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不只是“怀旧的乌托邦”

“衰落的乡镇，回不去的故乡”，这是现代人的隐痛，无论是在美国的《乡下人的悲歌》、还是在中国的《我的阿勒泰》里，它都不是个轻松的话题。

当然也能看到一些乐观点的虚构或非虚构的作品。记得2008年有一部叫《海角七号》的台湾电影在大陆很叫座。那个故事里揉入了现代社会普遍的以及台湾历史特有的各种元素，但故事的主线条并不太复杂——一个离开了故乡的年轻音乐人，在台北奔波奋斗多年后，怒气冲冲地砸掉了自己心爱的吉他，开着摩托车直接驶回到海边的故乡，在沉闷的熟人社会中重启了百无聊赖的小镇生活。一段时间后，却因缘巧合，不仅在老辈人的旧式爱情故事中发现了人生价值，最后竟然还找到了音乐同道和异国恋情。这真算得上是一个“年轻人回乡+地方社会振兴”的“happy ending”（幸福的结尾）了。

这样的故事很治愈。“逃出去”还是“归去”，这被许多人认为是地方青年的两可选择。但是现实中，“故乡”却不会是一个任由你选择、并静静地等待你来去的世外桃源。虽然会有一些地方社会能创造出保护传统同时不断发展的奇迹，并张开双肩欢迎游子归来。但更多的乡镇社会在年轻人离去后，正在迅速地衰败；即使是在县城，那儿的社会生态也很可能不是从大城市归去的年轻人所能轻松适应的。因此，当年轻人回去，首先要面对的，是你如何与古老家乡的命运休戚与共、并全身心投身到地方社会的建设事业中去。这或许是比归去选择更考验人的课题。

乡镇的更生，地方的复兴，除了有赖于相关的制度变革、结构调整外，各种社会群体、以及每一个相关个体，如何能成为它们的责任主体？这是一个问题。

2007年1月，在访问台湾期间，我曾跟着台湾“清华大学”的吴介民教授师生团队，走访了新竹市东区的金山面地区。金山面在台湾地方媒体上曾被称为社区营造的一个典范——上世纪90年代，这个地处山区的小小社区曾因为居民的一场家乡保护运动而名扬台湾地区。

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位于新竹县与新竹市交界处的金山面地区，自清代嘉庆道光年间开始，就有汉族人迁入并开拓，至1946年划分行政区划时称为金山里。1980年新竹科技园区兴建时，金山里的部分聚落被征收为园区用地。该地区因此也成了经济开发/科技发展与传统本土聚落的接壤地，是不同文化的撞击点。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新竹科技园区进入第三期开发阶段时，园区不仅按开发规划从金山面地区再次征用了20公顷土地作为园区的三期住宅社区，它还将原来计划从园区穿过的高铁线，重新规划到了园区旁的金山面山区。

然而，在新竹科技园迅速发展的十多年中，金山面地区的本土居民对于园区大开发给自然环境造成的破坏，以及对他们的生活所带来的各种影响，已经有了体验，并积累了诸多的情绪。所以这一次，当地农民和居民以高铁如果从山区通过，金山面的“开山伯公”——一棵有着300年历史的老樟树以及一座土地祠——将被移掉为理由，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保卫开山伯公老樟树”运动。这场运动从1996年秋开始，相涉各方的争执过程曲折艰辛，媒体的跟进报道也热闹纷繁。据称金山面在运动当时就成了一个外地民众争相前往参观的观光地。终于，到1998年底，事情有了一个有点令人意外的结果：台湾高铁公司董事长实地走勘了金山面的风空地区，认可了老树若异地殖生将不一定能活的事实，于12月24日下令：原地保留此树，高铁绕道建设。

高铁为传统聚落的一棵古树和一座土地祠改道，这在当时的台湾可算是由本土居民创造的一个不小的社会奇迹。在这次运动中，金山里居民不只保护了老樟树（高铁公司承担了老樟树今后的维护、修理责任），还让新竹科技园区承诺了，今后将共同参与当地的社区建设事务。此外，这场运动还推动了地方政府环境保护新政策的出台——2002年3月新竹“市政府”公布了《新竹市树木及绿资源保护自治条例》。

上面这个故事，作为个案之一，后来曾被我写入了“行动者的道德资源动员与中国社会兴起的逻辑”一文中（《城市中国的逻辑》第六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

我注意到，与同时期大陆和香港的其他案例相比，由于有专业的社区营造团队和大学团队的合作，金山面个案中的各种参与者所提出的价值主张有着比一般“保卫家园”或“社区营造”更为丰富的内容：“……阐述者不仅要将‘金山面’的意义，从一地一区的地方利益推向全人类‘环境生态’的普遍问题，而且也不只是要将其扩展成一个市民参与、政治民主的市民社会建设问题，或仅仅扩展为一个保护‘乡土文化’的问题，它已经被阐述为诸如国家政治与市民生活的关系、地域社会自治的正当性等这样一些现代人类社会普遍面临的问题。”

