模式,使新闻的采集、编辑和发布更加灵活多样,提高了新闻生产的效率和质量.
3.增强新闻报道的全面性和客观性
多渠道的信息来源和多角度的报道方式,能够更全面地呈现新闻事件的全貌,避免了单一视角可能导致的片面性和主观性,使新闻报道更加客观、公正、准确。
4.提升对危机或敏感事件的报道能力
在对像地震、火灾、空难等危机或敏感事件的报道中表现不俗,不同类型的媒体和公众能够快速地提供各种信息和现场情况,使新闻报道更加及时、深入,满足公众在特殊时期对信息的迫切需求。
“数字孪生”(Digital Twin)
“数字孪生”(Digital Twin)是一种利用数字化技术对物理实体、系统或过程进行全面、精确模拟的技术概念。在新闻传播学领域,它是指通过数据采集与传输、建模、仿真、分析等一系列手段,创建一个与现实世界中的新闻场景、传播环境、受众行为等物理对象相对应的虚拟数字模型。这个数字模型能够实时反映物理对象的状态、行为和特征,并且可以基于数据和算法对其进行预测和优化。
一、构成要素与工作原理
1. 数据采集与传输
这是数字孪生的基础。通过各种传感器、物联网设备、软件工具等收集物理对象的数据,如新闻事件现场的视频画面、声音、地理位置信息,受众在媒体平台上的浏览行为、点赞评论数据等。这些数据会通过网络传输到数据处理中心。
2. 建模与仿真
利用收集到的数据构建数字模型。对于新闻传播学来说,可能是构建新闻事件传播模型,模拟新闻在不同渠道、不同受众群体中的传播路径和效果;或者是受众行为模型,模拟受众对不同新闻内容的接受、反馈等行为。这些模型基于物理对象的特性和规律,通过数学、物理等方法和计算机算法来实现。
3. 分析与优化
对数字孪生模型进行分析,挖掘其中的信息和规律。在新闻传播中,可以分析新闻内容的吸引力、传播渠道的有效性、受众的兴趣点等。并且根据分析结果对新闻传播策略、内容制作等进行优化。
“加速社会”
“加速社会”是指现代社会在科技、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推动下,呈现出一种全面加速的状态,其发展速度不断加快,社会变迁频繁,人们的生活节奏也日益加快,时间和空间的体验发生了深刻变化,进而对社会结构、人际关系、个体心理等诸多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特点
1.时间结构的改变
时间的弹性化和超载成为显著特征。一方面,科技的加速使得人们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更多的任务,时间的利用效率大大提高;另一方面,社会变化和生活节奏的加快又使人们面临着时间不够用的压力,时间框架似乎变得越来越紧凑,人们需要不断地调整和适应新的时间节奏,甚至出现了“时间的时间化”现象,即根据具体情境灵活规划和调整时间.
2.空间距离的压缩
信息技术和交通技术的发展使空间距离对人们的限制越来越小,世界变得“扁平化”。人们可以通过网络随时随地与世界各地的人进行交流和互动,远程办公、在线教育、电子商务等新兴模式不断涌现,地理空间上的距离不再是人际交往和社会活动的主要障碍,这也进一步加速了社会的全球化和一体化进程.
3.社会关系的变化
加速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呈现出表面化、短暂化和不稳定的特点。人们参与社会活动的数量和种类不断增加,但彼此之间的关系却往往缺乏深度和持久性。在快速的生活节奏下,人们更倾向于建立即时性、功利性的关系,而难以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维护和深化人际关系,导致社会关系变得日益肤浅和脆弱.
社会的加速给个体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焦虑感。人们担心自己无法跟上社会的快速发展,害怕被时代所淘汰,从而产生了一种紧迫感和不安全感。同时,快节奏的生活也使人们难以获得内心的宁静和满足,容易出现身心疲惫、精神空虚等问题.
