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泽谕吉:人人都想当官的国家无法强盛!

科技   2024-06-27 22:53   河北  
编者按:

福泽谕吉(1835年1月10日——1901年2月3日),日本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明治时期杰出的教育家、日本著名私立大学庆应义塾大学的创立者。他毕生从事著述和教育活动,形成了富有启蒙意义的教育思想,对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而被日本称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明治时期教育的伟大功臣”。

人人想做官的国家是不可能强盛的,无论是清王朝覆灭后的中国屈辱的近代史,还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取得的长足发展,都从正面、反面证明了这个道理。

文/野鹤易学

日本的纸币常常被人称为“拒绝政治家的货币”,因为其不论面值大小的纸币上印的头像都是诸如思想家,教育家,作家等某领域对于日本做出突出贡献的大人物。
而福泽谕吉,不仅是当今日本流通的纸币中最大面值10000日元上印的人像,而且他已经连续两代出现在该面值的纸币上,所以在日本民间,人们也习惯将一万日元称为“谕吉”。
那么,福泽谕吉到底何德何能可以赢得此殊荣呢?有这样一句话对他做出了评价:“靠三寸不烂之舌和一介文人之笔来推动社会启蒙。”
因为福泽谕吉是日本最早放眼看世界的思想家和教育家,而“一个国家所以能够独立,那是由于国民具有独立之心”作为他的核心思想之一,更是启发了无数救国救民的思想革命家。
很多人崇敬福泽谕吉,是因为他目光远大,敢为推进日本文明化的理想而奋斗,去大步追逐西洋各国。但很多国人恨福泽谕吉,是因为他指引日本迈向文明的代价是间接推动了侵华战争。
福泽谕吉曾说:人人都想做官的国家无法强盛!在他讲道理的同时,也深深表达了对于中华民族儒家文化的蔑视。
“爬”出日本,三问西洋
众所周知,日本文化在唐朝时期深受中原文化影响,自此日本便成为了汉文化圈的一员。以至于在日本近代,社会等级森严,在封建礼教与官宦制度影响下,人人皆将走入仕途视作“青云之路”。
当时,在儒家思想影响下的日本社会,人若出身于官宦大家,一生便可衣食无忧。对比之下,出身卑微之人如不入仕途,便只能在社会底层饱受剥削。而在幕府统治末期出生的福泽谕吉,家里便是非常卑贱的下级武士。
他的父亲福泽百助是个忠诚的儒生,十分崇仰中华文化,甚至谕吉的名字也是他读过清朝人写的《上谕条例》而取的。
可是,福泽百助一生也没打破阶级的压迫,在福泽谕吉两岁不到的时候,反而成为了幕府统治下官僚制度的牺牲品。
即使父亲已与世长辞,但他确立的儒学家风却长久地影响着他们一家人,福泽谕吉的哥哥就明确了“至死也都是忠信孝悌” 。
福泽谕吉十四、五岁的时候,开始发奋读书,他非常系统地学习了汉文化,在中国文明中吸取了大量的养分,甚至成为了一个远近闻名的汉学家。可是就这样一位人,日后却有一天与“儒家文化”坚决道别。
福泽谕吉在与出身显赫的同龄人相处时,就深深地感受到了来自位高权重之人的恶意,以及背后等级制度的压抑。但与有相同出身的人不同的是,福泽谕吉不会抱怨,更不会一口咬定自己的未来是灰暗的,他只想离开这里,离开德川幕府统治下的中津藩,爬出日本制度的囚笼。
得益于美国海军强行打开日本国门的“黑船事件”,福泽谕吉摸到了他期望已久的“梯子”。在兰学大家绪方洪庵的指引下,福泽谕吉开始接触到了西方近代科学知识,从此拉开了他学习西方文化的帷幕。在那个时代,英文的学习更是让福泽谕吉如虎添翼。
1859年,福泽谕吉在百般恳求后终于搭乘咸林号“爬”出了日本,远赴美国。此后多年,他又求得了两次公派出国的机会。