抱歉在这里我用不无繁琐的学术用语来介绍我当时的思考。这是因为，对于这样的地方经验能否在当今世界的其他地方被成功拷贝，甚至金山面本身的今后会怎么样，我不无疑虑。

我们知道，地方族群、社区共同体在现代社会中的尴尬境遇正在于，它已经失去了限制其成员脱离它的权力；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社区也不再是土地、房屋等大宗财产的所有权的主体，甚至也不再是经营财产的经济主体；更为重要的是，在现代社会的个体和民族国家之间，“群体”其实处于价值地位的低洼地——除了国家是最重要的国民共同体外，个体相对于群体的优先权也为普遍的自由价值所倡导或被法律所保障。加拿大学者叶礼庭在他的《权利革命》一书中，曾专门探讨了“群体权利”所处于的尴尬处境——在北美移民国家，原住民的权利、以及各种移民族群的权利问题，始终是建设现代国家及其公正社会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又复杂的议题。作者甚至明确指出，“在处理与群体的关系时，没有一个自由国家真的如其所声称保持中立。”（第87页）

所以，如传统的聚落或工业时代的工矿社区等，虽然在许多人的情感生活中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但当居民们试图影响国家（state）或资本的再选择，或保护其曾经的地位、共同的利益时，当人们需要以群体为主体来维护其共同的价值规范时，他们能如何申张自身的群体价值及权利，能怎样整合内部成员并与国家或资本集团叫板？这些对于研究者而言，无疑是非常重要的题目，也是分析现代国家和社会如何演变的一个不可忽略的角度。

在大流动的时代，“故乡”的山水、“老家”的街区及宅园，通常被游子们想象为可以随时归去疗愈身心的港湾。但是，它们靠谁来维护？谁又能振兴它们？

那一次在金山面，我见到了开山伯公保护运动时的金山里“里长”吴庆杰先生。吴先生经营着一家米店，他的家就在米店里。那儿堆满了书籍和各种乡土资料，就像是一家书店，也像是一间办公室——墙上不仅挂着“金山面米店”的招牌，还挂着各种地图和社区运动的大幅照片。书桌的玻璃台板下，居然还有几张同马英九的合影。以前就曾听说过，台湾地区的地方官员是必须认真面对最基层的芝麻官“里长”的，因为“里长”们很容易就能见到“总统”。果然如此。

吴庆杰和他的书房。作者摄于2007年。

那天吴先生在家里向我介绍了他和金山面的故事，然后带我们到山上和社区里走了一大圈，分别时还送给了我一叠资料。

吴庆杰先生是当初“保护老樟树”运动的主要组织者，他称自己是“傻傻投入”了那一场运动。在一些新闻采访中他曾解释，自己所以参选“里长”，是为了要解决处水沟阻塞的问题，在跟亲友们商量后决定的。但后来在担任“里长”的几年里（1994-1998），除了日常繁忙的社区管理事务，他不仅投入了护树运动，还曾带着居民向相关机构提出过将高压电塔迁出金山面等的要求。由于对地方文史感兴趣，他还还成立了“金山面文史工作室”，跟文史工作者陈板和台湾“清华大学”李丁赞教授的团队一起，致力推动金山面及周遭地区的社区营造、以及人文与历史资产的发掘、调查、保存、抢救和解说工作。

后来我浏览相关的资料，发现他们的活动目标并不止于保护伯公树、保护自然环境，或一般意义上的社区营造。在他们的各种出版物中，活跃着大量在我看来不无新鲜的社区概念和地方社会建设目标，诸如“客家传统聚落”“先民遗迹”“新社区与优美的社区传统”“常民生活领域”，还有如“新故乡”“地域再生”“打造新家园”“地方文化软实力”“自然与人文保护战”等。

电视剧《马向阳下乡记》（2014）剧照。

这不免让我思考，当社会制度的建设发展到一定阶段，地方精英或乡镇社区居民在维护地方利益的活动中，能够以什么样的身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吴庆杰显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乡绅，他原本出生、成长在竹中，据他说是因为房屋质量问题，才搬到了新竹。虽然后来他将金山面地方社会的保护和建设研究当成了自己的人生事业，并为社区争得了利益，为自己赢得了不俗的声望，但他没有“乡绅”的认同。他在金山里不享受任何特殊的绅权。事实上吴庆杰先生尽管在第一任里长任期内为护树运动和地方文史工作投入了极大的努力，但在随后的“里长”连选竞选和“市议员”竞选中，他都没有成功。那以后很长时间里他没有再担任任何公职。一直到2018年，再次出山并成功获选了金山里的“里长”。

他说，“‘里长’是一项永续工程，此届是要继续来完成对于金山面愿景的承诺，让更美好的土地价值和生活情感可以一直延续下去。”虽然后来在2022年的连任竞选中他又一次输给了另一位候选人，但他至今仍然热心于地方事业。除了继续经营他的米店并担任新竹市“米谷公会”常务理事外，他还担任了“金山面文史工作室”负责人、“金山面文化协会”理事长等社会职务。同时期他的地方文史研究和宣传工作卓有成效——如今已经70多岁的吴庆杰是一位热情的金山面地陪导游志愿者；在网络上和各大报纸媒体上，可以看到他不少宣传传统聚落文化价值的视频和文字；他撰写的新竹地区、竹中地区的地方史系列书籍已经有一百多万字，有的被当地学校列入了乡土知识教材。显然，无论当不当“里长”，这位老人都一直自认他承担有维护社群利益的责任，肩负着传承地方文化的使命。

在许多悲观的人看来，地方社会的振兴，不啻一个现代的乌托邦。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社区共同体这一聚落抱有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