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唐郡 编辑 | 张威
周小川表示，从历史经验来看，40%左右的总储蓄率如果能在国内充分投资好，一般来说是不容易的，因此偏多的储蓄必然有一部分需要变为对外投资
“从数量上估计，45%左右的总储蓄率里可能有3个-5个百分点全用于对外投资。”
12月15日，在《财经》年会2025:预测与战略暨2024全球财富管理论坛现场，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就中国对外投资的优化给出建议。
周小川表示，从宏观经济恒等式来看，总供给必然等于总需求，而总需求=总消费+总投资+净出口，其中总投资应该等于总储蓄。
据有关机构测算，中国2023年总储蓄率是GDP（国内生产总值）的44.3%。“这在全球来讲相当高。”周小川表示，“总储蓄过高也反映了需求有所不足，所以需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从历史经验来看，40%左右的总储蓄率如果能在国内充分投资好，一般来说是不容易的，因此偏多的储蓄必然有一部分需要变为对外投资。”
在周小川看来，扩大内需和对外投资并不矛盾。“我们国家在扩大内需方面，决心是很大的，但是过去我们这方面的经验并不丰富，目前还在摸索过程中。另外也要看目前内需缺口有多大，如果比较大的话，填补缺口也绝非一日之功。”周小川表示，“从数量上估计，45%左右的总储蓄率里可能有3个-5个百分点全用于对外投资。”
“对外投资要想用好，就需要优化，要创造条件进行优化。”周小川指出，多年来，中国在吸引外资的优化方面经验丰富，而在对外投资方面经验相对较少，未来优化空间很大。
如何优化对外投资？周小川提出七点建议：
一是国别方向优化，更多选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过去很多机构比较重视在欧美投资，包括投资于他们的高科技行业等，但是我们要看到当前的国际形势，有些国家搞小院高墙、保护主义，使得中国的对外投资必然要更多地选择‘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对我们有很大的战略意义。同时从刚才所说的全球气候变化、绿色发展和能源转型等方面看，‘一带一路’投融资的空间也更大。”
二是产业布局优化。投资绿色能源发展和能源转型，是实现优化的重点。
三是优化对外投资的主体结构，包括所有制结构。
周小川表示，过去外汇储备和国家大型金融机构占比较大，而近十年、二十年来民营经济对外投资增长很快，未来应该进一步制定好民营经济对外投资优化的政策。当然对一些有问题的投资领域也要研究如何进一步管理好。
四是融资结构优化，主要是优化股权和债权之间的关系。
过去中国的债权融资占比很大，因此要逐步有效地扩大股权投资，适当减少债权所占的比例。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多实践。除了大家常规理解的股权，还有些准股权类的投资形式，包括BOT(Build–operate–transfer，建设-运营-移交)模式，以及项目出问题后再转为BOT或者债转股等形式。
五是债权融资类别优化。
三四十年前，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债权融资以银行贷款为主，后来慢慢转向由需要资金的国家发债融资，特别是相当一部分是向私人投资者发债融资。我们在这方面也已有所开始，比如部分国家发行熊猫债（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市场发行的人民币债券）融资。在发债的币种上，可以是人民币，也可以发美元债。
“为什么同样是债权，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原因之一是如果是以机构贷款的形式，在需要进行债务重组的时候，债权人所处的位置是不一样的，大家可以从最近的很多例子，像斯里兰卡、阿根廷的例子中都可以感觉到，因此这方面也有优化的途径。”周小川说。
六是“走出去”的机构结构需要优化。
过去中国“走出去”的机构以国开行、进出口银行为主，同时有少量商业银行，以及中投公司、丝路基金等机构。未来“走出去”的机构应该更加多元化，有更多的民营机构参与进来。此外，要更多用好区域性多边机构，AIIB（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NDB（新开发银行）。
七是币种优化，增加人民币使用。当前，中国已经有很多项目用人民币或者用混合币种进行对外投融资。随着人民币在整个国际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包括人民币在可兑换和自由使用方面进一步的提升，人民币未来的前景会更为广泛。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受传统习惯和惯性的影响，仍旧还有很多人一提起投资就说硬通货，就说美元。这种转换需要一个过程，需要我们做很多的工作，做很多的探讨，也需要搞好自己内部的改革和优化，因此币种方面的优化也是很有前景的。”周小川表示。