尽管当自己脚踏异国的土地上有多么的不适应,但正是这三次远赴欧美的考察经历,给福泽谕吉的思想和认知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此福泽谕吉开始主张“和魂洋才”的思想——在不摈弃大和民族优秀精神的同时,鼓励日本民众学习西洋文化。他将开眼看到的世界翻译给国民听,兴办学校以鼓励日本民众学习科学知识,提倡自由平等的现代价值观。
“儒家信徒”为何“恩将仇报”
福泽谕吉曾说:“一个国家所以能够独立,那是由于国民具有独立之心。如果人人都想做官、举国上下都是老一套的十足官气,那么国家无论如何不能强盛。”
想要国家繁盛,便是要学习有实际用途的知识,放弃与生活实际没有关系的知识。在福泽谕吉眼里,这个脱离实际的学问就是儒学,那么,为何曾经的“儒家信徒”反过来抨击儒学与汉学呢?
当然,其背后不无道理。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崇尚儒学的封建社会,而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受到统治者器重的关键原因,是其可以培养出无数忠君爱国的人民。
人人皆知“士农工商”的社会地位,人人皆对“士”趋之若鹜,那么无数青年志士便只会研习呆板的八股文,一个国家又怎会拥有充足的生命力呢?
人人想做官的国家是不可能强盛的,无论是清王朝覆灭后的中国屈辱的近代史,还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取得的长足发展,都从正面、反面证明了这个道理。
正是福泽谕吉早年在一头扎进四书五经的学习,也让他明白这曾经繁盛的汉文化里到底有怎样的诟病和要害,所以他在当时畅销的著作《文明论概略》中就极力主张:日本要脱离儒家文化的束缚。
儒家文化确实已不再适应历史潮流,然而,我们在他的著作中,为何更多看到的是他对于汉学毫不留情的攻击?最直接的原因,还是要从福泽谕吉从小的生活环境和家庭经历中找答案。
在那个“君君臣臣”的儒家思想是天地唯一真理的时代,父亲满腹经纶却无处施展,高门弟子的不公平的对待,亲兄弟对于自己命运的屈从,种种一切都在福泽谕吉的心中埋下了“敌视儒学”的种子。旧时,他根本无法将家庭从腐朽的制度中“拯救”过来,更造就了他对此极端叛逆的性格。
直到福泽谕吉接触到西学,在思想上“脱亚入欧”,真正地与儒学彻底告别,他心底的那个“否定儒学”的种子才得以茁壮成长——他坚信与西方文化比起来,儒学只是“糟粕”。
在我们眼中的福泽谕吉
作为日本第一个开眼看世界的人,福泽谕吉对于日本思想启蒙运动的推动做出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相比较同时期其他亚洲知识分子,他看待思想变迁更加全面,在将西方先进的知识带入日本时,他没有全盘照搬,而是挑选出了适合日本本土文明的部分进行传播与教育。
而福泽谕吉的思想也一定程度上,为我国的思想革命运动做出了贡献。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等人不得不出逃到日本,在日本停留的日子里,他没有停止脚步,开始全面学习了解福泽谕吉的思想启蒙活动。
福泽谕吉的文明三段论给梁启超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学成归国”后的梁启超便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日本大儒福泽谕吉语录》。福泽谕吉的思想在当时具有相当的前沿性,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伟大实践就证明了他“独立自尊”的言论。
可是福泽谕吉在推动“侵华战争”上依旧难辞其咎。他在《脱亚论》中开门见山便是“日本优秀论”:日本国民的精神却已经脱离了亚洲的陋习,转入西洋文明之中。
而笔锋一转的“侵略中朝,跻身欧美列强” 在很多学者看来,他的思想言论,已经很大程度上在日本民众中煽动起一股军国主义的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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