“数智华流”
“数智华流”指的是借助数字媒体、人工智能等先进传播技术,将中华文化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以创新的内容形式和传播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形成的具有强大影响力和传播力的中华文化传播潮流。
一、特点
1.技术赋能
强调数字媒体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在文化传播中的核心作用,通过算法推荐、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创作等手段,实现内容生产的数字化、传播渠道的平台化、内容分发的个性化和智能化,提高文化传播的精准度和效果。
2.文化内涵
突出中华文化的内核和特色,将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文化创意相结合,以新颖、独特的方式呈现中华文化的魅力,使海外受众更容易理解和接受,如以中国古代神话为背景的网络游戏、融合了传统文化元素的短视频等。
3.模式创新
区别于传统的文化输出模式,“数智华流”更加注重平台化和生态化的发展,通过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数字媒体平台和文化产业生态,吸引多元主体参与文化创作和传播,实现了从产品出海到模式出海的转变,如抖音海外版(TikTok)的成功,不仅在于其传播的内容,更在于其创新的短视频社交模式。
4.全民参与
借助数字技术降低了文化创作和传播的门槛,使更多的草根个体和多元社群能够参与到中华文化的传播中来,形成了全民创作、全民传播的良好氛围,进一步丰富了“数智华流”的内容和形式。
“随机鹦鹉”
“随机鹦鹉”这一概念最初是用来批评语言模型在文本生成过程中的局限性。在新闻传播语境下,它指的是像大型语言模型这样的人工智能工具,它们在生成新闻相关文本时,如同鹦鹉学舌一般,只是机械地根据所学到的语言模式和概率分布来拼凑语句,而没有真正的理解、意识和主观意图。例如,这些模型没有对新闻事件的内在意义、社会背景、伦理道德等方面的真正认知,仅仅是利用训练数据中的词汇、语法规则和文本结构来生成新闻报道或相关内容。
一、产生原因
1.训练机制
语言模型是通过大量的文本数据进行训练的。它们学习文本中的单词序列、句子结构等模式,通过复杂的算法计算出下一个单词出现的概率,以此来生成文本。这种训练方式决定了它们只是对语言模式的模仿,而不是基于理解。
2.缺乏语义理解模块
目前的技术尚未使这些模型拥有像人类一样的语义理解能力。它们无法像记者一样对新闻事件进行深入的调查、分析,理解事件的因果关系、社会影响等诸多方面。
3. 在新闻传播中的表现
表面化的内容生成:在新闻报道方面,“随机鹦鹉”式的语言模型生成的内容往往比较表面。
风格模仿但缺乏灵魂:它们能够模仿新闻写作的风格,如新闻消息的倒金字塔结构等。然而,这种模仿缺乏新闻工作者的创造力和主观能动性。
事实核查困难:由于是基于概率生成文本,这些模型生成的新闻内容可能会出现事实错误或不准确的情况。而且由于其生成机制较为复杂,对于内容的事实核查变得更加困难。
4. 对新闻传播的影响
对新闻质量的影响:降低新闻质量的整体水平。新闻的价值在于准确、深度、公正等多个维度。“随机鹦鹉”式的生成方式使得新闻内容可能缺乏深度,准确性也难以保证,从而影响受众对新闻质量的期望和评价。
对新闻伦理的挑战:带来了新闻伦理方面的问题。新闻应该遵循真实、客观、公正等原则,而语言模型可能在生成过程中无意地歪曲事实或者传播带有偏见的内容。而且在新闻来源标注等伦理要求方面,使用语言模型生成新闻也增加了不透明性。
对新闻从业者的冲击:对新闻从业者的职业地位和工作方式产生冲击。一方面,一些简单的新闻写作任务可能被语言模型替代;另一方面,也促使新闻从业者更加注重自身的专业素养提升,如深度报道能力、调查性新闻能力等,以区别于机械的文本生成方式。
胡师姐辅导班的状元学员包括 24级北大新传国新总分状元
24级北大新媒体总分状元(港澳台)
24级清华大学新传数双初试状元
24级清华新传国新初试状元
24级清华新传国新复试状元
24级清华新传学硕总分状元
23级北大新传总分状元 23级北大新传初试状元 23级北大mjc专业课总分状元 23级清华新传普新初试状元 23级清华新传国新初试状元 23级清华新传国新总分状元 23级清华健康传播总分状元 23级清华健康传播复试状元 23级清华普新学硕复试状元 23级清华学硕专业课总分状元 23级北师大新传专硕复试状元 23级北语新传学硕初试状元 23级北语新传学硕总分状元 23级深圳大学新传学硕复试状元 23级黑龙江大学新传专硕复试状元 22级北大新传专硕复试状元 22级清华数据传播初试状元 22级清华数据传播总分状元 22级清华传媒实务与创新总分状元 22级中大新传专硕小方向初试状元 22级中大新传专硕小方向复试状元 22级中大新传专硕小方向总分状元 22级华南师范大学新传学硕初试状元 22级厦大港澳台新传专硕总分状元 21级北大新传专硕复试状元 21级清华新传专硕小方向总分状元 21级北京交通大学新传学硕总分状元 21级北京邮电大学新传专硕专业课总分状元 (两门专业课260分) 21级北京印刷学院新传专硕复试状元 20级北大新传专硕总分状元 20级北大新闻学学硕总分状元 20级北大传播学学硕专业课总分状元 (两门专业课244分) 20级北大新媒体专业课总分状元 (两门专业课246分) 20级北大新媒体专硕复试状元 20级北大港澳台传播学硕总分状元 20级北大港澳台新传专硕总分状元 20级清华新传专硕初试状元 20级北师大新传专硕专业课总分状元 (两门专业课263分) 20级中山大学传播学硕总分状元 19级北大新媒体专硕总分状元 19级北大新传专硕初试总分状元 19级北师大新传专硕专业课总分状元 (两门专业课247分) 18级北大健康传播总分状元 14级北大新传专硕总分状元 (以上仅呈现状元学员,其余未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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