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因为父亲热爱阅读，对我的影响非常大。父亲学工，却喜爱文学。他常给我讲《唐人小说》，那是他伯父（编注：即南京大学教授汪辟疆）编撰的。“南柯一梦”、“柳毅传书”这类故事，都是从父亲那里听来。闲时他还给我们讲古文。中学年代我把“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当座右铭。“文革”时许多书被禁，哥哥借来一本《第三帝国的兴亡》，立即被父亲霸占。场景非常有趣：哥哥白天看，父亲一回来就立即让位。父亲看时，旁边还要放一本地图，以便核对。而父亲一走，哥哥又全盘接管。在家里，父亲随时都在看书。当年父亲上厕所前找不到书大发脾气的场面，直到今天，家人聚会时还当笑话说。父亲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可谓一言难尽。他懂五国语言，那么有才华，那么勤奋，但大半辈子都在政治运动中蹉跎。“文革”中有一种批斗方式叫“坐飞机”，即从身后架起被斗者的双臂，令其弯腰，又从其身后揪扯他的头发，令其抬头望着群众。父亲担心自己挨斗时会经受不住，就把头发剪得很短，以免被人揪扯，又天天在家里练习坐飞机。他在门背后练习时，我就坐在他的椅子上看，有时父亲会问我动作标不标准。少年时不懂其中滋味，但三十多岁后，想起这些，真觉得悲凉入骨。
一个人的人生观是许多事、许多人，以及个人经历、甚至包括阅读所共同塑造的。父亲这代人以及父母家族所有人的命运，都让我看到个人的渺小和在命运面前的无望。无数个人的悲伤，无数个人命运的不可抗拒，导致我的悲观。我的宿命感好像与生俱来。人活着就是一件虚无的事，这没有办法。人生来就知自己有死的一天，活着是通向死的必然通道。只是人不是一个人活着，是与很多人一起活着。大家结伴而行，能好好走，就好好走吧。
就算全世界的人都烦我，又怎样？
19岁那一年，我当了搬运工。这是我很感激命运的事，仿佛上了人世间一堂大课。最初接触搬运工，我很受惊。比如他们总是随地大口吐痰，脱口骂脏话，还有女工们追逐着脱男人裤子。有天一个青工上班时说：我老娘在我跟前啰嗦，我烦不过，一脚把她踹到墙角，她半天都爬不起来。他说时兴高采烈，一边还比划，听得我惊心动魄。当我来到棚户区，也就是我的小说《风景》中写到的“河南棚子”之后，所受的震动更大。一个同事家只有五六个平米，他跟父亲睡上下铺，桌子是一个纸盒子，里面装衣服，平常铺块塑料布当饭桌。即便如此，他们对生活还是持一种达观态度。当然，这种达观中也有无可奈何，用他们的话说：怎么办呢？只能这个样子呀。他们的状态，不可能不影响我的人生观，以及我多年的写作态度。知识分子相对自私，工人则豁达得多。这当然也是不同的工作方式所造成的。知识分子多数不关心他人之事，有时这是好事，但更多让人有冷漠感。工人却不。他们对朋友很仗义，江湖气比较重。他们活得有强度也韧性，扛得住人生的艰辛劳苦。知识分子眼里的苦难，在他们那里可能什么都不是。他们没有那么矫情，表现得很自然，很放松，很坦荡。我写过不少底层人物，像《万箭穿心》的李宝莉，她是我很喜欢的人物。她大大咧咧的，粗糙而没文化，但遇到大事却不糊涂，能扛得住事。在这点上，我是像她的。我遇事不会害怕，不会退缩，典型吃软不吃硬的那种人。年轻时我也很冲。1982年我还在上大学，一次诗会上，老诗人让我这个在场唯一的大学生发言。我说，很多老诗人已经写不出诗来了，可他们还在使劲写，这是很悲哀的事；更悲哀的是，他们不知道他们的诗已经没人读了（大意）。那时太年轻，说话太不客气，也不知道自己得罪了人，结果被批了很久，吓得我好几年开会都不敢发言。其实不过是说了真话罢了。我说话向来直率，时间一长，大家也习惯了，有时候还笑我“童言无忌”。至少在湖北，我的坦率直接是很有名的。自然有人会不高兴，不过我想，你不高兴也不关我的事。我其实多是对事不对人。我也认真思考过：是改变自己性格的难度大呢，还是扛住别人、尤其是上级的厌烦难度大？后来想，就算全世界的人都烦我，又怎么样？谁想烦就让他烦好了。多大个事呢？如果一个人无所求，就可以按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和说话，没什么可以畏惧的。我可以扛住我自己所作的任何选择，以及性格带给我的所有：幸和不幸。在我看来，在对一件事情或一个人的判断上，伪知识分子多以对自己有利无利为标准，真知识分子则站在一个健康社会共同认定的价值标准上进行判断。当下的知识分子圈比起从前严重退步，知识分子从未像现在这样堕落。我写过一篇小说，《惟妙惟肖的爱情》，谈到父子两代知识分子。前一代人虽然也有问题——比方被各种运动折腾得精神畸形，但到底有底线。他们至少尊重知识，尊重规则以及尊重大学。现在却是无底线的为所欲为时代。官本位的学校已没有大学的尊严，没有学术自由的空气。大量知识分子迅速向权贵靠拢以及尽可能谄媚，尽可能为己谋利。说退步，还太温和了，知识分子一直都在退步，而现在，用堕落一词更准确一点。我家的人都对政治不感兴趣。文坛有很多派，但我不属于任何一派。我也曾有机会当官，三十几岁时被选去当省人大常委。大家告诉我，这是要培养你了，但我就是没兴趣。我这辈子就是想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作家，这是我最大的欢喜。但我也不算特别叛逆的人。比方让我当省作协主席，我也不想当，但同事们希望我不要拒绝，我想，只要能让我继续写作，当也可，不当也可。多大个事呢？像我这样的作协主席不是公务员，不是党员，基本也不管事。但这个身份还是会影响我说话的尺度。我认为自己只代表个人，但人家不这么看。比方我在微博上批评鲁迅文学奖评委“重人情而轻文学”，虽然这是事实，但到底还是不太合适。毕竟评委是作协请来的，而我是这家作协的主席。妥协的事自然也会有。比如党组领导常是空降来的，他们从未在文学圈待过，会有一些不合适的决定。所谓妥协，就是我不参与。若说有没有限制，还是看自己的人生态度，只要自己不拿自己当个主席便也就没什么。我觉得这个社会的问题还是出在体制本身，改革是必须的。我常跟人说，看中国的改革有没有深入，就看作协和文联这样的机构有没有取消，或者以其他方式存在。在眼下这样的社会，作为作家，精神上的痛苦当然是有的。它们来自看到全社会堕落和溃败的失望感，看到文化被破坏得难以挽救的悲观感，还有看到人性之恶已然放大到无以遏止地步的绝望感。事到如今，我们却还不回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